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知名学者普遍亲西方，其实道理非常简单。主要是因为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评审机制就是以西方为标准的。在这种氛围之下，不但导致中国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学术刊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版面费，更大的问题是导致中国的整个学术圈子成为西方反共反华宣传机器的附庸。

　　近日来，北大国际关系院长贾庆国在谈话中强调，中国应该在对朝政策中配合美国，包括完全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撕毁《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条约》与美国联合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等：

　　第一，在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的问题上，中国还是有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包括在新一轮制裁里面，可能中国能够发挥的空间最大，比如是不是中国要决定完全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第二，中国和有关的国家，特别是美国，中国现在需要做一个决断：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开始和美国在内的国家讨论，在朝鲜出现危机状态的时候，有关各方如何协调军事上的行动。如果没有这个预案的话，决策者在时间非常短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容易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和对抗。

　　随即，美国方面对于贾庆国院长高度评价，表示“希望有13亿个贾庆国，他确实很有道理、很有建设性”，“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时代的苏联学者最多只是强调应该停止对东德的支持，没有一个敢宣称苏联应该和美国一起制裁东德，甚至对东德实行军事打击的。贾庆国显然比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时代最自由化的苏联学者更加具有开创性。”而中国方面很多网友则感到非常奇怪，觉得“北大院长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事实上，这并不是贾庆国院长的第一次奇谈怪论。比如说，在2013年的政协会议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贾庆国就表示，毛泽东外交是口头硬实际软：

　　“现在不少人有这样一种印象，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很强硬，而现在我们很软。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印象。毛泽东时代是口头上硬，实际上软。”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呢，因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和外部世界主要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尤其和西方国家，因而那时说狠话是很正常的事。”

　　也就是说，在贾庆国院长的眼中毛泽东时代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战争都是后人虚构出来的，事实上毛泽东从来不敢和西方国家打仗，最多只不过说几句狠话而已。

　　2014年时，贾庆国院长又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发表长篇论文，提出了三大论点。

　　第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过时论”：

　　“苏联和新中国早期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体现了当时许多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对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的接受和认同。”

“随着革命时期的终结，两国人民后来意识到他们需要的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

　　第二是“美国体制优越论”：

　　“历史上美国也经历过政治运动的洗礼，也出现过不少街头抗争。但是，这些不满、政治洗礼和街头抗争，都没有导致美国人从根本上质疑美国的政治制度，真正致力于推翻美国宪法和政治体制的声音，即使有也很弱。”

　　第三是，“中国政治体制应该得到国际社会承认论”：

　　“我们对外宣称中国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但前些年，在北京召开世界政党大会时，中国的民主党派却没有一个接到参会邀请。”

　　其实这些观点低劣得不值一驳。仅以“美国体制优越论”为例，美国相对比较稳定并不是因为美国体制优越到了没有什么人质疑的地步，恰恰是因为美国对于反对美国体制的人进行了强有力的镇压。回眸美国历史上，马克·吐温，德莱塞，海明威和卓别林等艺术大师没有一个不是反对美国体制的。不过仅仅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运动当中，美国就镇压了包括海明威和卓别林在内的两千万人。如果要是美国也像中国允许贾庆国院长攻击中国体制一样允许本国的学者攻击美国体制，美国恐怕早就垮台了。

　　还有，当美国退出TPP的时候，贾庆国马上为美国进行辩护，表示“这不是针对中国的，中国应该努力通过改革实现加入TPP的要求”。当一些人就不少“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证明美国体制已经出了问题”征求贾庆国院长看法时，贾庆国非常愤怒：

　　“当初里根当选总统时，很多美国人也质疑为什么演员能当总统，现在普遍认为里根是一个伟大的总统，其实不是里根总统伟大，而是美国体制伟大。”

　　也就是说，对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不要管美国人怎么看，中国人一定要坚信美国体制的优越性……这种言论还有很多，很多。

　　了解了北大贾庆国院长的一些相关言论，朋友们可能会更奇怪了，“北大院长屁股为什么完全坐在美国一边。甚至连美国人都质疑美国体制，而北大院长却不允许中国人质疑？”其实，这个答案也不难理解。我们只要考察一下贾庆国是怎样当上北大院长的就明白了。

　　贾庆国生于1956年，现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但是，其主要的学术资历并不是在中国取得，而是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取得的。1984年时，贾庆国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取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1988年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是著名台湾政治人物李登辉的校友。

　　贾庆国的主要学术职务同样是在西方。其1998年起出任美国学术刊物《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当代中国)》编委，1999年起出任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刊物《 Political Science(政治学)》编委，2000年起出任日本国际关系学会刊物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亚太国际关系)》编委，2001年起出任韩国高丽大学学术刊物，《东亚研究》编委，2002年起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学术刊物，《中国评论》编委……

　　其主要的学术成果也均是在外国刊物上发表的，代表作有“Frustrations and Hopes: 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 Engagement Policy Debate in the US（无奈与希望：中国对美国国内关于接触政策的看法），美国学术刊物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当代中国)，2000年第3期”;“Chinese Policy Perspective towards the Korean Peninsula （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视角）KNDU Review （韩国国防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等。

也就是说，贾庆国之所以能够当上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的高位，完全是因为它与西方国家的主流学者关系亲近，能够担任西方刊物的编委并在上面发表论文而已。试想，就是海明威和卓别林这样的人文大师也不见容于美国，如果身为中国人的贾庆国院长屁股不坐在美国一边儿坐在中国一边，西方的这些主流学者还会跟他亲近吗？还还会允许他担任西方学术刊物的编委吗？还会允许他在西方的这些刊物上面发表论文吗？这样一来，他还有可能继续担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和博士生导师吗？

　　因此，今天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知名学者普遍亲西方，其实道理非常简单。主要是因为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评审机制就是以西方为标准的。像几乎所有的高校理工科评定职称，都是以英文sci刊物为基本标准的，中文刊物普遍不算数或者算得很低，像俄罗斯和德国等非英语国家虽然也有较高技术水平，但是在这些国家非英语的非sci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一般不算数，至于在朝鲜和非洲等对华友好国家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就更不算数了。人文社会科学也是一样的，不要说是经济学和国际关系这样的专业，甚至即使是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马克思主义这种专业，在美国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在职称评审中的价值也普遍高于中国刊物。而且，越是北大这样的名校，就越是推崇这种在西方有关系的学者。

　　在这种氛围之下，不但导致中国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学术刊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版面费（像前些日子曝光的一个很普通的sci期刊，收中国人的版面费就有上亿美元），更大的问题是导致中国的整个学术圈子成为西方反共反华宣传机器的附庸。比如说，贾庆国如果要不是在美国留学并在美国和韩国等反华国家的刊物上发表论文，而是在朝鲜留学并在朝鲜和非洲等对中国友好的刊物上发表论文，不要说当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兼博士生导师了，就算是当一个普通院校的副教授也不太可能吧?

　　因此，在北大贾庆国院长出台了一系列屁股坐在美国一边的奇谈怪论之后，很多网友愤怒地谴责。其实，需要谴责的并不是贾庆国院长个人，而是中国学术环境以西方期刊为中心的体制。在职称评审等一系列与中国专家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普遍受制于西方的情况之下，专家学者们自然是以反共反华和亲西方为荣了，因为“亲美有肉吃，爱国要饿肚子”。无论是读书还是著书，大多数人终究还是为了稻粱谋。

　　（来源：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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