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明：国企私有化就是最大的腐败

点击：  作者：尹国明    来源：微察  发布时间:2016-03-21 17:33:42

 

 

        【摘要】针对近期国有企业暴露出来的一些腐败事件，最近又一股抨击国有企业的风潮刮的异常猛烈。与此相配合，否定和抹黑公有制，通过股份制等形式推进私有化的思潮也甚嚣尘上。

 

       国有企业存在腐败问题，这是客观事实，问题揭露出来引起社会关注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借批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来为私有化造势，那其真实动机就值得推敲和怀疑了。因为要论腐败规模来看，私有化才是最大的腐败。借批国有企业的个案腐败来推进最大规模的系统腐败，那跟借关注腐败问题来推进政治私有化是同样的手法，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只不过前者是打着经济自由化的口号，后者是打着政治民主化的口号。口号下面，只有一个真实，那就是实现经济和政治的全盘西化，实现经济和政治的全面私有化。这点，不得不引起高度警惕。

 

        一、关于国有企业受责难的几个问题的辨析

 

        1、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

 

        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是客观存在，面对腐败问题应该零容忍度，这点态度必须明确。但是对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不能仅仅限于表面上的情绪表达，而应该分析其根源。

 

        国有企业是从国营企业，也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转变而来的。国有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区别可不是一字之差，而是有着重大的差别。国营企业的产权是最为清晰的，国营企业的企业所有权归全民所有，国家只有经营权。在国营企业内部，坚持工人的领导地位，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职工参与管理实行监督。虽然国营企业的民主化管理机制还不完善，但是毛时代的国营企业试行了迄今为止最具有民主色彩的管理方式。正是由于这些机制的存在，防止国营企业管理权的过分集中，让国营企业管理权处于党委集体领导和职工监督之中，遏制了国营企业内部的腐败滋生问题。这就是在整个毛时代国营企业的腐败都保持在一个轻微程度的企业制度因素。

 

        后来的国企改革，逐渐淡化企业的集体领导机制，实行厂长负责制；虚化职工参与管理的民主化管理机制，职工不再对企业的精英享有发言权和监督权。企业的管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失去了监督和制约，是后来国有企业腐败问题日趋严重的企业制度因素。

 

        再后来，实行股份制为核心内容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分权和制约机制，但是却始终是属于权力内部的分权和制衡，把企业职工排斥在管理和监督之外，与国营企业的民主化管理还是有着相当距离，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权力独揽的问题，但还是无法达到国营企业那种民主化管理的效果。

 

        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究其本质，还是因为权力缺少有效制约和监督。而最有效的制约方式就是权力内部分权制衡与职工全员管理、全员监督相结合。解决这个问题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恢复和完善毛时代国营企业的那种民主化管理机制，在鞍钢宪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企业的民主管理机制。在企业管理界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即美国企业管理学习日本，而日本企业管理则借鉴毛时代中国的鞍钢宪法。中国的企业改革抛弃自己曾经拥有的精华，而一门心思学美国学日本，学来学去，原来自己想学习的精华还是自己否定和抛弃过的毛时代企业管理思想。

 

        鉴于很多国有企业已经实行股份制改造，无法一步到位的实行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毛时代企业管理机制，也可以考虑和探索在现有公司制度的内部管理机制上注入民主化管理的思想，将国营企业的管理思想和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相结合。股东会、董事会体现的是分权与制衡思想，可以继续坚持；而监事会必须充分体现企业职工对企业的监督作用，监事会的全体成员可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职工代表大会负责；同时要赋予职工代表大会以更独立的地位和更多的权能，特别是在企业产权的变动和职工的工资福利等问题上，职工代表大会必须有参与和干涉的权力。最好的管理就是人人都参与管理（这也是当今最先进的管理思想---目标管理法的精髓），最好的监督就是全员监督，只要把这些事项落实到位了，国有企业的腐败会得到一个很明显的遏制。解决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的钥匙存在于被主流精英否定过的国营企业中。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国有企业的腐败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除了有致力于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舆论力量的刻意推动因素，也说明在人民的心目中还是看国有企业作是大家的共有财产。试想一下，如果是私有企业搞天价酒，那全民连干涉和愤怒的权力都没有，因为那是人家私有企业的私事。经常有人为了抹黑公有制，出来喋喋不休的问“公有制跟你个人有什么关系？”，其实也可以这么反驳他：“按照按这个逻辑，私有制企业跟你个人更没什么关系”。从社会对国有企业腐败的关注程度，也看出在民众心目中，国有企业相比较私有企业跟自己更有关系。国有企业，虽然以国有代替了全民所有，但是在本质上还不是私人所有的企业，一旦国有企业改制为私有企业了，那在国有企业发生的可以算腐败的事情，在私有企业都不算腐败了。而且，私有化的过程本身就是腐败，而且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腐败，一旦这个最大的腐败行为完成了，很多现在可以认定是腐败的行为都不再是腐败，也就是很多腐败实现合法化了。所以打着反国企腐败的旗号来推行私有化，其目的是为了通过私有化这个最大的腐败行为，最终实现腐败的合法化。

