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模范与典型

点击：  作者：徐俊忠 等    来源：《开放时代》  发布时间:2017-09-19 10:12:59

 

  

 

【编者按】第四次开放时代工作坊由开放时代杂志社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合作，于2017年6月10日至11日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召开。本次工作坊的主题是“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近十多年来，对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的研究，成了学术界的焦点与热点问题。遗憾的是，一些偏激之论不仅失却学术讨论应有的理性，而且遮蔽了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丰富内涵，似乎集体化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没有地方传统的均质化的社会，似乎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民是没有主体性的农民。我们认为，这种对共和国重要历史阶段的简单化处理，是极为不妥的。

 

　　本次工作坊旨在从个案研究入手，辨析重大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地方差异，深入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的脉络，呈现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多元性与主体性，从意识形态的争执中拯救乡村历史。

 

　　评议、自由讨论及回应环节中发言者的标题为编者所拟。部分发言者的发言内容不在本专题之列，本刊将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后续刊出。 

 

模范与典型

 

　　徐俊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里的农村图景

 

　　就《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来说，每一篇基本上都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关于农村的图景。农村的合作化怎么办？这是毛泽东编这套书的目的。这本书经过两次编辑，第一次编纂的材料到了9月已经编完了，毛泽东也写了序言。9月份以后，因为当时10月4日到17日这段时间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把9月之前编纂完的稿子，121篇材料，印发给参加会议的人征求意见。材料主要是截至1955年上半年，但1955年下半年中国合作化的发展进程非常快，因此大家觉得还有一些东西要补充，最后，这本书是在1955年12月27号定稿。那么，定稿做了什么样的改变？原来的121篇去掉30篇，再补充新的八十多篇，共176篇，总共九十多万字，毛泽东在序言里提到为第二版再次作序，老人家竟然为此写了104篇按语。

 

　　大家想一下集体化时期是不是均质化的时期？绝对不是均质化的，这些材料每一篇都是一个鲜活的典型。实际上，毛泽东做的这个工作为后面的一个工作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个发展纲要就是我们后来讲的“四十条”，所以怎么来看待这一套文献？没有这一套文献做充分的准备，就没有后来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我认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最深刻的是在当中写了许多不是农业的事情，“文不对题”。这不同于90年代以后的农业发展纲要那样让我们看不懂，我相信农民更看不懂。“四十条”就是大白话，一看就能懂，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四五八”增产的目标，还有个棉花的，围绕着增长目标的技术保障、组织保障等。除此之外，还写了很多根本就不是农业的内容。所以我说其最深刻之处在于“文不对题”，就是写了许多非农业的内容，比如，农村为什么必须移风易俗？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农村不移风易俗真的是够呛的，红白喜事的问题，十分重要。还有扫盲，农村要开体育活动，农村要搞爱国卫生运动。农村还要搞三网：建设道路网，就是改革开放后我们说的路通财通；广播网，太重要了，比如，对渔民来说，当时整个的条件比较差，广播说什么时候有台风，大家根据广播往回赶；邮电网，现在我们说的通邮，等等。整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就是一幅崭新的农村发展的蓝图。

 

　　这个先按下不表，我回应大家提到的一些问题。首先，我觉得中国走合作化道路绝对不是哪一个人的头脑发热，或者哪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的神经发作，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土改以后，农民靠着土改所分得的土地能不能过得下去，大家要考虑。我这里提供一组数字，全国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人均土地是3.27亩，这是全国平均值。然而，各地情况不一样，河南安阳北关区人均是1.5亩；湖南的湘潭为1.57亩；湖南的茶陵为1.91亩；浙江土改以后，雇农人均土地是1.86亩，贫农是1.44亩，中农是1.84亩，富农是2.78亩；广东更糟糕，平均是1.3亩，就一亩三分地。那么，在当时那种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生产条件、亩产量的状况下，农民能不能过活？第二，中国快速走向合作化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大家不要忘记，即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这意味着什么？如果维持单家独户，中国的新政权马上面临着要直接从1.2亿户农户那里征购粮食的问题。我走进历史以后，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数据告诉我，走上合作化的路绝对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的神经发作，而是确确实实由很多很多很具体的问题所造成的。

