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湛：用民主传统唤醒人民解放军的红色军魂

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在会上，习总书记强调政治工作是强军兴军的生命线，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同时习主席还强调：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作风，坚持官兵一致、发扬民主，坚持自行自觉的的严格纪律。对于军内坚守传统的老干部而言，这些话语是复兴的希望，也是对军中积弊的亮剑，可对于很多官兵来说，这些话语却让他们感到熟悉而又陌生。在“五非”迷思的长期困扰中，我们这支本来强大的人民军队忘却了很多东西，在当下时代的大考中，我们必须重识自己光荣的传统和红色的血脉。

民主，这是个让很多很多当代军人都会感到陌生的词，尤其还被冠上“传统”二字，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并且在长期的部队生活中，官兵也不定能感受到什么民主传统，更多的只是简单的命令与服从。所以在这里我必须强调：民主制度与民主传统历来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群众路线的根本，它伴随着我军从土地革命时期一路走来，也是我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核心，体现着人民军队的本质，传承着红色的基因。这个传统同样也是我军新型官兵关系的基础，是我军吃苦耐劳、英勇顽强、不惧生死而创造奇迹的秘密所在，它是我军军魂的重要部分。就如同贺龙元帅所说：“军队要不要实行民主，绝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根本态度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尊不尊重群众，相不相信群众，依不依靠群众的问题。”而且关于民主制度的内容，其实一直白纸黑字写在政工条令中，这是我军的制度，每个人都必须遵守。
说到这里，也许还有不少人心存疑虑，觉得这些东西不过是老生常谈，而自己那一套经验主义的东西才是现实的方法。所以我无心与这样的人争辩，今天我就在这里透彻地说一说我军的民主传统与制度是如何在这87年中伴随这支人民的队伍一路走来的。面对时代的大考，我们着实需要洗心重读人之初，重新认识这支人民军队的红色灵魂。

民主传统与制度的历史脉络

1、北伐时期：萌芽

在人民军队诞生之前，我国处在军阀割据的局面之中。在军阀部队中，士兵的主要来源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失业的工人和小商人。而军阀部队则利用这些人充当炮灰，并且利用军阀制度压迫这些人，例如克扣军饷，各类肉刑、体罚等在军阀部队中司空见惯，在那里，官兵关系可以说就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士兵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粮饷比农民还少，却常常出生入死。而在较为进步的国民革命军中，这些现象虽有些许改善，但各类肉刑、体罚仍然存在。
而就在那个年代，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便在努力地在国民革命军中自己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中创建民主制度。1924年11月成立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是我党直接领导，周恩来亲自组织的第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在编制上设有党代表和政治教官，而且设立了党小组，在小组生活会上除了讨论工作，便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铁甲车队还初步形成了经济民主生活，队里的伙食费、办公费定期公布，队长队员伙食标准一致。这些政策的施行使得铁甲车队的政治觉悟与纪律远远好于其他的革命军。

1925年11月，叶挺独立团成立，以铁甲车队全部与黄埔军校一部分人员为骨干，士兵则是从两广、湖南招募来的农民。独立团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继承了铁甲车队制度，并在广州党领导机关指示下，大力发展党组织，严禁打人骂人，并在干部中广泛开展反贪污、反打骂、反报假运动，破除了旧军队中的雇佣思想、军阀主义，从政治和思想上初步奠定了革命军队的基础，由此也使得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战果辉煌。

土地革命时期：民主的创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改变自身命运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创了适于我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创建了一支新型人民军队—中国工农红军。伴随着红军的成长，我党我军也逐渐形成了政治工作的一整套思想、原则与方法，而其中我军的民主制度便是在红军时期正式形成和确立的，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些民主制度并不是一来就有的，其发展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个时期我军的民主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重要事件：三湾改编、井冈山时期、古田会议。

1927年九月底，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镇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这次改编中，毛泽东创造性的提出了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党小组，营、团建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三湾改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破除旧军队习气，实行民主制度。首先是实行官兵平等，干部不准打骂士兵，废除肉刑，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穿一致。另一方面，初创时期的我军还首次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这个群众组织，军官也要受其监督，虽然在一开始士兵委员会暴露出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但也渐渐在实践中转变过来，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1927年10月底，经过三湾改编的红军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到达井冈山地区，翌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民武装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井冈山时期我军的民主制度得到了大发展，首先，士兵委员会和士兵代表会议普遍建立，保障士兵权利，废除军阀作风。其次，创造了新型官兵关系，官兵吃穿一致，同甘共苦。最重要的一点，我军从系统上提出了军队中的民主主义思想。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这种民主主义的重要内容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开会有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等。这些革命性的制度对在武装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如毛泽东指出的：“红军的物质生活是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召开。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制定了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深刻阐释了军队中实行民主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强调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和统一，完善了我军的民主制度理论。第一，决议明确指出军队内部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讨论，集中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第二，分析了军队民主问题上的几种错误观点的根源，遏制了极端民主化之风。第三，规定了军内民主的主要内容和原则，特别强调了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辱骂，优待俘虏，经济公开。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设史上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使得红军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其总结的党委制、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等，已经成为了我军优良传统的核心，它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

