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湛：解放军的民主传统——未来战争的伟力之源

点击：  作者：蓝湛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6-10-31 09:51:44

 

 

　　近日，随着万众瞩目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内政治生活与党内监督的制度建设迈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是我们大家都盼望已久的胜利。而在这次会议中，几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被反复强调并摆到了台前，那就是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

 

　　全会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全党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仆”。

 

　　民主，这个词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已经有些陌生了，尤其是对于当今解放军官兵而言，这种优良的作风，可遇而不可求。但熟悉历史的人会知道，我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起源与发展，其实一直和这支人民的队伍息息相关。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民主传统首次作为制度而被固定了下来，并伴随这这支人民军队经历了从长征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到社会主义建设等一切胜利，创造了一个个军事史上难解的奇迹。对于我们的党和国家而言，这支人民军队都是民主传统所诞生的地方，也是民主传统和制度第一次被发扬光大的地方。也正是我军的民主制度和传统，赋予了这支队伍可贵的人民性，而这种划时代的性质正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根本。

 

　　然而我不得不说，在这30多年的和平无战发展中，这支人民军队遗忘了许多东西。群众路线与民主制度作为我军的优良传统似乎已经成为了老生常谈，它一方面作为一种公文中的常用符号被高频率地使用着，另一方面，它在真正的部队基层管理中却普遍被忽视，不少人根本不懂得它的实质和意义，以至于军阀主义作风时有回潮。这样的现象是值得警惕的，但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人包括一些军内的高级干部，都在部队的建设中忽视了民主建设的重要，因为他们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部队的技术水平和规模才是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在智能化技术与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民主传统的力量只能属于过去。当然，我是极其反对这种说法的，因为关于我军民主传统给我军在传统的军事上带来的优势，可以说前人之述备矣，我军老一辈的领导人和领导干部都对此做过具体而完备的论述。民主传统是人民军队的灵魂，我军历来经历的战争便是对这一命题的最好证明。

 

　　可在未来信息化智能化的战场上，规则还适用吗？

 

　　近40年来，世界军事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总体战争正在逐步地被非传统的基于高效信息平台而进行的快速决定的精确作战所取代，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更是将非接触、非对称打击等一系列全新的投入了使用，取得了从前难以想象的战果，世界军事史迎来了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也是从那时起，国人对于我军的传统产生了种种怀疑。而到了现在，各国都在不断提出新的军事理论以取得未来军事建设的主导权，而我国又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军改，在关于战斗力的大讨论中不少人都会问：我军的民主传统还有意义吗?我军的民主传统能给我军带来优势吗？发扬民主传统到底能提升战斗力吗？

 

　　我认为，在智能化信息化的战争中，发扬我军的民主传统可以给我军带来无可比拟的优势，这种优势能够帮助我军从根本上占据未来军事斗争的主动权！

 

　　当然，民主传统的优势还需要结合飞速发展的科技加以改进和完善，但这种制度给我军带来的性质上的变化才是我军发展的真正潜力所在，所以在这里我就着重谈一谈这不一样的性质，究竟能给我军带来多大的发展潜力，并且我坚信善用和发展这些宝贵的传统和性质，会给我军各方面的发展，带来真正革命性的进步，因为未来的战争同样是人的战争，而民主传统，则必将成为我军未来战争的伟力之源。

 

　　1、精确的“OODA”循环

 

　　武装冲突可以看做是敌对双方互相较量谁能更快更好地完成“观察—调整—决策—行动”的循环过程，这便是美国空军的传奇人物博伊德上校提出的“OODA”循环理论，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世界空战理论乃至军事理论的一次革命，同时指导了美国空军的改革与建设，为后来基于信息的精确作战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根据这一理论，战争中的敌我双方都从观察自己、环境和敌人开始，基于观察，获取相关的外部信息，根据感知到的外部威胁，及时调整系统，做出应对决策，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在这整个循环之中，任何一环若出现了错误，如感知错误或是调整失误，都会导致最终的决策错误。所以战争中如果一方想获得真正的优势，就必须在节奏上先于对手地完成一个循环，然后采取行动打断、延迟、误导或是直接切入敌人的循环，使得敌人不能正确和即时地对部队进行调整，从而丧失战争主动权。所以理论上战争双方谁的“OODA”循环具有更高的速率和完整性，谁就具备了对抗中的优势。