 

　　李放春：陈永贵为什么取代李顺达？

 

　　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存在内在差异性和多元性，我想是不是可以通过研究毛泽东时代的太行山区的两大“名模”，即李顺达和陈永贵，通过对他们进行比较，是不是可以体现出乡村社会内在的差异，这是我选题的缘由。

 

　　这二位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人物，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个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劳动模范里最有名的两位。李顺达大概是1950年开始正式成为所谓的“全国农民的方向”，陈永贵大概是从1964年正式成为全国农业模范，所以，这两个人应该是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各领风骚十几年。我的问题是，1950年的时候，李顺达取代了过去在延安大生产运动期间崛起的陕北劳动英雄吴满有，而到1964年陈永贵取代李顺达，到底是为什么？或者说我们换一个方式问，有什么必要？如果我们要换一个劳动模范的话，有什么必要再从这个太行山区来找一个，从别的地方找一个不好吗？这是一种思考。再一个，这种取代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难道是因为审美疲劳吗？十几年了该换一换？这个是我想问的问题。

 

　　如果我们来看这二位劳模的政治履历的话，似乎这种取代是很自然的，因为李顺达的政治履历比陈永贵老，他是1938年就入了党，在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就已经是著名劳模了，这些是陈永贵不具备的。而陈永贵1948年入党，50年代才做了当家人，所以从代际上来讲，似乎是两代人。但如果看年龄，实际上这两个人是同龄人，正好都是1915年出生的两个当家人。这就使得我有疑问，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李顺达取代吴满有还比较好理解，新中国成立之初，吴满有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而李顺达正当壮年，三十多岁，从劳模的形象上来讲，也应该有青年取代老年，后继有人，我们就不再提吴满有在解放战争中遭遇的偶然，这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总的来讲是一种自然的代替。但是到了陈永贵，就比较难以理解，两个同龄人，又都是太行山区出来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楷模，都是当家人，而且他们的背景也很相似，都是外来户，逃荒到了这个村庄，然后带领这个村庄的发展，这些都很相似，到底为什么陈永贵会取代李顺达？当然，如果我们看一些基本数据的话，似乎可以找到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在毛泽东时代要成为楷模很简单，就是要产量大。如果看产量数字的话，很清楚，大寨和西沟相比，应该是到1957年的时候，西沟已经突破了400斤的平均亩产量，就是说“跨过黄河”了。到1958年的时候，大寨当年的平均亩产量是543斤，首次超过了西沟的454斤的记录。从1958年开始，大寨的产量不但持续超过西沟，而且遥遥领先，我想这是陈永贵取代李顺达的重要基础，硬实力。

 

　　但是如果就这样回答了问题，总感觉有意犹未尽之处。而且，1958年大寨平均亩产量就超过了西沟，为什么直到1964年陈永贵才正式崛起，成为全国性的农业楷模的形象？陈永贵的成绩不是那个时候才做出来的，其实在50年代初就已经做得非常好，1958年超过西沟而且遥遥领先，到1964年才成为劳动楷模，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赶超、取代和当时大的国际形势或者国内的政策形势联系起来才能够有更好的发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在这两个个体之间，是否有禀赋上的差异？所以我的文章计划从这两方面：一个是从外在的形势，给一个解释；一个就是从微观个体的内在因素，给一个解释。

 

　　首先，我想从外部形势来讲，50年代初，影响中国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国策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苏关系。特别是在50年代早期的时候，中苏同盟的关系实际上深刻塑造了我们国家早期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程凯讲的50年代初示范合作社，实际上就是要将苏联的先进经验介绍给老百姓，用顺口溜讲给农民去听。李顺达的个人履历实际上就是与学习苏联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1952年，李顺达就有访问苏联的经历。他从苏联访问回来以后，把苏联的先进经验，西伯利亚先进的造林经验带回西沟，当然不是说在这之前他都没有造过林，而是去了苏联以后，就坚定了他要建设社会主义山区的决心，西伯利亚都可以搞，为什么我们西沟搞不好？这里面有一个小山村和国际先进经验挂钩的经历。这里不能详细地列出李顺达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讲，一直到1957年，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的时候，苏联专家还专门去西沟访问，西沟欢迎了苏联专家，并且交流经验，向他们展示了学习苏联经验所取得的一些成就。