 

        2、国有企业的垄断问题

 

        抹黑国有企业的另一个理由是国有企业搞垄断。

 

        国有企业是不是拥有垄断地位，这个要具体分析。现在的国有企业基本是处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性行业，在这些行业，国有企业还基本保持着垄断地位；对于一般性竞争的行业，国有企业基本退出或者大部分退出，已经不具有垄断地位。

 

        在关系国计民生领域，国有企业保持垄断地位这是必须的。理由是：现代化机器大生产客观上需要生产资料的集中，这种集中必然会造成垄断，垄断企业的出现是大机器生产方式的必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全体成员通过公有制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现国家垄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竞争也会走向垄断。垄断是客观存在，是历史必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每个行业都存在垄断，几乎每个行业都是有一到几家企业占据垄断地位。美国的汽车业、航空业、饮料业、石油工业，化工工业等等，甚至金融领域，哪个不是由几家垄断企业实行着垄？美国是这样，法国是这样，英国是这样，日本还是这样，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这样。私有制企业可以形成垄断，为什么国有企业就不能垄断？这是谁家的双重标准？有人说美国有反垄断法反垄断，问题是美国的反垄断法反的只是一家企业表面上的独家垄断，但是却不反寡头垄断，而且因为寡头垄断企业背后的财阀家族的相互持股和联姻，这些表面上分立的几家寡头垄断，其实最终结果还是独家垄断。

 

        另一方面，如果因为国有企业在这些行业具有垄断地位就让国企退出，那么这些行业就不存在垄断现象了吗？看看国企退出的那些行业，行业主导权基本落入外资之手。国有企业的退出，一开始在表面上是私有制企业的跟进，实际最终结果却是该行业的主导权从国有企业转换到西方资本财团手中，从国有企业的垄断变成外资企业的垄断。

 

        这就说明，公有和私有的争论和博弈，表面上是国有和私有两种所有制企业的矛盾，实际上却是国有企业和西方垄断资本之间的利益冲突。国有企业倒下了，单个分散的私有企业是无法抗衡西方垄断资本控制的跨国企业的。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垄断资本财团通过他们控制的媒体和学术资源不遗余力的推销以私有制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经济理论和政策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攻击国企垄断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却从来不反外资垄断。为什么不但从来不反外资垄断，反而千方百计的为外资垄断寻找理由和借口，比如龙永图不就说凡是外资在中国投资的企业都是中国的企业吗？只反国有企业垄断而不反外资垄断，这是典型的“不允许八路有武器，而只允许鬼子搞屠杀”。

 

        3、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的问题

 

        国有企业收购私有企业，国内的主流学家和主流媒体们就开始大呼小叫，有人甚至还说国有企业侵占私有企业的市场这是与民争利。

 

        国有企业跟私有企业竞争就是与民争利？这个逻辑真不是一般的伟大。什么是民？私有企业就是民有企业吗？资本家就是民吗？看主流精英的说法，只能推理出，在他们心里，资本家就是他们心中的民。由此也可以推理他们的“民主”、“公民社会”的“民”其实就是特指掌控资本的“人”。

 

        权贵精英们其实一直是在这么忽悠老百姓的。比如通过改制实现国企私有化，他们就说这是国退民进，代表私有经济的“资”竟然成了“民”。资本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吗？看看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多年的当今中国的贫富悬殊，不到1%的人占了70%的社会财富，私有资本的复活必然导致雇佣劳动的复活。国企变成私企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企业成为少数人所有，原来国企的职工下岗的下岗，分流的分流，留下的职工也变成雇佣工人。中国的贫富悬殊的根源就是在经济领域通过私有化和市场化来逐步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从这里我们看不到资和民的利益一致性，反而看到的是资产阶级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尖锐冲突和直接对立。把“资”和“私”称为“民”，这是无耻的文字游戏。