 

　　但在实际的对抗中，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两军交战的本质是各自组织系统的对抗，而在这样庞大的军事系统中，圆满完成“OODA”循环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在任何战争中调整系统做决策的指挥者和从一线获取信息的官兵总是有距离的，很多军队在战争中感知威胁时就会出现与实际情况不相一致的决策，战争指挥总是有极大的主观性，从而导致己方出现重大伤亡乃至输掉战争。

 

　　例如一战时期的同盟国和协约国，明知堑壕体系对步兵冲锋有着灭绝性的杀伤力，却仍然固执地命令士兵发起冲锋，从而导致百万人毫无意义地死在了阵地上；又比如二战时素质优异的德国陆军，在势如破竹地进攻苏联时一直忽略基层关于补给不够的反馈，结果不得不在冬天来临的莫斯科城前铩羽而归。

 

　　这样类似的例子在外军中不胜枚举，它们的原因看似是因为“观察”与“调整”的失误导致了决策的失败，可真正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它们的执行层与指挥决策层的关系并不是真正团结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组织也没有类似我军民主传统，从而导致基层的有效信息无法反馈到决策层，进而了导致军事行动的失败。对于这样的军队而言，士兵虽是作战的主体，却只被看做服从命令的机器，军官只是机械地管住和指挥士兵而不是和士兵紧紧团结在一起，而且军官们对于自己职责之外的任务也往往态度冷淡，不闻不问且只是一味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哪怕事情与自己的部队的生死息息相关，也不愿意去根据实际情况而做任何的调整，因为出了事情是别人的责任，这样的制度设计顺理成章地在最需要人们奉献的地方制造了一批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情况，因为它使得在作战中基层发现了问题往往也传不上去，指挥决策层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命令是否正确、战术使用是否得当、兵力部署是否合适等一系列问题，这样部队的观察环节还没被敌人攻击就已然出现了巨大问题，而基于这样的问题指挥官难免也会做出错误的调整和决策，从而使得部队的整个OODA循环变得阻塞而难以运行，这样的部队哪怕是装备再是先进，规模再是庞大，也难以完成哪怕是一个简单的作战任务，而当这样的军队面临着真正惨烈的战争时，大量的伤亡和失败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了。

 

　　这样的现象在世界上绝对不是个案，哪怕在先进美军中这种问题都屡见不鲜。美军一直以来都在追求通过技术手段解决这这些问题。当然，我承认逐步优化的先进指挥控制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样的问题，但始终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真正的军事行动永远都是具体的行动，一线的官兵不管是什么军兵种，他们都要面对非常具体的作战环境，作战中的很多细节与效果只有他们才会懂得，这些信息不是传感器和信息系统先进就能收集到的，却对战斗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并且哪怕是收集到了这些信息，如果没有民主传统，官兵对立而态度消极，这些关键的信息可能根本到不了指挥层，而只会被遗弃在海量的各类信息中，不能发挥丝毫作用。

 

　　例如二战时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国其实早就从谍报人员手中拿到了日军会进攻的情报，可由于官僚系统的低效，这些可能改变美国历史的情报最终石沉大海，根本没有到达决策层，也没能阻止惨剧的发生。

　　可见没有军事民主，就不可能真正做到“精确循环”，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基于效果作战”。我们必须明白，决定军事系统先进性的，首先是其制度和指导思想，其次才是技术和人员素质。

 

