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在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暗流涌动，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历史观，严重扭曲、混淆着人们对于当代文学史的认识和理解。正像有学者指出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就是去革命化，虚无革命历史。这绝对不是文艺学的学理问题，更不是艺术的技艺技巧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大问题。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文学史家，应直面历史虚无主义，辨清其面目和实质，为我国当代文学研究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也即坚持人民文艺的方向）作出有力的历史叙述。

当前，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主要有四个表现：一是“告别革命”“重写文学史”，二是诗歌批评领域对“三个崛起论”的重新肯定，三是有人提出“重振作协四大精神”，四是文论研究方面的“西化”倾向。所谓“重写文学史”，就是要虚无掉我国当代文学中表现革命和革命精神的思想内容；所谓重新肯定“三个崛起论”，就是要虚无掉新诗中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以及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显示出的时代精神；所谓“重振作协四大精神”，就是为当年“作协四大”召开前“三个不够正常”、“两个不提”和“一个无效”等错误论断招魂，是对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文艺政策及领导文艺取得的光辉成就的虚无；所谓“西化”倾向，就是一些当代文论史研究者，虚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把西方文论当作中国文论发展的“主航道”。

以“告别革命”为重要表征的历史虚无主义在文学史叙述中的体现就是“重写文学史”，“重写文学史”之根本诉求就在于“告别革命”，取消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必须肯定，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写文学史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然而，在这些‘重写’论者那里，‘重写文学史’却不是一个严肃的科学命题。在他们看来，‘构建’在‘社会历史’基础上的文学史是‘非文学史’，必须‘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

当前，学者指出的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一是《中国新文学史》一书，认为该著对一些具有“鲜明的反动倾向”的作品情有独钟，极尽褒奖赞美之能事；而对一些高扬反帝反封建旗帜、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歌颂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品却异常冷漠、不屑一顾，甚至只字不提。另一文学史著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无视沈从文1949年以后创作并发表于《人民文学》、《光明日报》、《大公报》等报刊上的《天安门前》、《新湘行记》、《井冈山诗抄》等作品，硬说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绝笔于文学创作”，以此来渲染新中国“文化生态环境”的恶劣。

“重写论”者“在声称要摆脱政治、回到文学的同时，却又依然以另一套政治标准来苛求所评作家及作品，其实质是一方面以文学性来反对政治性，另一方面又以另一种政治性来取消了所评作品真正的文学性”。这就剥掉了某些“重写论”者的理论伪装。教材不同于个人学术专著，它更应当坚持真理导向和正确价值观导向，而不能将一些明显违背历史事实、带有政治偏见的内容写进去，否则，既会误导青年学子，也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带来巨大损害。但不幸的是，新时期以来出版的相关高校教材中，此类问题并不鲜见。

对于“三个崛起论”（即《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崛起的诗群》三篇文章）的评价，本是已有定论的。其对于文艺发展，特别是对于新诗发展的消极作用是远大于其积极意义的。“三个崛起论”论者对历史的虚无主要表现在“他们在参与清算庸俗社会学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现象的同时，把‘五四’后左翼诗歌、延安诗歌和新中国30年诗歌的主流也否定了”。近年来，随着“闽派批评家”作为一个文学新概念的兴起，“三个崛起论”因其提出者闽派三居其二， 而被作为“闽派批评家”一个显赫的批评成就被重新提起，得到称颂赞扬。有批评家讲，如果没有闽派批评家的两个“崛起论”，“朦胧诗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甚至是一个文明进化史的现象，我估计中国的新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文学革命，会推迟很长时间”。

有研究者深入揭示了“三个崛起论”的理论实质。他们认为，“三个崛起论”涉及的“诗学原则”较为杂乱，彼此也存在着差异性。但就其对新诗探索产生消极影响的方面来看，在于一些论者笼统贬斥左翼诗歌及其诗学原则，否定新诗中人民本位的价值追求，无保留地视西方启蒙理性主义为“普世价值”，又宽容和认同极端非理性主义诗歌的追求。诗歌创作被理解为一种排他的，与社会、历史、理性不相干的独往独来的“个人的自我本体”的自由创造。只讲“表现自我”，不讲社会建构；只讲非理性的个体“生命体验”，不讲社会实践；只讲感性、直觉和潜意识，不讲思想、理性和世界观，不讲支撑五官感觉的“以往全部世界史”，以至于陷入极端非理性主义的泥淖，表现出“以洋为尊”和“去中国化”倾向。