 

        真正的民企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是毛时代的国营企业。主流精英们先是抹黑全民所有制企业效率底下，让国家所有来架空了全民所有，然后再骂国有企业，力图把国有企业变成私有企业。还为了掩盖私有化的真相，在文字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把私有企业包装为民营企业。通过这一系列手段，干掉真民企，换上假民企。古代赵高也不敢玩这样偷天换日的文字游戏吧。

 

        不过，对于茅于轼、樊纲、张维迎、厉以宁等这样改革知识精英来说，他们把私企称为民企也不全是为了忽悠，因为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就是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的，“拿人钱财替人办事，受人之托终君之事”。既然樊纲公开承认“经济学家是为利益集团说话的”，既然茅于轼认为“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既然厉以宁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既然张曙光认为“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在这些为既得利益集团说话的主流精英心里，权贵就是他们的天，资本家就是他们心中的民。所以对这些人嘴里的民主需要保持足够的警惕，按照他们的一贯逻辑，他们的民主实质是资本的民主。

 

        4、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

 

        三十年来，主流精英们先是指责国营企业效率底下，后是指责国有企业效率底下，还以此为依据，企图论证私有制企业才代表先进生产力。

 

        坚持什么样的效率观？效率以什么指标来加以描述？这是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私有制企业最大的追求就是利润最大化，私有制企业的效率观就是利润观，衡量企业经营效率的重要指标就是企业的利润。重视企业主体的效率而忽视整个社会的效率，恰恰是私有制的弊端。私有制企业的利润通常是建立在盘剥职工、造成贫富悬殊、导致社会矛盾突出、透支资源、造成环境污染等代价的基础之上的。美欧国家在这方面矛盾不是很突出，那是因为他们利用其先发优势地位，通过全球化来配置其产业链，把矛盾和代价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的效率观，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观，以追求资本最大利润为最终目标的发展模式，最终结果是让国家甚至整个气球不堪重负。日本的东京电力公司就为了财阀的私利而绑架了整个日本的公共利益，让整个日本甚至全球都在为东京电力谋求私利最大化的行为在买单。

 

        公有制企业追求的不是个体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而是以社会整体效率最大化为追求目标。追求社会整体效率而不是片面追求企业个体效率，这才是正确的效率观。正确的效率观也体现了正确的发展观。发展观的核心问题是为谁发展。为了资本的利润最大化而发展，那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观；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发展，那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观，也是公有制企业的效率观。两种效率观和发展观的优劣显而易见、无需比较。

 

        毛时代就是用公有制来实现了我们国家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变，而且那是处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之下，夹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面临着核威慑的压力的恶劣环境下，我们民族近代史上百年苦苦求索而不得的工业化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公有制来实现的。而且那是处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之下，夹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面临着核威慑的压力的恶劣环境下，从钢铁到石油，从重工业到轻工业建设了一个基本完善的工业体系。这是任何非公有制经济都无法实现的奇迹，这种奇迹只有同样是实行公有制的苏联的工业化进程才可以媲美。社会主义通过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来实现工业化的进程，比资本主义国家依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来完成工业化的进程要快的多。怎么能说公有制经济没有效率呢？这是一种资本控制话语权的环境下对是非对错的一种颠倒。

 

        即便就企业个体而言，公有制企业的效率也不低于私有制企业。按照西方的企业管理理论，效率是跟激励有关的。私有制企业通常采取的最具有效果的激励是股权激励，让员工持有一定的股权，让员工的个人发展跟企业的整体发展挂钩。在这方面，公有制企业具有所有私有制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因为公有制企业本身就是所有权共同共有，还有比这个更彻底的股权激励措施吗？在毛时代的公有制企业里，工人是把企业当成家的，铁人王进喜那用生命和健康来换取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这种激励效果在私有制企业里能找到吗？在美国利用广场协议偷袭日本之前，日本的企业表现出很高的效率，一度让美国的企业苦不堪言。当时美国的企业就开始研究日本的企业管理，发现日本企业的高效率主要来自其管理的三大法宝：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目标管理，这些给最优效率的日本企业带来最高效率的管理法宝，竟然是被中国改革精英丑化和抹黑三十年的公有制企业天然具备的要素，公有制企业职工有铁饭碗，不会跟私企那样随便老板一个眼神就可以辞退职工，但是这被改革精英污蔑为养懒人；公有制企业职工有八级工资序列，也按工作年限享有工龄补贴，但这被改革精英污蔑为是论资排辈的计划经济陈旧做法；目标管理的核心就是全面参与目标制定和管理，毛时代的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最充分最彻底的全员目标管理制度。原来我们改来改去，学这个学那个，把最精髓的东西扔掉了，而我们学习的老师却在坚持这些我们扔掉的精髓。还有比这个更大的讽刺吗？