　　而对于我军这样一支民主的军队而言，这样的问题并不存在。首先，如上文所述，我军的建军思想要求我军的官兵平等，官兵一致，所以官兵决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紧密团结在一起，只有职务之别，没有贵贱之分。其次，我军历来大力发展弘扬基层的军事民主，哪怕火线上的许多战术都是讨论所得，我军注重充分发扬士兵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士兵主动创造，用积极思考攻克实际问题。这样一来，我军在战斗中基层若发现有情况或问题，总会以快得出奇的速度反馈到指挥员那里，从而在观察环上很难出现问题，而指挥员又反过来发扬民主集中，使得决策经过官兵的共同检查，在制订一切作战方案时高度基于作战效果，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调整主观从而导致失误的可能性。这样我军便可以极高的准确性和效率完成“OODA”循环，从而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这在现代战争中往往决定成败，不过对于我军来说，这却一直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例如在淮海战役中，合围碾庄的华野前线基层部队面临着比堑壕体系杀伤力还大的地堡防御体系，可却能在极度短时间内改变战术，采用近迫作业的方法，取得了初步的战果。而在这种方法证明了自己的效果之后，几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完全推广到了华野全军，在攻坚战中避免了大量伤亡，并且很快就瓦解了敌军的防御体系，全歼了黄百滔的七兵团。而这还没完，这种先进的方法几乎在同一时间就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推广到了正在双堆集合围黄维部队的中野一线部队，并还根据情况被改进成了近迫作业+飞雷炮轰击的战术，重创并瓦解了黄维部队的防御体系。并且这种经验在随后又得以在整个淮海战场的我军部队中推广，最后在围攻陈官庄的杜聿明部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类战例在我军军史上不胜枚举，可为什么我军可以在装备落后的机械化战争时代就能做到别国军队所不能做到的呢？为什么在那样一个缺弹少粮的年代中，我军总是可以出奇制胜，击败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呢？官兵一致、上下一致与军事民主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因为我军没有对立的官兵关系，允许发表意见和民主讨论，所以一线的真实情况以及作战战术的效果往往能以其他军队望尘莫及的速度与准确性反馈到指挥决策层，而指挥决策层又因贯彻民主集中制而可以更加客观合理地依据反馈情况调整战略战术，然后在行动时又继续依据基层的反馈和作战的效果来调整规划战术决策，这既是一个精确而高效并且难以被影响的“OODA”循环，也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过程。

 

　　兵圣孙武曾写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任何战争中如如不动的铁的法则。而我军通过发扬军事民主与群众路线，最大程度地做到了“知己知彼”，这在任何条件下都给我军带来了无可比拟的优势。我军的民主传统可以说兼具传统与现代，它让我们在物质菲薄的年代就有了超越时代的先进性，那么继承与发扬这些传统使我军在智能化的未来战场上拥有多大的优势呢？这恐怕是不可估量的。

 

　　2、学习型组织与军事创新

 

　　任何军队都可视为一个组织系统，对于这个组织而言，其与环境任务相适应的能力与自我创新以带动环境改变的能力往往决定了这个组织系统的效率。而学习型组织的概念，指一个组织具有自我学习、自我修正、自我创造和自我完善的能力，能够自我发现、纠错、成长，并且组织内部具有组织思维能力。

 

　　在彼得-圣吉博士于1990年正式创立学习型组织理论后，各先进国家军方都开始了对学习型组织的研究与建设。相较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的军队，学习型的军队往往具有更加强大的创造力和适应能力，并且现今多维一体的智能化作战模式对军队的组织学习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可见越是敢于创新，敢于修正自我并完善自我的军队，在未来战场上就越是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但在今天，绝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都具有学习型组织的部分特点，然而它们都不是真正的学习型军事组织。

 

　　这里恐怕有人就要问了：你说那么多关于学习型军事组织的东西，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拿来打仗啊？其实一直以来部队组织系统的学习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成败，这一点也同样反映在我军的历史中，系统地去分析就能找到根本原因。

 

　　对于任何军队而言，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都是时时在变化的，尤其是在战时，战况总是瞬息万变。而军队整体指挥与控制，往往依据的是之前的推演来制定方案，安排部署。虽然在精确的沙盘推演中，很多的情况都可以被预测到，但战场毕竟是战场，有太多的东西是根本无法预知的，尤其是在两个体量相当的大国进行长期全面战争时，绝大多数战略战术都是在战争过程中改进而成的，而且在执行之中更是有太多太多的战果是当机立断所得，真正的大规模战争中仗到底该怎么打是很难提前预知的，所以部队在作战中也必须不断地学习、调整、变化，不断改进创造新的合乎实际的战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而在和平时期，军队不断学习改进创造新军事理论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了。在整个二十世纪的战争史中，革命性的军事思想往往成形于和平年代，在和平年代仍然坚持革故鼎新的军队往往能引领下一场军事革命，而墨守成规的军队哪怕再强大也会因为思想的落后而优势丧尽。这样的例子很多，而且几乎都很有名，例如二战前诞生的“制空权理论”、“大纵深战役理论”、“闪电战理论”，以及战后诞生的“OODA理论”、“空地一体战理论”、“五环目标理论”等，这些理论都非常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战争进程和历史发展。而这些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们都是从无到有的被创造出来的，而且都是在和平时期被创造的。任何军队在和平时期都会保留着上一场战争积累的经验，而要推广理论进行改革，就必然要对已有的经验进行改进、纠错并最终进步。所以和平时期军事组织的学习能力同样决定着其战时的战斗力。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过，绝大多数国家都具有学习型组织部分特点，那么这些特点体现在哪里呢？阻碍这些军队成为真正的学习型组织的又是什么呢？