“重振作协四大精神”是在做一篇很大的翻案文章。我们知道，所谓“作协四大精神”，即“三个不够正常”（指认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三个不够正常”：一是“对如何领导文艺不够正常，有时好些，有时坏些”；二是“党派到文艺界的干部与作家关系不正常”；三是“作家与作家、党员与党员、地区与地区关系不正常”）、“两个不提”（指不提“精神污染”、不提“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一个无效”（这是针对作协选举问题提出的，“如果名单是党定的，撤掉！这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无效性的！都要充分发扬民主，不要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等论断和判断。其内核与实质，就是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否定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显然是对我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严重虚无和深层次虚无。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是社会主义文学，是人民文学，否定社会主义文学，否定文学的政治方向和阶级性质，实际上就否定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流。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被肯定就只能是个人主义或极端个人主义的文学，只能是从西方贩卖过来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派”文学。这一倾向的最新发展，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那些做了市场的奴隶的文学。可见，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去掉的只是人民的政治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这“去”中所悄悄建构的则是资本的政治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有学者将争议不断的全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置于新中国文艺体制坐标内去考察。该学者认为，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充分肯定了“文革”前十七年文艺战线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其中自然包含了对新中国文艺体制的肯定。而“三个不够正常”的说法同《祝辞》精神背道而驰，也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是对此前党领导文艺工作基本情况的严重误判。建立在这种误判基础上的“两个不提”和“一个无效”，自然不可能正确。可以说，“三个不够正常”、“两个不提”和“一个无效”的论断和判断，“是对中国文艺体制的彻底否定，是对新中国文化领导权的自动放弃”。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协四大”消极后果早已确定无疑的情况下，今天还有人要“重振作协四大精神”，为“两个不提”等错误说法和作法说项，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西化”倾向，是当代文艺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又一重要表现。“西化”不是指一般地向西方学习借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西化”是指从根本上在我国文艺领域建立起西方导向，以西为主、弃中取西的倾向。有学者明确指出了我国文论研究中的这一倾向性问题，他指出，近几十年来，我国文艺理论转型存在两条不同路径，一条是逐步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靠拢，一条是走上日益疏离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西化”式“转型”之路。“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前一种路径很少有人去梳理、去研究、去首肯。相反，后一种路径却被一些人当成了新时期文艺理论‘转型’的主体，当成了文论发展当‘主航道’。这是值得深入反思的。”可以说，“这些理论尽管形态有别，但其基本内核与主要表现却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即执意‘去政治化’，大搞‘人性化’、‘非历史性’，迷信‘审美化’，主张理论‘批评化’，推崇研究‘文化化’，集中于一点，就是将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当作了效仿的样板。”

以“西化”取向虚无当代社会主义文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典型作法是，给文学史或文论史过“西化的筛子”。那么，什么是“西化的筛子”呢？“西化的筛子”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两种不良倾向，即“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比如，西方没有“二为”方向，这些文论研究者便也大多不赞成文艺的“二为”方向，拒绝把“中国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鼓吹文艺要远离时代，远离民族和国家，把“自我”、“内心”、“个人”、“情欲”、“私密”、“丑恶”当成永恒的主题、主轴或主宰。西方主张“契约精神”，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便给现当代中国文学来了一个法学的裁决，以法学观点去衡估文学中所表现的革命，要求纠正不合法的历史存在。他们认为共产党领导农民分地主的土地是非法的、违法的，是土匪行径；认为《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并不冤枉，也不值得同情，因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而杨白劳一直拖欠不还，还出去躲债，不仅没有“契约精神”，更是违法行为。再比如，西方文论的一脉是孤立地片面强调文艺的形式感和审美性，这一脉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个别写作者所继承。他们以“西式审美”的眼光审视革命文艺作品，认为革命文艺大多是标语口号和为政治服务的，没有什么审美价值，不配进入文学史。以此为标准，一些文学史研究者对当代文学前后两个三十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对前三十年文学一概否定，将其批驳得一无是处；对后三十年，尤其是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则极尽溢美之词，称其为文学的黄金时代，等等。

我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不仅承担着为学科立论的任务，更承担着为劳动人民、为新中国、为社会主义立论的使命。这些研究中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不仅不能为文学史学科建设提供科学的支撑和理据，而且还解构了文学创作中的人民性倾向和社会主义主旋律。可以说，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虚无主义是一个时期以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大合唱中的一个重要声部，其所影响的领域看似局限于文学史研究，实际上，文艺创作上的诸多戏说历史、恶搞历史、抹黑历史、颠倒历史的现象均与其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破除文学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必须清理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虚无主义倾向。只有这样文学创作才可能得到正确的历史评价，而当代文学史研究也才能更好发挥其引导创作的基础性作用。

注释：

1 刘润为：《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红旗文稿》2016年第6期。

2 唐德亮：《<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错谬》，《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2期。

3 陈越：《“审美性”的偏至与“主体性”的虚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2期。

4 鲁太光：《反思及其限度》，《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2期。

5 董学文：《反思文艺理论“转型”研究中的误区》，《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1期。

6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