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今天这个全球激烈竞争、各国思变图变、呼唤政治领袖的时代，我们十分欣慰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英雄辈出后继有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无产阶级立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奔向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美好社会。

图1：2016年10月21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2016年10月2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习近平同志指出：长征震撼世界、彪炳史册，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胜利归功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归功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归功于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历代领袖的正确主张和坚强领导。这是中国历史的事实和人民的共识。放眼当今世界，回顾我们的光辉历史，看看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泰民安蓬勃向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加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根本改善，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前景光明，再对比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动乱不断，特别是那些动乱地区的民不聊生和战乱地区的腥风血雨，我们无比敬佩英勇奋斗敢于牺牲的革命前辈，更加深切感受到安居乐业的幸福和宝贵，真切体会到共产党的光荣正确和革命领袖的英明伟大。真理需要不停地宣传，因为谬误也有人在不停地宣传，否认事实，翻案历史的人不是没有。这些年来，由于娱乐至上主义、犬儒主义、反智主义、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也由于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不高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不力，使得这些真理受到了怀疑和攻击，有人放肆地质疑和丑化我们的国史、党史、军史，道路、理论、制度，特别是对于领袖、英雄、群众，信口雌黄地歪曲、抹黑、诬蔑，造成了一些消极情绪和混乱局面，这是意识形态的逆流，治国理政的障碍。这些问题既是最具政治性的学术问题，又是最具学术性的政治问题，两者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方面看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决抵制和批判错误思潮。

领袖的出现是必然与偶然的统一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人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但人类社会又有着与自然界不同的发展规律。在自然物自然界那里发生的一切是一个纯粹自然过程，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是有着自觉能动性的社会存在物，实践是人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实践引起了世界和人类自身有意义的变化，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不是纯粹自然过程而是一个与人有关、由人引起的自然历史过程。人们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上面，然而人们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在历史大变革时期就更是这样。

马克思曾经借用爱尔维修的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力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发展和变革的历史，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决定性因素，人的力量不在于个人自然力（体力）而在于所掌握的物质和精神武器（工具）的力量，尤其是组织起来的力量。领袖的出现是必然的，但领袖何时出现、由谁担当、是否胜任并不是必然的。社会好比一条船，每个人都有掌舵的可能。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实现的。人与人的差别不言而喻，因而不同的领袖就有着不同的作用从而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组织和历史的命运，由此构成了历史的丰富多彩和曲折复杂。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几乎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同时，就产生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产生了对资本主义揭露、批判的理论，但它们都不能引导工人运动走向胜利而是导致了一次次失败。对科学理论的需要是迫切的，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与马克思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年轻时就立志献身理论研究，但他不是像前人那样只是出于对工人的同情和对剥削压迫的憎恨，而是首先实现了“世界观和理解力”根本转变，在“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伊壁鸠鲁那里找到了在唯物主义主义基础上高扬人的能动性的根据，揭示了人的本质和社会发展规律，从理论上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伊壁鸠鲁几千年来几乎无人理解，对他的“偏见是和哲学的历史同样的古老”，“在所有古代人中卢克莱修是唯一理解了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人”，马克思与他是相隔两千多年的知音。没有马克思，伊壁鸠鲁哲学也许再被埋没千年；没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将是另一种命运。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的当天写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邓小平也说：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出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超迈千古的雄才大略，博古通今的高超智慧，出神入化的战略战术，坚如磐石的钢铁意志，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宽广情怀，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与毛泽东的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同样证明了这个真理。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传奇经历，他的大智大勇，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都很有特殊性偶然性，这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幸运。习近平同志指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们国家要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当年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是英明的、正确的，邓小平同志不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今后，我们要坚持走这条正确道路，这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我们不仅要坚定不移走下去，而且要有新举措、上新水平”。习近平同志主政以来，顺天应人反腐倡廉，治国理政内外兼修，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回顾民族解放历史，展望中华崛起的征程，我们庆幸中华民族在关键时刻总有伟人站出来，会由衷地赞叹这些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放眼世界历史和现实，像旧中国一样处于劣势地位的民族想要在信奉丛林法则的地球上自保更不用说发展壮大是多么不易，即使体量巨大的国家想走中国道路而成为世界大国强国也非常困难，至今还没有先例，而因为缺乏伟大领袖或领袖失误而失利、解体、战乱、倒退的悲剧倒不胜枚举。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现在已经懂得，愚蠢在革命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坏蛋又是如何善于利用这种愚蠢。”在领袖问题上坚持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反对把二者对立起来，既是承认、珍惜和尊重事实尊重领袖，也是承认、珍惜和尊重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一切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体差异性，只讲必然性否认偶然性是错误的。