 

        毛时代的国营企业没有看到几家是亏损的，为什么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国营企业一下子就陷入困境了呢？改革派们说这是因为国营企业的机制僵化、人浮于事所导致，所以要改革，事实真是如此吗？国营企业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陷入困境，完全是人为因素甚至是故意造成的。78年之后，开始搞拨乱反正，结果是把毛时代积攒的80亿元人民币财政结余给花掉，还从人民银行透支90亿元，巨大的财政赤字需要弥补，当时的财政就把国营企业当成第一个目标。1983年，开始对国营企业实行拨改贷政策，即财政不再从原本从企业上缴的所得税和利润中返还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企业的再生产，而是让企业改而从银行贷款来解决资金问题。国营企业成了财政的提款机，却不再有以前财政的支持，这是典型的杀鸡取卵行为，国营企业从此失去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此外，当时国家在工业化的高积累条件下累积下来老工人养老负担，在不做补偿和返还的情况下强制地转嫁给国企，光为1023万退休工人就支付了604亿元的退休工资。不但本该由政府来承担的福利负担由国有企业来承担了，同时还让国有企业承担着远高于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税收负担，再加上越滚越大的贷款压力，国有企业举步维艰，被捆绑着沙袋，无力跟轻装上阵的私有企业展开竞争，到了后来，连简单再生产都无力维持了，企业开始出现大面积亏损。为了解决企业困境，不是针对问题本身出发减轻企业负担，而是先后开始采取厂长负责制、承包制等即不治本也不治标的方法，再到后来，就是通过抓大放小来让中小企业改制。这一路走来，不难发现有一个清晰的思路，那就是先想办法把国营企业搞糟，再把责任推给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和机制问题，然后再打着改革和脱困的旗号来实行私有化。

 

        事实上，目前国有制企业的激励问题也是私有制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私有制企业发展几百年了，至今都没有解决好这个激励和效率问题。我们学美国的所谓现代管理经验和管理机制，结果华尔街的那些鼎鼎有名的私有企业在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激励问题，比国有企业只大不小。企业经营者为了完成业绩损害股东利益，造成了金融危机和企业亏损，到头来还得依靠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所以，国有企业的管理问题是无法依靠向私有制学习而最终得到解决的，国有企业的效率观应该跟公有制企业学习，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也应该多向毛时代的公有制企业去寻找解决方案。我们妄自菲薄太久了，以至于我们极度不自信到崇洋媚外如此严重的程度。

 

        5、国有企业与先进生产力问题

 

        说私有企业代表先进生产力，是无稽之谈。在理论上得不到论证，在实践上也得不到验证。

 

        先进生产力本身就是个历史的概念，一种生产力是不是先进，是需要结合特定的历史阶段去给出评价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机器大生产方式，机器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社会化分工和协作，生产的社会化必须也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共同占有。生产力的革命却受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的表现之一就是商品相对过剩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之间的矛盾，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虽然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允许的范围内学习和借鉴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并且通过金融创新实行债务消费来刺激市场需求，虽然在最近二三十年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但是却无法根治危机，最终由此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还是到来了，而且之前的延缓措施反而更加重了经济危机的烈度。就目前我们观察到的信息来看，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找到能够走出危机的办法，危机还在向主权债务危机发展，冲击着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

 

        相对于先进的机器大生产，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成为束缚和桎梏了，只是生产力还暂时没有发展到可以完全挣脱私有制束缚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是和先进生产力相背离的一种生产关系了，私有制企业不但无法代表先进生产力，反而是阻碍社会生产力了。

 

        机器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社会化分工和协作，生产的社会化必须也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共同占有，而公有制就是为了实现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以此来解决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对生产力的阻碍和束缚。公有制才是真正的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公有制企业才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企业组织形式。

 