 

　　其实，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军队的创新工作历来都是十分重要的，负责这些创新工作的有的是其各军种的参谋部，有的是各大军种的中高级院校，有的是军中的专职工作组，有的是各部队的中高级军官，还有的甚至是公司形式的专业的智库或是在大学研究所或军火公司的科研团队等等。但这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人总是被忽略，他们就是广大的士兵队伍。

 

　　在西方的军事管理思想中，军官团体是部队的管理者，部队的任何变动不管是管理上的还是指挥上的都只是由军官负责，广大的士兵群体，则只被视作工人来进行管理，只要他们服从命令听指挥就行。这种思想来源于古代的战阵指挥以及线列步兵时代的战争经验，士兵只是被看做方阵中的一个棋子，一个零件，只要能机械地执行命令就达到了要求。所以这个广大群体虽然身处部队之中，却对部队的建设丝毫不能发挥作用，加之与军官的关系往往对立，这些人在长期的军旅生活中往往会一直生活在严密到令人窒息的纪律与管理中，所以也自然变得只会机械地执行命令，哪怕命令存在重大问题，所以一旦爆发了极其高强度的冲突，这样的队伍中的官兵关系就会越来越差，士兵会认为战争不是他们的战争，对于战术的调整改进甚至会起负作用，例如爆发官兵冲突。这种现象就是在美军中都屡见不鲜，越南战争中美军有大量的军官曾遭到士兵的暴力攻击，参与斗殴的士兵多数只是为了违纪而被送回国内服刑，避免死在战场上。

 

　　所以对于这样的军队而言，无论技术有多么先进，创新与改革永远都是自上而下的，上层的军官团体由于工作在类似于企业公司的环境中，往往可以以民主的形式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中进行很多的参谋活动，绝大多数战术、战略、方案、预案都是通过这些会议项目制订出来的，而且可能还要经历复杂的运筹规划，可是这一系列过程的高效性本身就建立在其民主性上，而到了基层的执行层，这种效率就会瞬间变得十分低下，甚至消失。

 

　　而基层的军官由于生存在一个官僚体制中，为了趋利避害，通常也不会更多的去改进完善战术战法，若战法效果不好也只是上级的责任，这样进一使得基层的学习能力被抑制。这样一来，部队的基层成了只能培养士兵，而难以诞生指战员的地方，这也进一步使得整个军队战略战术的理论缺乏实践性，不接地气，因为决策者并不一定了解基层的执行情况。这样，部队的执行层就几乎已经失去了学习型组织的性质了，因为基层已然拒绝了创新与进步，反而将一种僵化的东西认为是军人的规范，这种部队恰似变成了一个传统工厂，士兵如同机器，而军官如同经理。我们在观察一个公司的时候不会去关心设备，只会关心管理，因为只有人才是活的，才可能创造。但我们观察这些军队时，也只习惯去看指挥，而不观察士兵，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士兵只会服从命令，可这些士兵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有自己对工作的感悟和对人生的理解。所以敢问这样的军队哪怕制度再是完善，技术再是先进，用这样的理念去管理部队，怎么可能是进步的呢？

 