丰功伟绩的创造是群众和领袖的统一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和能力的提高。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史，但每个人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具体分析。列宁说得好：“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在理论上毫无意义。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领袖本来就是群众中的一员，始终是革命事业的参加者、先行者，从来没有脱离过群众，都是在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关头被群众所拥戴，为历史所选定的。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改变世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人的目标有多高，他遇到和要克服的困难就有多大，这就决定了敌强我弱都是一种长期的客观存在，决定了进取道路的艰难曲折而不是一帆风顺的。旧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豆剖瓜分，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敌人之残暴和强大，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而革命遭遇重大考验、面临生死存亡甚至绝境的关头，又何止成百上千！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出现了无数次反抗内外敌人的英勇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最后机会。肩负如此艰巨的任务，从事如此复杂的斗争，面临如此严酷的考验，领袖不应也不能从任何外部派进，不是也不可能是随便任何人都能胜任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某些领导人，有的右倾软弱，有的“左”倾幼稚，有的盲动冒险，有的甚至叛党投敌，这都使党和红军受到惨重损失，虽经多次更换领导人，但并没有改变危险局面和挫折失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剥夺了创立红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同志的军权，红军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在被迫长征的开始阶段，两三个月时间内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下3万多人，继续失败就是灭亡。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之际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实上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我党我军才扭转被动局面，从胜利走向胜利。战争年代我们的党和领袖始终植根于人民，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成为执政党后，各代领袖同样都是经过群众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各级领导岗位的成功经验。领袖来自于群众，始终与群众共同生活并肩战斗，没有分开也不可能分开，区别只在于领袖是在更高的位置上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图2：长征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至理名言，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政治路线是群众根本利益和全党共同目标的体现，干部、领袖就是团结带领群众贯彻落实、完成实现这种意志的执行者领导者，他们获得了用武之地的广阔舞台，更肩负着光荣艰巨的历史使命，其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分。中国在强调思想、谋略重要性时就有“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说法，更何况对于领袖人物？在各个国家和军队的历史上和今天的现实中都常有这样的情形：虽然有成功和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为领导者没有看见这些可能性，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也就没有发生作用，没有变成现实性，于是事业也就失败了。相反有的人抓了一手牌很差结果打得很好，就像有人一手好牌打得很差一样。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都不可能取得胜利。领袖必须掌握革命的理论和具有把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能力。列宁说：思想家的革命理论能为群众运动指出道路。“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领袖和统帅的决定作用和过人之处就在于，能在俯瞰与眺望中发现真相、理清真知，在由宏入微的分析中辩证、发展、联系地探求真理，统筹全局，突出重点，从而掌握指导实践的法宝利器。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今天我党在新形势下自觉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面对贪腐奢华、涣散混乱等痼疾顽症不惜壮士断腕、刮骨疗毒，在大事面前倡导久久为功，在难事面前提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政善于内，兵强于外，不断开创新局面。领袖不是靠个人改变什么，而是通过政党、群众的力量起作用的。领袖与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同频共振，使得领袖的正确主张和决心变成全党全国人民的决心和行动，全党全国力量凝聚成一股力量。中国的群众，中国的民心、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资源、中国的能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领袖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得到最充分的重视、发掘、激发和集中、组织、整合，才能得到十倍百倍的功效、升华、发挥、成功，变无数不可能成为可能，像万里长征壮举、推翻三座大山、抗美援朝胜利、进行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造出“两弹一星”、实行改革开放、载人航天飞船进太空等等，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就像人们比喻的，“一只狮子率领的一群绵羊胜过一只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他们的所有思想都属于人民，他们的脉搏紧随着人民的利益而跳动。“上下同欲者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之处，就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就是中华民族振兴崛起的秘诀，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永远活在人民心里、任何敌对势力想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实现颜色革命都只能是痴心妄想绝无市场，民富国强的“中国梦”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必定实现的根本原因。在领袖与群众的统一中肯定领袖的作用，这不是否认人民群众的作用而是真正揭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本来面目。任何割裂领袖与群众关系，信口雌黄贬损领袖妄议中央的言论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也都在实际上损害着人民群众和革命事业，必须予以批判纠正。