        国有企业虽然不同于公有制企业，但是国家垄断资本，毕竟比私人垄断资本，更有利于解决生产的无序性问题，相比较私人资本，更符合先进生产力的要求。

 

        至于国有企业的激励和监督机制，这个在私有制企业里也是同样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在解决激励和监督的问题上，更多需要去公有制企业里寻找解决方案。

 

        6、公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区别。

 

        经常看到有人拿现在的中石油和中石化等国有企业来抹黑公有制，以此来证明公有制就是官有制。所以很有必要将公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做一比较，澄清泼向公有制的污水。

 

        公有制企业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而全民所有制在毛时代又被称为国营企业，意思就是全民所有国家经营，所有权归属于全民，国家只有经营权。但是国有企业就不同了，国家直接替代全民称为了所有者。这里一字之差，可就是千壤之别了。这种区别就如同房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区别那么大。

 

        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不只是所有者发生变化，而且企业职工的身份和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在国营企业中，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企业无权随便辞退职工，职工有劳动的权利，不得随意剥夺。但是在国有企业中，以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把企业职工变成了雇佣劳动者。国营企业，实行的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参与管理参与监督的民主化管理机制，而国有企业则变成厂长经理负责制，国有股份制企业虽然参照公司法实行了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分权和制衡机构，但是职工的民主化管理机制却遭到了淡化。民主化管理是公有制企业的必然要求和本质特征。

 

        为什么要把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呢，这里面大有玄机。全民所有，就是全民共同共有，就跟一个房子可以有多个共同共有人一样，并不会因为是多人共有而导致产权不清晰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在所有权上是清晰的，但是一旦改成国家这个拟制的主体资格所有，反而不清晰了。而为了清晰产权曾经是93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营改为国有的最大理由。更为关键的规定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条:“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和第四条：“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

 

        国营企业，既然所有权归属全民，只拥有企业经营权的各级政府是无权就企业的所有权改变做出决定的，即无权决定将国营企业变更为私有制企业。把全民所有改成国家所有，再赋予各级政府以出资人职能，由政府来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从此各级政府就有了对国有资产的处置权了。各级政府就可以通过自己规定的程序决定是否把曾经的全民所有国家经营企业进行改制，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者全民则对国有企业是否改制无权过问，也无权干涉。虽然宪法还规定着国有企业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但是一旦由各级政府来代国家行使出资者职能，而一旦政府侵害了本属于全民的资产，国家这个拟制资格却无法替全民来代行出资者职能了。在这里，是有人把国家和全民化等号了。而全民是一个个有思想有思维有分析判断能力的人组成的，而在法律上，国家则是无思想无意识的拟制主体，国家利益受到侵害了，国家是不会自己思考更不会张嘴说话的。用拟制人格的国家来享受所有权，架空了全民对国营企业的所有者地位。这真是太有才了。

 

        把公有制改成国有制，改变了一个字，再加一句关键的话，就给曾经的公有制企业私有化打开了缺口，从法律上扫除了企业私有化的障碍。从此，作为国营企业的所有者的全民，无权对国有企业改制表达异议。

 

        中国的企业私有化就是通过两个步骤来实现的，把公有制企业变成国有制企业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把国有制企业变成私有制企业，为了掩盖其本质，还煞费苦心的把私有化说成是国退民进。把全民所有改为国有，然后再把私有成为民营，文字游戏就更加精彩了。全民---国有---私有，在权贵精英嘴里就变成国有---民营。宪法规定属于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与私有资本的竞争，在精英嘴里成了国家与民争利了。数遍古今中外，有这么机关算尽的文字游戏吗？有这么无耻的偷天换日吗？

 

        二、国有企业为什么遭遇妖魔化

 

        国有企业现在受到来自左右两边的质疑，但这两种质疑的目的是不同的。

 

        来自左翼的质疑主要是指责国有绑架了公有，让公有制企业的工人主人翁变成国有企业的雇佣工人，国营企业的民主化管理机制的丧失导致国有企业腐败，腐败导致亏损为私有化积极创造条件。但是左翼非议国有企业的原因不是让国有企业私有化，而是希望国有企业回归到它本来的全民所有制形式，左翼认为国有企业参照西方的经营管理制度是不可能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左翼认为鞍钢宪法为代表的国营企业民主化管理制度，优于西方私有制企业的所谓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认为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和激励问题都是因为丢弃了国营企业的先进管理制度。在国有企业开始私有化之后，千万劳动者被迫下岗失业，少数人一夜暴富之后，左翼对国有企业的非议声音开始加大的。但是左翼对国有企业的质疑目的是希望国有企业回归国营企业的本来面目。