　　对于任何军队而言，人力资源都是最重要的部分，可西方军队却在决策时总将占多数的士兵排除在外，而只是让其听命行事，这本身就是在降低组织整体的智慧和学习能力，因为每个人都是具有智慧的个体，聚集每一个个体的智慧就可以使整体的智慧上一个台阶，因为整体大于局部之和，这是自然规律，也是民主集中制背后的逻辑。我军发扬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极其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聚集广大官兵的智慧，在不断变化的战场环境中不断自我调整，发现错误，改进现有，自我进化，从而保证我军在任何条件下所有人都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自我成长，进而保证整个军队都可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创造战法，从而创造没有先例的胜利。

 

　　那我军又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答案其实就是那些宝贵却总被认为是老生常谈的东西：官兵一致，发扬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实行群众路线。这些东西看似简单，却能确确实实地为部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将部队变成一个真正的学习型组织。首先，我军实行了官兵一致，官兵平等，军官与士兵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纯粹是战友的关系，没有高低之分，只有职务之别。其次，发扬政治民主，统一官兵政治目标，真诚无私地告诉官兵自己在“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再次，发扬军事民主，实行群众路线，鼓励官兵对大小战法广泛讨论，然后开会以民主集中的形式综合各方意见形成最终方案，并在战斗后再次组织讨论评估战法，总结经验，并且在每一次战役中不断重复这一过程。

 

　　这样实行军事民主后，作战部队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第一，由于官兵平等，官兵一致，部队会高度团结，官兵关系也会变成朴实的战友关系，不会像西方部队一样貌合神离，士兵有困难，干部会帮助克服，士兵有反馈意见，干部会采纳，整支部队哪怕生存环境恶劣，也会团结一心，斗志昂扬。

 

　　第二，由于发扬政治民主，广泛而真诚地做政治工作，战士会知道自己战斗的意义，自己为谁而战。作战中，战士仍会害怕，但哪怕条件再难，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坚持下来，哪怕是献出生命，因为他们知道，人民同胞就在身后，顶不住，就是人民的灾难，英勇战斗，是为了保护自己所在乎的人和家园、自己的国家及其主权。所以我军官兵总是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表现出令世人震惊的战斗意志，原因就在此。

 

　　第三，由于发扬军事民主，官兵会投入极大的激情研究讨论战术战法的得失、阵地布置的利弊等，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思维，使每一个战士都参与到连队的参谋工作中，加之开展火线上的大小会，汇总分析研究各个战士的意见，并加以推演，最终往往能创造出切合实际而没有先例的战法战术，这样的部队哪怕面对的是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战争，也能在战争中边打边总结，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且能以其他部队望尘莫及的速度更新自己的战法战术，确保在实战中占得上风。这样一来，就如同贺龙元帅所说：“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不过是一个加工厂，其任务就是要深入实际，把群众的意见和经验集中起来，经过加工制造，然后再拿到群众中去贯彻推广，这就是群众路线。”这样的民主的军队，它的指挥者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所有参与作战的官兵，与这样的军队作战，所要面对的所有战法战术，可能都是集体的智慧结晶，而不是一个人的决定，这样的军队往往能以别的军队不可理解的方式作战，并且能取得奇效，其根本原因就是集体的智慧往往大于个体。

 

　　第四，由于大量的民主生活和民主实践，每个基层官兵都会具备比传统意义上的士兵强得多的战术素养和指挥素养，这对于新人的培养起了重大作用。由于组织是学习型的，知识经验可以在战斗中累积，我军哪怕是入伍的新兵也能够在短期内养成优秀的战术素养，不少人本来是个泥腿子，没什么文化，却也能在作战中战胜对手。例如在朝鲜战争空战中，很多我军的飞行员只是飞行训练了二十多个小时就直接投入了作战，却仍能击落美国空军老牌飞行员驾驶的战斗机，而且交换比还高于对手。

 

　　并且由于战士普遍的指挥素质都有提高，很多出身基层的人也可以成长为高级军官甚至高级将领，这给我军的人才资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我军的高级将领中来源于普通战士的数量不少，其中不乏一些军事天才，例如粟裕大将，本身从前只是个师范生，参军从基层做起，没上过一天军校，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战争奇迹，是部队这个学习型的组织真正成就了他，他也同样成就了我军的一连串辉煌的胜利。

 