 

　　所以，我们看西沟，有中苏同盟背景下学习苏联经验，走苏联人民的道路这样一段经历，西沟与苏联经验是紧密联系起来的。当然，我们知道中苏关系从1959年开始恶化，到1963年的时候公开破裂，那么从1963年的9月开始一直到1964年的7月，中共对苏联连续进行公开的批评，就是著名的“九评”，在这个时间段内陈永贵就实现了崛起，虽然有巧合的一面，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是，我的理解不仅仅是巧合。

 

　　1963年9月，毛泽东就讲过一句话——“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1949年，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说，我们如果找先生，谁是我们最好的先生？苏联是我们最好的先生。但是到1963年的时候就说，离开老师，我们就自己干。而1963年本应是“三五”计划开盘（当然实际推迟了几年），并且这个“三五”计划的核心精神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那么，作为陈永贵来讲，这是个历史契机。恰恰在1963年的时候，大寨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灾，这本来是坏事，但给他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非凡能力的机遇。陈永贵在灾难面前展示出的能力绝对是非同寻常的，“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危难之际，他的表现，比如“三不要三不少”，不要国家的救济，就靠自己，不但要重建而且要力保向国家交粮的数量，一斤粮都不少，该交的全部交，而且事后的结果是1963年大寨的产量仅仅略低于1962年，不但没有出现饥荒，也没有大的减产，这在当时来讲是个奇迹！当然，后来有传言说1963年还有增产，这就有点夸张了。但是，的确是没有大的减产，这体现了他强大的领导能力。这就联系到我们强调的另外一个因素，即陈永贵内在的政治禀赋。怎么去解释呢？

 

　　我想联系运用马克斯•韦伯研究权威提出的三种支配类型。讲领袖类型，其中一种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卡里斯马型”的领袖或者权威，国内也有人翻译成超凡魅力型权威。我用这个概念是价值无涉的，使用这个概念不是因为我崇拜陈永贵，也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他。其实韦伯在使用卡里斯马概念的时候，有的典型案例是他很讨厌的，但是只要他具备这种非凡的能力，能够说服追随者，那么他就是一个卡里斯马型领袖。能够给追随者带来幸福，能够创造奇迹，不断证明自己就是那个天命人，那么他就是卡里斯马型权威。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陈永贵的确是具有非常强的卡里斯马因素，看他的履历可以发现，他的很多决定、举措都是超乎寻常的。从互助组时期加入老少组，十年的造地，之后的1963年抗灾，“三不要三不少”，好像每一个举动、每一个决策都体现了他的非凡魅力，而相对来说，李顺达，我们不是说这个人没有能力，而是说他更像是一个一般的劳动模范，也就是后来人讲的李顺达是一个“老实人”。而接触过陈永贵的人，像冯东书，长期在大寨采访，他说陈永贵是一个“农民政治家”。包括中共党内的高层的领导，像李一清这些人，了解、接触陈永贵之后都说这人在政治上非同寻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毛泽东这么器重他，一直把他提拔成国务院副总理，在此，我只能简述。

 

　　那么，我的初步结论，就是陈永贵是中国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的象征，他和李顺达的政治意涵不太一样，李顺达表现出和苏联很强的联系，陈永贵则是更多地和毛泽东思想、中国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最后讲一点，陈永贵是毛泽东重塑延安革命精神，也就是愚公精神的一种现实寄托。

 

　　郭永平：红色记忆、革命遗产与村庄重构——以大寨为考察对象

 