 

        改革开始后不久，开始的国营企业和后来的国有企业就一直处于中国右翼质疑和攻击当中。中国的右翼，也就是积极主张新自由经济思潮和推动新自由经济政策的改革派。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西风东渐乃至蔚然变成思潮，背后是西方垄断资本财团和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两股复辟实力在推动。右翼利用掌握的话语权，对公有制和国有企业的抹黑从未消停过。公开承认为少数富人和既得利益集团说话的主流精英们是抹黑公有制和国有企业的主力军。抹黑公有制和国有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推行全面的私有化。改革精英们最近三十年代表既得利益集团设计和推销的的各种理论、概念和方案，万变不离其宗，其实质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行经济的全面私有化和市场化。他们这么做，是因为私有化最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能够以最快速度实现社会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同时也最有利于外国资本财团控制中国经济命脉。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动摇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这个大厦也就摇摇欲坠了。在中国搞经济私有化最终结果只能有两个：社会主义制度转型为资本主义，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殖民地。

关于国有企业的批评反映了对中国两种方向、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

 

        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并不是促进和推动作用，而是更多的体现为对经济的绞杀作用。大规模的私有化伴随着新自由经济思潮在苏东和拉美地区展开，结下的苦果至今还在品尝。私有化导致了俄罗斯经济倒退几十年。仅以俄罗斯为例，相比较1990年经济总量下降了一半。以私有化和自由市场为核心的“休克疗法”的实行，导致1992年俄罗斯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000％，大部分俄罗斯人多年积蓄被人为制造的通货膨胀洗劫一空。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俄罗斯人民的人均寿命也出现明显的下降，这个现象通常只有在大规模的战争中才能出现。时至今日，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单一，昔日的工业门类齐全的工业强国沦为主要依靠出卖资源为主要收入的国家。私有化成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西方资本财团的盛宴，苏联人民积攒70年的财富被西方资本财团以很小的代价席卷而走。俄罗斯的私有化的结果是西方资本财团和俄罗斯国内精英联手攫取了苏联的财富，而苏联当时的八大金融寡头竟然都是犹太人。苏联经历过二战洗劫，也不过用了三五年就恢复至战前水平，而私有化威力和杀伤力远超过二次世界大战，让俄罗斯用了二十年时间都没有恢复到前苏联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私有化在拉美地区推行的结果也基本相差不多。典型的例子就是阿根廷。大规模私有化的结果就是贫富悬殊，腐败滋生，最后导致经济的被殖民化，至今阿根廷的经济都萎靡不振，阿根廷沦为一个“灾难国家“。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经济政策大规模实施的共同结果就是经济倒退、经济部门被外资控制，经济的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因为私有化，俄罗斯经济倒退几十年，让阿根廷人均收入还不如一个世纪之前。这是血的历史教训。

 

        国有企业的大规模退出，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作用。那就是让该国经济多年的发展成果成为外资的囊中之物。中国国有企业重点退出的行业，最终为外资所占领，这是中国经济主权和西方垄断资本财团控制中国的图谋之间的斗争。迄今为止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得非发达国家，无一不出现经济殖民化，经济主权也因此被严重扭曲的严重倾向。

 

        私有化的目标对准公有制，一些人的市场化是与私有化划等号的，他们推动市场化是为了资本大鳄控制中国经济开辟道路。

 

        当一个国家已经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之下实行了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就融入了西方垄断资本财团制定的全球化规则体系之中，国有企业就成了抗击外资全面入侵、防止本国经济命脉系数为外资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经济主权的丧失也必然会造成政治主权的不完整。经济的深度外资化，其结果就是经济殖民化，外资控制了中国的经济部门和经济命脉，必然会通过政治的影响力去影响中国的政策制定，也因此就影响了中国的政治主权完整性。任何国家经济主权的丧失都必然带来政治主权的不完整，最终结果就是国家主权在一定程度上沦为西方垄断资本财团的掌中物。通过军事手段很难让中国这样的大国屈服，而通过经济的渗透却可以曲线突破一个国家的主权防线，控制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从而也就最终控制了这个国家。通过经济渗透，进而政治渗透结合文化渗透，就可以突破一个大国的主权防线，这是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主要手段。当然，军事威慑先是为经济和政治渗透提供支持，而当政治和经济手段无法真正控制一个国家的时候，军事行动就是最终选项了。今天隐蔽在美国背后的西方资本财团就是采取的这个组合战术。