　　正是由于我军的学习型性质，使得我军在技术装备发展严重落后于时代时也能够抵消对手的优势从而学习适应新的作战模式。在二十世纪的头五十年中，由于我国长期积贫积弱，我军在长期的斗争中没有也不可能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总体战时代的军事革命，“装甲战理论”、“大纵深理论”、“制空权理论”等等革命性的理论对于我军很多官兵来说是闻所未闻。可当我军官兵踏入朝鲜战场时，面对的却是空地一体协同机械化作战的，刚刚战胜强大的第三帝国的美军，这支军队从技术到火力均领先了我军几个时代。若是按照常理，技术出现如此代差，我军不可能取得胜利。可事实却完全相反，反而是志愿军迅速适应了新的作战环境，并且改良发展出了新的有针对性的战法，比如穿插进攻、运动防御、坑道阻击等等，尤其是坑道防御体系，在我军从前的作战经历中是不曾有过的，因为对手火力密度是几何倍数的高于我们，可我们依靠这些刚刚才被发明出来的战术战法，在守住防御阵地的同时还创造了低于美军的伤亡率，尤其是在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铁原阻击战和上甘岭战役中，我军创造的奇迹至今仍是美军眼中无解的谜团。并且我军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组建了一支强大的空军队伍，并且在实战中创造出了领先对手的交换比，注意，他们的对手是当时最为强大的美国空军！这一切不可思议的历史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民主传统与群众路线使得我军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组织，我军可以在战争中不断的学习、调整、完善自己以适应千变万化的战况，这样特点的部队面对的战争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是有潜在优势，这样的优势是我军在面对未来的军事斗争时必须具备的。

 

　　3、分布式作战与任务式命令

 

　　这是我的观点中十分重要的一点，也可能是我军能在未来战场上取得优势的关键。在当今西方的基于信息的战略瘫痪作战理论体系中，传统的进攻方式并不是其考虑的问题。而一种以智能弹药为主的通过打击对方的指挥体系、信息系统、控制系统，经济目标以及交通枢纽等，旨在瘫痪对方的作战体系而最终瓦解对方作战力量的新型战争理论正在一步步走向完善和成熟。海湾和科索沃两次通过空中力量决定的战争进一步证明了这样的作战模式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战争的认知。但恰恰就是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军的民主传统将给我军带来意想不到，却无比重要的优势，这些优势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战场上的主导权，我军的民主传统对于现在的我军而言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战略瘫痪理论和精确作战的理论与技术，使得现代战争变成了基于信息平台的多维一体的非接触非对称的军事体系的互相对抗，打击的方式也由传统的对作战部队的直接攻击转变为对指挥控制体系和作战控制体系的攻击。这种战争方式起始于制空权理论；发展于美军对于历次局部战争失败的总结；成形于冷战时期北约为应对苏联在西欧部署的大规模传统陆地力量的威胁而产生的“空地一体战”理论；成熟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的军事应用；直到今天，又发展出了“空海一体战”等理论。这种作战方式并不追求对于部队人员数量的杀伤，而是注重于对部队指挥结构的破坏，让对方虽有作战人员，但却群龙无首，并且丧失了感知外界威胁的能力，一旦部队陷入到了这样的情况之中，在对方立体的以空中力量为主导的攻势中将全面溃败，完全丧失战斗的能力。而进攻方由于只是大量的使用精确打击武器和智能弹药，往往只会有很小的伤亡。

 

　　美国的精确作战与战略瘫痪理论的萌芽虽然在战略轰炸时代就已经开始，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算是真正形成。它一方面吸收了传统的空权战略打击的思想，一方面吸收借鉴了在苏联诞生但没有取得成功的“奥加尔科夫信息革命”的信息化思想。这种战略的核心在于非线性消耗，其针对的便是苏联传统的大规模机械化地面力量和空中力量。这种类型的地面武装也是今天解放军陆军力量的主要部分。

 

　　在机械化战争的时代，由于总体战而导致部队规模的扩大，而通信系统却跟不上部队的规模，各国的部队都开始建立了一个高度分层的复杂的指挥体系以指挥庞大的作战部队。这种指挥体系往往层级很多，并且自下而上，等级森严。由于西方固有军事思想的束缚，导致西方传统的机械化作战部队往往十分注重上层的指挥和下层的秩序，注重集中协同使用各兵种以打开战略突破口，然后后续部队成梯次进入展开以压制敌人的全纵深。这样的战略方式往往强调指挥层对于部队的控制，无论是陆军还是海空军都是在一个复杂并且高度集权的体系的支持下进行使用，通过指挥控制层下达的命令形成协同作战。这种作战方式曾经在一个时代是革命性的思想，但由于西方传统军事观念的束缚以及其本身的缺陷，这种作战方式难免暴露出其致命的缺点：过度依赖指挥控制。