　　大寨是为大家所熟知的，我的文章是根据田野调查的经验材料所提炼的一些见解，主要由引言、结语，以及正文三部分构成。先从田野考察和田野反思谈起。2011年到2012年，我在大寨进行了12个月的田野考察。此后，每年都至少去两次。从去年开始，我就在反思，大寨人的讲述内容以及讲述逻辑，也就是说，他（她）们为何讲述，怎样讲述，讲述什么等这一类问题。之前我呈现给各位的十几张照片并非仅仅是让大家对大寨的概况有些了解，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照片背后代表的符号意义以及在后集体化时代所具有的遗产价值。今天我想探讨的就是，记忆，以及与记忆密切相关的革命遗产对今天大寨所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把记忆当作是革命传统来研究的话，裴宜理先生的《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张乐天先生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以及周海燕老师的《记忆的政治》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集体化时期的政治遗产对后集体化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我的研究就是追溯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对今天的大寨社会重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这种社会记忆，或者更加准确一些应该是特殊的红色记忆，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记忆的存在也是一种政治的心理构图。

 

第一部分是红色记忆。在调查中，我发现大寨人常向我讲述的是战天斗地的过程和领导人的来访。例如，“三不要三不少”的提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的“三战狼窝掌”。还有集体化时期的周恩来总理三访大寨、后集体化时代的朱镕基总理访问大寨，实际上朱镕基访问大寨的时间很短，但是朱镕基总理对于大寨社会的转型和重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部分，将大寨典型置于一个空间来考察。大寨的村庄复原过程中呈现出政治的博物馆化。从展品的摆放到参观的路线是通过什么样的逻辑建立起来的，想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东西，不想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就以展览馆的呈现为例。展览馆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集体化时期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战天斗地精神的展示；第二部分是后集体化时代郭凤莲带领大寨人进行的转型与重构。我们要思考，这两部分重点想展示什么，或者说想让参观者记住什么？在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大寨这个博物馆化的空间中，想让我们记住什么，又想让我们忘记什么？

 

　　第三部分是红色记忆与大寨现实。在后集体化时代，大寨文化景观的构建，政治景观的发明给大寨人带来了切身的利益。20世纪90年代初，郭凤莲刚回到大寨，重点发展的是企业，但到了2000年以后，企业难以为继，在此状况下，大寨开始重点发展旅游业。与华西村和南街村的发展路径不同，大寨后来的重构主要是依靠文化景观所承载的革命遗产，依靠的是旅游业。郭凤莲回到大寨后之所以能够实现村庄的转型与重构，除了郭凤莲的个人魅力外，大寨曾经辉煌的历史对村庄的再度整合起了很重大的作用。

 

　　第四部分是红色记忆与典型道路。大寨实现了从革命遗产到符号资本的转换，这样的转换过程是内外合力的结果，除了大寨辉煌的历史外，郭凤莲的个人魅力也起了很大作用。但除此之外，还应该看到郭凤莲回到大寨后还兼任过昔阳县政府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职务，直至今天，这位曾经的铁姑娘依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这看似只是头衔，但头衔这样的荣誉是与资源的供给密切相关的。所以，大寨的转型是一个内外合力的结果。不论是大寨村庄的重新复原，还是话语的讲述都在强化红色旅游和红色记忆。但是，在此过程中由于商品意识的介入、商业利润的驱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红色记忆的一种消解。在如今的年轻人身上，大寨精神已经越来越远了，红色记忆也只是因为能带来经济效益才被不断重构，这应该是红色记忆经济学的意外后果。

 

　　马维强：山西潞城的土改整党

 

　　韩丁的《翻身》被看作是革命史范式的经典文本，但是在学界受到诸多质疑。韩丁是否真实地展现了张庄土改整党的原貌？整党试点同时期的其他村庄情况是什么样的，张庄具有多大的代表性？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比较好的研究。我想通过对潞城的考察，对全县土改整党的状况及张庄在整个潞城土改中的地位做一个初步研究。我使用的材料主要是从潞城市档案馆搜集和整理来的，涉及县级层面及村庄，包括县委工作总结、会议记录，村庄工作队工作情况、党日活动记录等。我们也发现了韩丁当年研究张庄时利用过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在《翻身》中有具体体现。2010年我曾去合室及周边村庄进行调研，在整个土改整党中，合室在十几个基点村中是做得比较好的。

 