 

        三、私有制就是最大的独裁，私有化就是最大的腐败。

 

        至少到目前而言，从苏联到俄罗斯的苏东地区国家，到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私有化。中国打着各种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现代制度、西方先进经验各种旗号和包装的改革精英们，炒的还是新自由经济理论的剩饭。所谓万变不离其中，无论怎么绕，就是绕不开私有化。

 

        私有制的本质就是专制独裁。私有制社会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少数人富有多数人贫穷，即便发展到大机器工业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个基本特征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几百年至今的结果，也不过是少数国家发达大多数国家贫穷，少数人富有大多数人贫穷。私有制的整个过程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体现了私有制社会剥削自始至终的存在。一个社会的少数人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这本身就是独裁专制的集中体现。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私有制企业的产权大多数表现出强烈的家族性质，资本家的财产也基本是按照血缘关系进行继承。容纳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资本，采取的私有方式跟封建世袭制并无本质区别，当今控制世界主要金融和产业资本的金融寡头财团的实际控制者还是以家族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私有制的发展结果，就是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金融寡头的家族手中，然后巨大的财富再按照血缘继承关系进行传承。

 

        随着资本的日益集中，资本主义垄断倾向更为显著，生产的日益社会化的另一面却是资本向少数财团的日益集中，资本的这种集中趋势又必然导致财富的日益集中。集中的最终结果就是10%的人口占有90%的社会财富，而10%的国家又控制了世界90%的资源和市场。这种财富的历史上空前的集中，体现的也是空前的独裁，而这种空前的独裁正是来自资本主义私有制。

 

        资本向少数人集中到一定程度，让资本财团们最终有实力来控制权力。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终结果，是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全面资本私有制，其核心就是政权的私有化，即政权被私人资本控制。以美国为例，美国的主流媒体、教育结构、研究机构均控制在资本财团手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美国货币发行权则同样垄断在几个资本财团手中。私人股东的美联储不是美国的政府机构，却控制着不受政府也不受国会约束的货币政策和经济管理职能，美国的税收权作为政府向美联储借款的抵押，也基本沦为垄断资本财团的囊中之物。这真是一个奇迹，税收权和货币发行权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最重要的经济权力，在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却均被美联储控制，也就是实际为控制美联储的几个垄断资本财团控制。而资本财团对美国权力的控制还不仅仅限于此，资本财团还通过对金钱和媒体的控制，来影响和操纵选举结果，从而来控制政治权力。这就是民主美国的真实独裁面目。

 

        资本的唯一使命就是利润最大化，资本私有制导致了财富的日益集中，为了掩盖这个不断增强的独裁倾向和历史上空前的独裁现象，实现这种空前独裁的资本财团们，却正在通过他们控制的媒体、学术机构，日复一日的宣传选票就是民主，力图给公众灌输一个“选票等同于民主”的民主理念和一个“美国政府是民选政府”的假象。而资本通过媒体和选举资金对选举的操控无处不在。甚至在选举规则和美国政治体制的设计上，资本的利益至上原则已经得到确认。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是国家控制资本，那么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控制国家，不仅仅控制经济还控制政治和文化。

 

        正是资本控制国家的这种风光无限，让中国的私有化的受益者和支持者们为之心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容忍贫富悬殊，更无法容忍资本控制国家，而资本主义制度则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贪污受贿就是腐败，即便是修正主义上台，腐败也不敢给予合法化。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则把最大的腐败形式都给予合法化了。最大的腐败是什么？还有比公共权力私有化更大的腐败吗？还有比货币发行权让私人资本占有，让税收权成为私人资本的抵押物更大的腐败吗？这样的腐败竟然是合法的。而腐败合法化是腐败的最高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私有制就是最大的腐败。

 

        中国从公有走向私有的过程就是腐败不断加重的过程，而私有化本身就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抢劫，也是大规模的腐败形式。一个企业的私有化就可能造成几百亿资产的流逝，在这种腐败规模面前，几万的，几十万的，几百万的贪污受贿那都是毛毛雨而已。

 