在西方，对于这样的大规模机械化部队而言，指挥控制与信息系统便是这个庞大系统的神经中枢，而基层部队仍然如传统观念一样，只是实现战术目标的工具，没有任何主观能动性可言，必须在时时的指挥控制下精确地部署以实现战术目的，这也使得部队只会机械地听命行事，一旦指挥控制出现了问题，一旦上层的命令不能有完整地传达到基层，各级部队便如同群龙无首，整支军队也就变成了一盘散沙，只能任人宰割。

 

　　而战略瘫痪理论针对的就是传统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软肋，在强大空军和先进的信息系统的基础之上，通过运用大量的非接触精确打击武器，重点攻击部队的指挥控制系统，信息系统，网络系统，通信系统，雷达探测系统以及国家通信系统。按照这种作战方式，首先部队会被打瞎，国家预警系统以及各地的雷达站会遭到严重的破坏。接下来，长驱直入的空军力量将会尽全力攻击整个军队的指挥控制系统，将整个国家的通讯系统通过精确打击、电子压制和网络攻击完全摧毁。这样一来，整个庞大的军队就失去了作战依托，每无论是师旅还是航空团都没有了司令部的有效指挥控制，同时也失去了支持作战的体系。整个国家军队就像被拆成了一个个小块，首尾不能相应，尤其是空中力量，由于失去了地面的统筹指挥，只能盲目地起飞拦截，而对方在整个体系的支持作战中，往往能做到还没有被发现就击落对手。而当空中力量被肃清后，敌方的空中打击力量将长驱直入，将这些没反应过来的地面力量摧毁，同时打击国家的电力、能源、交通枢纽、水利系统以及国家通信系统，使得整个国家陷入瘫痪，达到战略瘫痪的目的，并最终实现政治目的。

 

　　现在的西方学术界对这种作战模式相当自信，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新时代战争的窍要，并由此发展出许多听上去很先进的理论，例如“震慑作战”、“基于效果作战”等等。客观的说，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战略瘫痪和五环目标等理论的实施确实是带来了一场深远的军事革命。但在这一切先进技术理念的背后，其实一直都暴露着西方军事思维的一个重大问题：军队本身的性质和对指挥控制的理解。

 

　　西方固有的军事思想由于其文化和阶级性，往往对军队的理解就是简单的少数军官指挥控制广大的士兵，司令部指挥控制各作战单位。抽象地来看，这样的部队其实仍旧带着浓重的线列步兵时代的特点，士兵只被看做工具，各作战单位只能机械地服从命令。而这种性质的部队一旦扩大规模，一旦要在更加广阔的疆域和更复杂的环境中作战，就必然对复杂的指挥工作和复杂的指挥系统产生高度的依赖，这是部队性质所决定的，如果这个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各作战单位就必然陷于困境之中，甚至树倒猢狲散。所以同样的，现如今西方引以为傲的作战模式，其实依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各参与攻击的打击群同样需要高度先进的指挥信息支持系统才能完成战术目标，也就是说，这支进行瘫痪作战的部队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被瘫痪的风险，所以西方总是需要建立更新更快更先进的指挥控制系统以确保自己在信息层的优势，原因就在此。所以我们不如设想一下，如果军队不是传统性质的军队，会怎么样？

 

　　我军恰好就不是传统性质的部队，所以在信息化的战争中本身就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如上文所述，由于我军的民主传统以及广泛的群众路线，我军本身就具有高度团结的特点、极其快速的“OODA”循环，并且我军还是一个学习型组织。当这些性质加在一起，就使得我军具备了极其先进的全新的特点：第一，能够在任何极端条件下形成自然稳定的秩序，整支部队打不乱，打不散。第二，支持任务式命令部署，能够长期离线作战。

 