对领袖的评价是现实和历史的统一

每个人都是在现实中生活着，但又与历史密切相连。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而一切历史同样又都是当代史。对领袖的评价也必须坚持现实和历史的统一。

评价领袖要以实践为标准。领袖带领党和人民从事的实践一刻也没有停止，这种在一定时期内的实践结果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评价一切人物与事件的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想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领袖带领党和人民，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完成了预定目标，获得了事业的成功和发展，领袖自然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拥护、信任，人民也更加爱戴，我们党的领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承先启后不断接续，我们的事业就是这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步步发展的。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伟大正确的领袖和事件也一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如果领导人犯了重大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造成重大损失，党和群众也总能在较短时间内纠正错误。这样的事件在我党历史上也已多次发生了。只要没有颠覆性错误或根本性变故，历史的评价不会颠覆现实的评价。历史虚无主义不是科学评价历史而是蓄意颠覆历史，这当然是我们要反对的。

图3：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宁会师。

评价领袖要有具体分析的态度。我们研究问题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想象不存在的事物出发，研究问题就应该把问题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分析、比较从而揭示其本质特点。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对领袖们那些被当时实践证明的功绩，就要充分肯定，并指出这对以后的事业发展产生了哪些有益的影响；对他们某些缺点和不足，则要从历史条件来说明其产生的根源，并指出它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怎样被以后的实践所吸收。他做出了前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完成了时代使命，就是成功的，就应当充分肯定。不能求全责备，提出超越时代和人类局限的苛求，拿所有人功劳和一人比较，要所有事情由他一人做和承担一切责任，也不允许他有丝毫缺点错误。领袖和任何人一样，存在于一定历史时空中、生活于一定客观条件下，有着客观和主观的有限性局限性，其使命和作用也是有限的，这不但不是否定和贬低领袖的理由，相反正是其正常和伟大之处，正是无数人无数的有限和局限的结合和延续，才有了革命事业和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与无限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伟大高远，中国人民的力量正义强大，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救国、兴国、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是一个持续奋斗的过程和伟大的事业，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人类壮举，党的每一代领袖都无愧于历史和时代，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建立了震惊世界的丰功伟绩，有的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伟人，与古今中外领袖相比毫不逊色。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伟大的事业与伟大的领袖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对领袖的评价要放在较长的历史阶段进行。世界上的事物是客观的复杂的，但人们对其认识和评价却是主观的有限的，即使是当事者当代人的认识也不一定就是客观完善正确的。人们观察事物需要有一定的时空距离，在促狭和广阔的时空中的认识和感受肯定不同，距离太近也会妨碍人们的认识和评价。马克思曾经幽默地说，“透过玻璃看东西，太近了就会碰上自己的脑袋”。列宁也说过，“1861年的革命者是一些单枪匹马的人物，看来，他们是完全失败了。事实上，正是他们才是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活动家，我们离开那个时代越远，就越清楚地感到他们的伟大，就越明显地感到当时的自由主义改良派的渺小和虚弱。”越是伟大人物就越是这样，他们给历史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的物质和精神遗产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他们的是非功过毁誉臧否往往成为千古话题，人们常议常新而终难统一，而这也正是他们的价值所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学者福山迫不及待地宣称这是“历史的终结”，说这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种骄狂傲慢的无知偏见现在连福山本人也只好检讨和放弃了。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了，在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曾让社会大众推选千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时，结果选出的最伟大思想家首推马克思，次为爱因斯坦、牛顿和达尔文。而人们依据的仅是马克思已发表著作中的思想，只能算是马克思思想的一部分，马克思思想的另一部分就隐藏在他未发表的数量庞大的手稿里，还有着我们尚未发现的思想价值。在风云激荡的今日世界，美国逐步战略性退却是不争的事实，有五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在走下坡路，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间正道是沧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历史对一切人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同样一个没有英雄和领袖的国家是可悲的，抹黑英雄和领袖是可耻的。英雄和领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一个社会的价值标杆。我们要正确认识英雄和领袖的作用，引导社会公众崇尚、捍卫、学习、关爱我们的领袖和英雄。不论世界如何变化，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理不会变，人民的决定作用和领袖的引领与核心作用不会变。在今天这个全球激烈竞争、各国思变图变、呼唤政治领袖的时代，我们十分欣慰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英雄辈出后继有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无产阶级立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奔向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美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