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红军长征的“灯笼”

1976年深秋，徐向前同志与时任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情报工作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正是卓有成效的侦察情报，使红军长征中避免了“被蒙上了眼睛”而看到“山的那一边”，如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和赞扬的---有了军委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打入对手的“心脏”。在《长征》中王树增讲到，为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二次“围剿”，红军做了大量的准备，包括派出侦察人员，加强战术训练等，同时大批赤卫队和少先队员再次出动，对敌人后方和运输线进行不断的骚扰，闹得其昼夜不宁。更让国民党军感到恐惧的是，各种迹象表明，自己的部队里已有共产党派进来的人，可能是士兵也可能是军官，但就是难以确凿辨别，于是部队的每一次调动都无法做到保密。在长征途中，中央红军所获得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为数不少，尽管至今也无法翔实地考证获得情报的切实来源，但至少说明了共产党人在情报搜集方面存在着相当机密而又可靠的来源。1934年11月24日，据说“运用了某种侦察手段”，红军迅速截获敌方详尽的作战命令，野战司令部向各军团通报了何键给国民党军各部队下达的作战任务。这份通报与现存的国民党军有关档案资料比照，内容竟是惊人地准确。

其实，“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正是因为有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这些隐蔽战线的英雄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红军得以掌握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

侦听对方的通讯。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从第一次反“围剿”开始，红军以先后缴获的20多部电台，培训并说服俘虏的技术人员参加红军，再加上第26路军宁都起义带来的8部电台及40多名技术人员，建立了无线电分队。当时国民党“围剿”军派系复杂，无统一密码，电报联络往往是用明码，而红军又通过敌核心部门的密码本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所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几乎每一仗敌人的命令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根据敌人的电报打仗，很主动。”尤其第二次反“围剿”半个月内横扫700多余里、连打5个胜仗。长征开始后，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被截获，且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外号“本子”的电台台长宋侃夫，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1935年1月16日晚，粟裕带领红十军团先头部队从敌人包围圈的缝隙中冲出来，在皖南整整等待了7天之后，从截获的国民党军的电台里听到了“国军在怀玉山地区的‘清剿’已基本结束”。

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还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

敲开敌人的嘴巴。在频繁发生的大小战斗中，多多少少都可能抓到俘虏，而这些俘虏也掌握着一定的敌情信息，想方设法敲开其嘴巴，就可以得到较为可靠的情报。尤其是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如沿大渡河急行军飞夺泸定桥途中，四团政委杨成武让司号员向对岸国民党军队发号，欺骗他们自己也是国民党部队，就是从敌人俘虏那里掌握了国民党的部队代号和军号号谱。1935年2月1日，担任全军先锋的二军团侦察连奉命赶赴乌江渡口鸭池河。在渡口附近的一个村子，战士们得知敌军在渡口有一个连的兵力驻守。于是，两名红军尖兵悄悄地摸到敌哨兵岗位上，用尖刀逼住敌哨兵，从哨兵口中，获知这个连的敌人还在不远处的一个祠堂里睡觉。在俘虏的带领下，侦察连悄悄地冲进祠堂解决了这个连队。后来，俘虏还告诉红军侦察员，这个渡口对岸有20多只大小渡船。

再是骗取敌人的信任，从麻痹的敌人口中获得信息。红一军团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按照朱德的命令到达一个叫麻坑圩的地方。军团长林彪在那里发现了一条电话线，沿着电话线找到了一部电话机，一摇，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前边一个民团自称“师爷”的家伙，林彪装作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在电话里骂了几句，让他把民团团长找来讲话。他问：“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民团团长说：“红军到哪里不清楚，粤军的三个团已经开到乐昌，其中的一个团去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知道差点铸成大错，于是下命令不惜代价抢占九峰山。

收寻敌方的“喉舌”。在国民党当局的很多报刊中，有大量的关于红军情况的报道。这些本来用于提振自己军队士气，指导作战行动的报道，那知弄巧成拙，反而成为红军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情报，弥补了由于通信装备保障有限，各部间相互联络不畅的不足。如毛泽东经常要一军团侦察连长梁兴初出去找点“精神食粮”---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杂志或报纸。在哈达铺，他从收集的报纸杂志上得知：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到达了陕北，与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会合了。同时，找到一份杂志上刊登的一幅国民党当局绘制的陕北根据地略图，并从刊登了国民党当局的军情分析的《大公报》中确切地知道：在陕北，红军活动之剧烈犹如当年的江西苏区，而且存在着一块与江西的中央苏区面积一样大的红色根据地。一张报纸透露的信息，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1934年夏，红三军转战到四川酉阳县一个叫南腰界的小村庄。贺龙从当地小学校里弄来的一张国民党当局的报纸上看到：“江西萧克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而此时，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已经从甘溪的围困中突围，正分成数股顽强地向红三军所在方向艰难靠近。1934年10月，甘溪战斗失利的红十七师五十团团长郭鹏、政委彭林率部突围后，朝余庆方向去找贺龙总指挥。他们从一所学校教师办公室里一处破废物堆旁边找到半张石阡县的旧报纸，上面用宋体字写着：“贺龙匪部在沿河、印江一带骚扰，向西南方向蠢动---”。由此得知贺总的活动地区和所去的方向后，进而依靠半张旧报纸找到了主力部队。

获知百姓的信息。当时，“通匪”是要杀头的，但即便有生命危险，老百姓也会毫不犹豫为自己的子弟兵提供情报。如担任全军先锋的二军团侦察连奉命赶赴乌江渡口鸭池河时，红军战士就是在渡口附近的一个村子的老乡口中得知了当面敌情。从很多老百姓的口中，红军获得了及时而准确的战术情报。

在赣南的三年游击战争中，老百姓更是不可或缺的情报源。为粉碎敌人的“清剿”，红军游击队组成“武装工作队”，分赴各游击区发动群众。广大群众纷纷参加了不脱产的游击小组，他们配合游击队站岗放哨，作侦察，搞情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游击队抓住并惩罚一贯敲诈勒索，鱼肉乡民，无恶不作的陂头镇大刘庄的吴保长，就是中秋节前夕，一个老表向游击队报告了这个阴险毒辣、诡计多端的吴保长要回家过节。群众还与被封锁在山里的游击队约定暗号，不仅冒着生命危险送粮、油、菜、盐，而且有的想方设法为红军送敌人活动的情报，如国民党军队要搜山，就对山里赶墟(赶集)的人说：“喂!明天不要乱跑呀，有军队去搜山。”北山游击队侦察班长刘燕青，带着几个游击队员化装到新镇附近去侦察敌情时，也是在地下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大力支持配合，才能够把新镇敌人据点的兵力，防守工事和地形摸得清清楚楚。

有了“火眼金睛”，红军大致甚至有时准确地掌握了国民党的内情，所以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追堵截中往往措置裕如，就像毛泽东称赞的，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压宝，看得准、赢得了。

（作者系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人武部政治委员；来源：昆仑策网，根据作者来稿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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