　　这两个特点给了我军在现代战争中无与伦比的优势。首先第一点，由于我军一致的官兵关系与高度团结的氛围，在哪怕是面对指挥体系被破坏甚至是主官战死时，部队都能上下一心将力量拧成一股绳，迅速更新指挥系统从而重新形成战斗力。这样的事例在我军战史上十分普遍，例如在长征中，很多主官都是替补上位，把火种保存了下来，这样的案例在我军的历史上其实不胜枚举。但我要说的是这样的特点在信息化的战争中能给我军带来巨大的优势，因为我军的指挥系统本身就具有其他各国都难以企及的抗毁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这本身就大大削弱了针对指挥系统的打击的优势。而且我军能够在缺少保障的环境中持续作战而不间断，本身也大大提高了部队使用的灵活性。当然我并不是说针对指挥和预警系统的打击就对我军没用了，这种打击本身是非常致命的，但由于我军的特殊性质，使得我军对这种打击的抗打能力要远远大于其他军队，在现代战争以及信息化战争中这是巨大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第二点，任务式的部署和长期的离线作战能力能使我军在未来的战场上掌握主动权。与西方的军队不同，我军对于军队的部署本身就不需要像西方军队那样的实时指挥控制，而是采用了任务式的部署与指挥形式。所谓任务式的作战部署就是充分发挥我军学习型军队的特点，在部署时将任务的本质、对于全局的效果、需要达到的效果以及失败对全局的影响等等战略级的内容作为命令交给各作战单位，而执行的方法除需要特别遵守的之外则充分发挥各部队的学习创造能力进行酌情处理。这样一来，在下达命令时可以说相关干部甚至部分战士都明白了命令的涵义、对全局的影响以及需要达到的战役效果和战术目标，所以在战斗指挥时其实司令部只需要将非常少量的命令下发各单位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实时控制，而各作战单位由于本身就有强大的学习调整能力，会依据自身智慧根据实际情况达到作战效果，这也就使得各单位都能长期离线作战，通过自身的智能完全依据实际情况而达到战役目标。

 

　　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军事思想，这种作战方式不仅使得其本身具有难以置信的抗毁能力，更使其具备了系统攻击能力。在我军战史中，任何一支部队，都可以在接受命令后直接投入长距离的穿插作战中，通过自身具备的学习能力，因形而治势，从敌人的整个作战结构和战争机器的薄弱之处攻击对手，而且友邻部队往往可以在缺乏通信的情况下自然形成默契。这就像是足球赛一样，无人发号施令，却人人心中有数并且配合默契。这样一来，我军发起进攻之时，往往就像朝鲜战场的美军说的一样，从四面八方无声无息地渗透进来，两军还没有正式交战对手就已经深陷重围。而我军也不需要大规模的方面军式的集结，而是以军为主导，师或是团为作战单位直接进行连续穿插，对美军的全纵深加以分割破坏，最终各个击破。也正是这种战法，使得美军强大到恐怖的空军战术打击能力失去了作用，而整个地面部队同样也被纵深的穿插搞得七零八落，首尾不能相顾，炮火、装甲进攻的主战力量均被割裂于各地而难以形成协同优势，这使得他们最终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

 

　　所以可以说，我军的民主传统带给我军革命性的作战模式，使得我军可以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用步兵就实现了系统攻击的能力，完成了战略瘫痪这一超越时代的革新。如果这样的军事思想能够结合当今的先进信息技术和投送能力，创造出一种结合我军传统由于尖端科技的战法，我军一定能达到人类军事史上的一个崭新的境界。这种境界，恰似兵圣孙武所云：“故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结语

 

　　当六中全会圆满闭幕时，身边不少的老革命军人都感到了由衷的喜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曾经光荣的传统正渐渐回到我们身边，这个伟大的党和这支可爱的人民军队已经寻到了它的根。

 

　　民主传统是我军安身立命的根本，丢失传统，等待我军的只会是失败；发扬传统，我军必将走向胜利。而在当下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弘扬民主的光荣传统，更要通过发扬其优点，而为各部队配套以新的与之相适的作战系统与作战方式，用智能时代的新思维与新科技去改进我们光荣的传统，这需要无数军内外的有识之士共同为之而奋斗。毕竟正如习主席所言：“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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