        私有化就是最大的腐败，现在砖家们和逗士们，大谈国企腐败，却避而不谈私有化才是最大的腐败，可见其反腐败是假，打着反腐败的旗号推销最大的腐败才是真正目的。说人话不办人事，历来就是砖家和逗士的特点。西方的民主先驱们先是念圣经杀人抢劫，后来又打着民主人权旗号来杀人抢劫，口号变了，包装变了，抢劫的隐蔽性增强了，但是强盗的本质从未改变过。打着新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号搞私有化就是精心设计的一种抢劫手法。正是凭借这样一个抢劫新手段，苏联几十年的积累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就让全民的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这种腐败规模和效率是其他任何腐败都无法匹敌的。

 

        私有化的最终目标是整个国家私有化，其标志是政治权力资本化。这点在美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基本实现，而在中国还有两个环节没有完成：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还没有实现私有化，政治权力还没有实现完全私有化。除了国有企业还在掌控着关系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的最核心经济部门之外，至今还存在着一部规定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的宪法。为了把剩余国有企业私有化，就提出深化改革，为了把政治权力私有化，就提出政改。现在掀起的这阵围攻和妖魔化国有企业的舆论狂潮，就是针对剩余国有企业的。现在的国有企业处于一部分支持私有化的权力和舆论的包围当中，发展环境并不乐观。私有化的最终目标是整个国家私有化，其标志是政治权力资本化。

 

        四、国有企业已经没有退路，保卫国企，就是捍卫仅存的回归社会主义的希望。

 

        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跨越，是人类从野蛮迈向文明，从极端不公平走向逐渐公平的关键一跳。不逐步限制乃至最终消灭私有制，人类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公平。当资本掌控在少数人之手，这些人就取得了对人的劳动成果甚至人的尊严的支配权。只有通过建立公有制，让生产资料不再归属少数人，才能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按劳分配等方式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告别极端不公平的私有制财富分配模式。公有的经济基础是实现平等和公正的基础，也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只有了公有制才有可能建成民主社会，而没有公有制的基础不可能建设真正体现和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民主。

 

        根据所能查询到的最新数据，2010年上半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非国有部门比重为70.6%。其中，私营企业为17.8%，个体经营为0.4%，合计为18.2%；外商企业为3%；港澳台企业为2.8%，合计为5.8%。他们共计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构成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比重为32.3%，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为67.7%。但计入国有控股企业的份额后，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为83.2%。其中，股份制企业为53.4%，三资企业为26%，集体企业为2.7%，股份合作企业为1.1%。从这个数字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国有企业所占经济的比重已经相当低低，并且从大多数经济领域中退出，已经彻底失去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企业已经退无可退，也无法再退。

 

        国有企业虽然不是纯粹的公有制经济，但是毕竟是从国营企业改过来的，也是距离公有制企业最近的经济组织形式。回归社会主义，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必须保卫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成为阻碍中国全面私有化的绊脚石，所以才让那些主流精英们如此敌视。一旦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了，那么回归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也就不存在了。当资本一统经济，上层建筑也必然迅速实现全面私有化，社会主义就会被全面的复辟成资本主义。为了防止中国的全面资本主义化，也要保卫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成为阻挡外资一统中国经济，防止中国经济完全殖民化的屏障。根据前面的分析，国有企业退出的领域就成为外资企业主导的阵地，国有企业如果实现全面私有化，那么关系中国国计民生和经济安全的领域也势必被外资严重渗透，最终被外资取得垄断地位。那样中国就彻底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附庸了。为了不让中国变成经济殖民地，必须保卫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也是捍卫中国经济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国有企业是中国能够抗衡强大外资侵蚀的唯一经济力量，中国的私营企业还不具备跟西方垄断资本较量的实力。经济领域如果悉数被外资占领，中国经济主权也就摇摇欲坠。经济主权动摇了，民族利益也就无法保障了。为了捍卫经济主权，必须保卫国有企业。

 

        五、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消灭私有制，而不是消灭公有制。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私有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面对机器大工业已经变成了束缚和桎梏。 “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共产党宣言》）。劳动人民要最终赢得真正的解放，实现真正的公平、平等与自由，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消灭妨碍公平、平等和自由实现的最终根源——私有制。

 

      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真正共产党人，应该坚决的反对私有化的逆流，明白无误、立场鲜明的表达对公有制的支持，同打着各种旗号来推动私有化的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

 

        真正的爱国人士，也应该站出来跟私有化势力进行斗争，国有企业的存在不仅仅是回归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也是我们这个民族不被外国资本奴役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