　　我提交的论文比较长，从工作队进入村庄之前的地委整党到村庄建党建政的结束，共分为七个部分。整个发动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14个基点村的情况各异，表现出很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及不同的过程。其实，土改和整顿干部是中共革命过程中相生相伴的两个重要主题，土改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及其实践不言而喻，而干部作为土改政策的执行者在乡村基层是推动土改的关键因素。如果把视野扩展开来，1948年的土改整党只是这个序列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从中共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进入根据地开始发现贫雇骨干，将其纳入干部队伍，进行管理和改造，如反新贵、反蜕化、整风运动、“洗脸擦黑”、土改整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与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查减运动、土改复查、填平补齐、查田运动等的土改运动，这两方面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中共对于干部的改造本身就是围绕着在基层工作的展开而进行的，其中体现出怎样的干部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理念，具有怎样的实践特征，勾画的是怎样的中共革命的面貌等，这些都是涉及中共革命的比较大的历史命题。

 

评议

 

　　李怀印：农民抵制合作化源于对地方干部的不满

 

　　四位报告人精彩的发言，内容很丰富，信息量也非常之大。首先，徐老师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所展现的当时乡村图景的分析，我非常赞同。当时的176篇报告出来之后，毛泽东是满怀激情地去阅读，花了大量的心血去写批语，我总觉得毛泽东不光是一个政治家，有一种高瞻远瞩的宏大气派，还是一个抱有激情、非常有个性的诗人一般的人物。两个矛盾的个性有其好的一方面，同时也带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一面。至于176篇文章，是不是完全符合实际？到底有没有人研究，是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还是当时的基层干部乃至省一级的干部或者新闻记者，为了迎合毛泽东的意向，把地方上的这些情况加以理想化，加一些故事在里面，使毛泽东看了以后更加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判断？所以，这篇文章老是想让我了解更多。我自己做过一些合作化的研究，看过一些档案，比如说，江苏东台县和松江县的合作化，不管是从互助组到初级社还是高级社，尤其是在高级社过渡这个过程中，农民的抵触情绪还是严重的，各种各样的围攻乡政府、围攻村干部的情形，在南方这一带，非常之多。所以，我有一个初步的看法，即六七十年代成形的一些关于集体经济管理的基本制度，比如说农民收入分配、工分粮占粮食分配的百分之多少、口粮占百分之多少、干部必须参加劳动、贫下中农参加队委会，诸如此类的规定，都跟农民当初的抗争有关。农民抵制合作化，主要是对合作化当中地方干部的做法不满，尤其是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之后，干部的权力陡然增大，不关心普通社员的疾苦，官僚主义十分严重。

 

　　李放春的这个报告，我就只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陈永贵大红大紫以后，李顺达的地位到底怎样？你在报告中也提到李顺达做了二把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维强老师的报告真是太精彩了，我觉得是对韩丁《翻身》这本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补充，如果翻译成英文，我估计在国外肯定会有很多人看。因为国外60年代以后对红色中国的认识是从《翻身》这本书开始的，太多的人，只要是学历史的，或者是美国那些学通史的，相当多的人都是看了这本书，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如果能把这篇文章介绍到国外，也是一篇佳作。

 

自由讨论

 

　　老田：《翻身》里的张庄恰恰是共产党批判的极左典型

 

　　我对马维强老师的文章提一点看法。我读《翻身》这本书的时候，反而不觉得张庄的革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也不代表革命比较好的一面，它恰好是共产党批判的极左典型之一。依据马老师的研究，张庄的状况不是一个孤立的典型，而是被选定的十几个典型中间的一个，这是我首次知道。共产党对土改的极左政策有过总结和批评，主要针对两个极左口号：一个是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还有一个是在土改整党过程中，对老的积极分子和老干部不相信，称他们是阻碍前进的石头，要搞“搬石头”。韩丁的书里，有大量张庄各种极左做法且激化矛盾的记载，当然后来有所纠正，没有极左到底。对于土改的阶级阵线问题，毛泽东提出过“富农放哨、中农睡觉”的说法，要求不触动富农，好让中农安心，要团结中农和富农，不是只要贫雇农坐江山。据“文革”时期的文献，“搬石头”来源于刘少奇的主张，要把基层干部一脚踢开，“四清”中间也有过这样的做法。韩丁的《翻身》实际上已经讲到“搬石头”，也有贫雇农过度孤立的问题，实际上还有对地主“追索浮财”引发过火暴力，这些都要算极左表现。1950年新区土改时，明确规定不准追索浮财，只没收地主富农的“五大财产”。韩丁的研究对象，看来也是十几个极左试验典型之一，这些典型本身就是共产党革命时期走过的歧路和弯路。在“搬石头”被终止之后，后来的整党，是党支部向群众公开，邀请群众给党提意见，这就替代了韩丁看到的“搬石头”模式。