抗日战争时期：民主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政治工作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我军继承和发扬了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同时在与军阀主义等不良倾向的斗争中，我军的民主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并在著名的演讲《论持久战》中重申并强调了这三大原则，从理论上阐明了这一制度的实质和目的。

1942年冬到1944年春，我军在边区部队和全军范围内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以反对军阀主义和教条主义为核心的整风运动。当时我军中虽然已经实行了民主制度，但由于部队规模扩大等复杂原因导致军阀作风有些回潮，官兵关系存有隔阂，甚至较为紧张。在整风运动中，各部队召开了军人坦白大会，增进了军内团结，干部也秉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加强了民主作风。1945年5月一总政治部名义发表的《开展尊干爱兵运动》一文，指出各部队都经历了三个阶段：1、从干部思想入手，使其懂得改善官兵关系的关键，在于干部改变领导作风，建立爱兵观点；2、召开连队民主大会，检讨干部错误，虚心听取群众批评；3、开展尊干爱兵运动，订公约，守准则，并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这一运动大大加强了部队团结，使得军队的各方面工作有飞跃性进步。

1943年10月华中局发出部队进行大规模整训的指示，强调在练兵方法上应有新转变，要克服过去少数人包办的练兵作风，而实行广大群众运动的新办法。此次群众性练兵运动从启发干部战士练兵的积极性入手，采取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练兵方法，开展革命竞赛，建立奖励制度，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技战术水平。

解放战争时期：走向成熟

解放战争时期复杂多变的战争任务和战争实践使得我军的民主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获得了一个完整的形态。

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题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党内指示，第一次把军队内部的民主内容概括为“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并指出关于政治民主，就是“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与罪恶的权利”以及“使士兵在必要时，有从士兵群众中推选他们相信的下级干部候选人员，以待上级委任的权利”；关于经济民主，就是“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关于军事民主，就是“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的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1948年3月7日，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再次强调军队内部的民主就是：“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

1947年7月28日，总政治部颁布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党委会条例，强调党委会是部队领导与团结的核心，它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随着党委制的恢复，重大问题一般都能由党委集体讨论，然后交由有关机关执行。1948年9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从理论上阐明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基本内容，这个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起了重大作用。

在解放战争时期，新式整军运动与三大民主的开展，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建立和健全，党内民主的充分发扬，对于军队的民主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军内民主生活给解放军的所有工作都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解放军在历次重大战役中都能出奇制胜。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民主的部队哪怕装备差，人数少，也能够在战争中打败优势兵力的敌军，解放军的民主制度本身具有的优越性是全球绝大部分军队制度所不具备的。这些时代的光辉最终使得我党我军取得了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胜利，而且最终建立了一个富强而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社会主义时期：曲折与发展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军的民主建设面临了新的问题，就是官兵一致与三大民主被削弱了，军阀主义行为重新抬头，具体表现为各类罚站、罚蹲、罚苦工、关禁闭、伙食无人管、占用士兵休息时间等现象重新出现。1953年5月8日，《八一杂志》发表了《彻底肃清军阀主义行为》的评论，指出军阀主义严重破坏了我军官兵一致的传统，必须彻底肃清。

1956年底，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在连队和机关单位进行民主检查，整顿官兵关系的通知》，要求全军连队和机关在下一训练年度开始之前，普遍进行一次民主检查和整顿官兵关系的工作。

1958年9月20日，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号召，发出《关于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规定》。凡下连当兵的干部，都编入班排，归班长、排长指挥，与士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从此干部下连当兵成为一项制度，在“文化大革命”前长期实行。官兵实行“五同”的意义是深远的，能否认真实行“五同”，是检验干部民主作风、民主精神的重要尺度，“五同”精神是我军民主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项重要内容。

1961年6月19日，国防部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规定了管理教育工作的五条原则：1、既要负责管理，严格要求，又要耐心说服教育，防止简单粗暴。2、既要以表扬和进行正面教育为主，又要对一般性缺点错误进行个别谈话或班组批评。3、既要官管兵，又要动员兵管官。4、既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又要热情关怀和帮助解决实际困难。5、既要有严整的军容风纪和正规的生活秩序，又要使部队活泼愉快，官兵融洽无间。
1964年2月10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宣传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掀起了一场全军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郭兴福是原南京军区某部的副连长，他经过反复实践，总结摸索出了一套能使战士练好单兵、小组战术动作的方法。郭兴福教学法最本质的一个特点，就是运用军事民主和群众路线的方法进行军事训练，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精讲多练，因人施教，严格要求，循循善诱。郭兴福教学法和当时在全军举行的大比武活动，实际上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对我军练兵传统的复归。同年5月7日总政治部颁发了《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草案）》，这一草案使得训练中的军事民主思想和方法法规化，制度化，具有里程碑意义。

进入新时期后，军队民主建设继续受到重视。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强调，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此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对于坚持官兵一致，发扬三大民主的问题做了许多新规定。

1982年7月20日，中央军委批准印发了《连队管理教育工作的若干规定》，该规定把“官兵一致，紧密团结”、“集中统一，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等内容作为连队管理必须遵循的原则，并提出了尊干爱兵的“双七条”。

1987年2月15日经党中央批准颁发的《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其中决定根据新情况，要求全军官兵严守“八个不准”，其中包括了“不准打骂体罚士兵，不准接受士兵礼物，不准侵占士兵利益，不准对士兵罚款”等，决定把“健全和发展部队的民主生活”作为新时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并指出：“实行民主制度，是我军的一项建军原则，是人民军队的本质特点之一。”

1990年1月中央军委批准颁发了《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纲要明确要求：加强基层民主建设，首先要提高官兵的民主素质，教育官兵明确发扬民主的目的和意义，正确认识处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民主与纪律的关系。其次，是开展三大民主，实施民主监督。再次，是加强军人委员会的建设，贯彻落实并监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八个不准”的实行。

1991年1月1日，中央军委颁发了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该条例在继承光荣传统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民主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全面规范了我军民主制度建设的内容、原则、组织形式和方式方法。标志着我军民主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抵御“五非”迷思之扰

而当历史走到当前时，我们不难发现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我军的很多基层单位并没有继承和发扬我们的民主传统，也没有贯彻和落实我们的民主制度，反而是一些个人主义的一言堂，一些军阀作风开始滋长。伴随近年来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知识爆炸，我军基层官兵的民主诉求可以说在日益提高，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基层官兵民主素质的一片空白，以及对于民主传统的普遍漠视。在绝大多数的军队单位中，都或多或少有着各种各样消磨战斗力的清规戒律和繁琐礼节，例如广受诟病的被务问题和“五多”问题，无意义的耗去了基层官兵的大量精力。并且在不少部队和院校，打骂士兵，变相体罚，人格侮辱这些本早应该根除的现象都时有发生。而更加可怕的现象就是军中的腐败触目惊心，徐才厚、郭伯雄等巨贪的纷纷落马，让我们见识了军中贪腐的恐怖。可以说，现在的人民军队，已经深受“五迷”非思之害了。

所谓“五迷”非思，即指的是“非毛化”、“非党化”、“非红化”、“非政治化”、“非战化”。这些迷思有着复杂的形成原因，一方面是我国这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的思想意识较之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以美国为首的境外国家对我国进行了长期的舆论渗透与宣传攻势。下面笔者将具体讲述其原因。

1、对传统的信任与怀疑

在高速发展的近三十年中，国人第一次如此大量的接触了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在这些接触过程中，难免对于我国的革命传统会产生怀疑，这反应在军中则是对于西方军队的盲目崇拜和对我军传统的质疑。例如不少人在受到美军在各局部战争中胜利的刺激，就认定我军的传统相较于西方是落伍的，或者唯技术地认为现代战争只是单纯的体系对抗，与作风与传统关系不大。这样的论调在我军中是有相当市场的，这样导致了很多单位对于我军民主制度的贯彻越来越弱，而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往往是邯郸学步，难得其精义。

笔者在其他的文章中阐述过我军的民主传统相较于西方军事传统的优势，故在此不多赘述。我在这里就讲一点，当人们谈及中外军人的差异时，总会提到解放军的吃苦耐劳、不惧牺牲、纪律严明、敢打敢拼、战术灵活等威名，相比而言美军和其他不少西方军队却显得战术呆板并且英勇欠佳，十分依赖其技术的先进性。可有没有人思考过我军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不少人认为欧美式的强制性的严苛纪律可以做到这些，殊不知战场是一个使士兵随时都处在生死考验中的地方，在这种地方面对着生与死的抉择，任何平时强制性的命令可能都是不起作用的，而对立的官兵关系更会加重这种负面的现象。士兵在军营中令行禁止，如果只是因为惧怕官长的打骂和处罚，而对于自己要参与的战争充满了厌恶，那么在战场上一旦情况恶化，这些士兵可能很快就会失去组织，各自为生存而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军队的指挥中军队失去秩序是灾难性的，究其原因是传统的问题。