 

回应

 

　　徐俊忠：集体化时期农村不等于“一大二公”

 

　　农村集体化时期的产业指导是农业精耕细作，多种经营，以后发展成工农商学兵，这就是合作化干的事。把农村变成只能搞农业，把农业变成只能搞种植业，把种植业变成只能搞种粮食或者棉花，这是后来政策最大的偏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集体化时期农村的反思，人们只看到它的“一大二公”，却看不到原来毛泽东制订的非常合理的农业产业政策为什么在实际中出现巨大的偏差。

 

　　就我来看，中国农村集体化进程，本质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让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上的一种创造。因此，我不认为中共有很多条条框框，如果有，也就是集体化这一条。这几年国家非常扶持乡镇产业，我们做集体化时期的研究一直盯着“一大二公”，但更重要的其实是产业的“窄化”。最初的“产业”实际上是非常宽泛的产业，但是1962年的人民公社六十条，明文禁止公社办企业，后来工农牧副渔就不复存在，只能搞种植农业。这一点在中央也没有很好的认识，包括陈云和李先念等人，直到改革开放仍不支持乡村企业，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也有后悔没更早去发展的意思。

 

　　李放春：大寨确实非同寻常

 

　　非常感谢几位老师的问题和建议。李怀印老师的这个问题就是陈永贵取代李顺达，这个和吴满有是不一样的，吴满有出现过被俘的情况，李顺达则没有经历这样的变故。他们之间的过渡，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63年李顺达带着22个劳模去大寨，这时他们的地位就改变了，李顺达要向陈永贵去学习，这是标志性的事件，而且是在毛泽东1964年决定树大寨之前。山西省委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以前李顺达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我们都是推李顺达，60年代以后开始推昔阳大寨以后，他只是作为众多典型中的一个，一直到1963年才改正态度，就是觉得大寨确实是非同寻常的一个例子，然后才会力推陈永贵。

 

　　后革命时代如何回归到革命时代的精神状态，对于实证史学的确是一个大的挑战。反而是文学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比如从小说进入，不一定是真实，但是它传递的东西可能恰恰带我们回到那个“经验”，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马维强：土改中的纠偏

 

　　有几点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关于贫雇农这个问题，我关注的潞城，目前收集的资料是1940年到1948年这个阶段，整党试点主要集中在1948年1月至9月。关于贫雇农得果实的问题，其实在1940年到1947年这个阶段已经有土改的过程，贫雇农获得果实的愿望基本已经达到，这是中共中央的判断，关键是如何来衡量，标准是怎样的，是不是必须得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或者在怎样的程度上满足才算实现了土改？其二，关于权力的获得，是否旧的乡村精英被打倒了，掌握权力的就是广大的贫雇农？在乡村权力结构中，地富究竟占多大比例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中央当时已经在有意弱化“唯成分论”，更多地强调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问题。相比于贫雇农进入政权组织，贫雇农的权利主要体现在贫农团和农会中，如何使农民的组织能真正维护农民的权益成为更重要的问题。

 

中共对于干部的政策是有阶段性的，从1940年到1949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体现出了左倾—纠偏的特点。也即，这个特点不止是在土改整党中，在之前的土改中也有具体体现，或者是不是可以说左倾与批判极左是革命的典型特点之一。试点整党得出一个重要的经验是群众代表参加整党是整顿干部、展开思想斗争的最好方式，这一经验在之后的系统整党中如何体现出来，是否体现为“和风细雨”，还是有别的偏差，这需进一步探究。

 

（作者：徐俊忠 等；来源：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7年第5期"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