而我军正相反，我军由于一开始就确立了官兵一致的民主传统，由于官兵平等，官兵一致， 部队会高度团结，官兵关系也会变成朴实的战友关系，不会像西方部队一样貌合神离，士兵有困难，干部会帮助克服，士兵有反馈意见，干部会采纳，整支部队哪怕生存环境恶劣，也会团结一心，斗志昂扬。另一方面，由于发扬政治民主，广泛而真诚地做政治工作，战士会知道自己战斗的意义，自己为谁而战。作战中，战士仍会害怕，但哪怕条件再难，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坚持下来，哪怕是献出生命，因为他们知道，人民同胞就在身后，顶不住，就是人民的灾难，英勇战斗，是为了保护自己所在乎的人和家园、自己的国家及其主权。所以我军官兵总是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表现出令世人震惊的战斗意志，原因就在此。

而到了今天，军中的不少官兵对于这些传统与制度总会抱以一种不信任，以至于让这些先进的传统变成了老生常谈，这是非常糟糕的现象。当我军这样一支红色的军队失去了本色，其性质就必然发生变化，这样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一支军队不能没有灵魂，而民主传统是我军军魂的一部分，万万丢不得的。

2、对华心理战的影响

自冷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就一直在积极进行对华的心战和舆论战，虽然由于当年双方对立的关系这种心理战往往难以奏效，但当我国开始对外开放时，这种心理战就立刻展现出了巨大的威力。在那个怀疑的年代，我们亲眼见证了曾经无比强大的苏联在这种舆论渗透中土崩瓦解。然而对于美国而言，我国便是下一个要解决的对手，于是在这高速发展的30年中，这种对我国的心理战和舆论渗透从来没有停止过，造成了很多恶劣的影响，包括对于军队。而到了现在，当今我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地缘冲突的拐点上，可以说我国越是在经济上和平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的威胁也就越大，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必然加紧对华的舆论渗透和心理战，而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人民军队。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互联网上历史虚无主义盛行，抹黑诋毁我党我军传统与历史的行径随处可见，毛泽东思想和我军的历史均被丑化、妖魔化。在各类恶意的煽动与宣传中，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混乱，对党和军队传统的不信任也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样的形势也同样严重影响了我军内部，使得青年官兵对于传统由于难分对错从而不闻不问，渐渐地，无论是政治工作，群众路线，还是入党，甚至是进修学习，在军中都趋于变成一种形式，不少官兵根本不在乎自己所代表的是什么，只是关心自己的待遇和权力，这样的虚耗带走了多少战斗力？

在这些宣传与舆论攻势中，“军队国家化”是一个近年来公知水军大力叫嚣的一个概念。这些人往往打着人权的旗帜，企图颠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可其实对于坚守传统的干部而言这种东西明显自相矛盾，因为我军的党的领导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党委的集体领导下保障我军的民主集中制度的实行，保障监督和丰富官兵的民主生活。

在我军的《政工条令》中，从军区党委到连队支部都有责任发扬和监督民主制度和群众路线的责任，这是我军先进性的标志，也使得我军传统的人权建设远远好于美军乃至大部分的西方军队。而试想如果我军真的失去了党的领导，那么可以说我军就失去了践行民主制度的机会，这样我军的人权建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一落千丈，因为没有民主制度和传统的军队难免是剥削的，也难免出现极权。可仔细想一想为什么这种自相矛盾的东西为什么会有人信呢？我们基层的民主制度和群众路线落实到位了吗？官兵感受到了我军制度的先进性了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基层的官兵就会更加严重地选择相信这些宣传，然后进一步削弱其单位的民主建设，形成恶性循环。这是一种十分恐怖的现象，如不加以改善，后果不堪设想。

结语

在现在和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民军队都面临着空前的考验。庆幸的是无论是中央还是军内各级干部，现如今都日益在重视这件事情，传统的复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曾经的光荣传统也在渐渐回到我们身边。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一定要谨记，毛主席亲自创立的民主传统是人民解放军安身立命的根本之一，丢失传统，等待我军的只会是失败；发扬传统，我军必将走向胜利。希望心怀希望的人民子弟兵们能勇敢地挑起这份担当，用民主的传统唤醒红色的军魂，在全新的挑战中创造全新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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