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市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以各种文化产品为载体，以传统和现代的媒体为传播手段，以庞大的文化消费群体为传播对象。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在文化市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在于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危害巨大。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市场在发展的同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在文化市场表现得很猖獗，制造了不少思想混乱，迷惑了不少人心。回溯过往，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文化市场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以伤痕文学的一些不健康的作品为载体，埋下历史虚无主义的种子，开始对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历程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试探性否定。作为对“文化大革命”（甚至包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反思，以及对“文革创伤”的宣泄，从现实意义上看，伤痕文学的确起到了控诉“四人帮”的作用，也弥补了当时文化产品数量缺乏、形式单一等不足。

然而，被视作文学思潮的伤痕文学其实复杂多样、鱼龙混杂，并逐渐出现了较明显的、不健康的政治倾向。一些作品借宣泄和暴露“伤痕”，开始引向对新中国成立后整个历史更多领域、更多方面的怀疑，歪曲和编造也愈益增加。一部《李顺大造屋》，就通过杜撰的故事，将我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历程进行了全部的否定。而另一些作品则采用极端的方法暴露所谓的“极左”错误，引向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盘否定，如《苦恋》（由其改编的电影名为《太阳与人》）。值得一提的是，《苦恋》中女儿自己强占道德制高点后对父亲提出了一个耐人寻思的反问：“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此后，这个发问及传递出的情绪几乎成了自由化分子、“民主派”用来粉饰自我、攻击国家的武器。

鉴于一些伤痕文学作品对“文化大革命”及之前历史阶段的合理反思逐渐走向了颓废、极端，必须要对像《苦恋》这样的作品进行批判。但这种批评在当时遭到了许多人的不解甚至反对。就此，邓小平1981年7月在同中宣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苦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9页。）

总体而言，这个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品格调是不高的；部分作品出现消极看待历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不但是一种危害甚大的精神污染，而且具有乱人心、动国本的发展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则与情、理、法都是不相容的。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相关部门开始治理整顿，相关措施如《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1981年）等政策也相继出台。经过这场整治，裹挟在文学潮流里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苗头暂时被遏制下去，文艺界广泛讨论、加强引导，“向后看”的创作倾向逐渐被“向前看”取代，文化市场上的消极风气也暂时得以好转。然而，不能不强调，以部分伤痕文学为载体的过度反思和对社会主义建设史的种种怀疑和攻击，通过文化市场以出版物的方式在人群中得以传播扩散，实际上就为今天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形成埋下了种子。

第二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历史虚无主义在“文化热”的浪潮中，以“文化反思”为名，否定民族文化，鼓吹拥抱“蓝色文明”，为搞“全盘西化”造势。

这个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落实，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文化市场上也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民国时期的钱锺书、徐志摩、沈从文等作家的作品，在沉寂了几十年后再次畅销，而王小波、海子等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在市场上畅销。在译著的出版方面，索尔仁尼琴、卡夫卡等国外作家的著作更纷纷敲开国门，走红市场。各出版社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丛书出版，比较著名的就有“走向世界丛书”、“走向未来丛书”、“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萨特、海德格尔、尼采等西方学者随着著作被译介到中国，更隐隐有成为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之感。对各路非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狂热追捧和发酵所导致的“文化热”中的一部分景象，至今还有人称之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又一次思想“启蒙”。

尽管文化景象蔚为大观，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却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逐渐淡化，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文学影视作品比反映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作品更加畅销、更加卖座；对革命精神的强调和传承逐渐被赋予“僵化”的色彩，对英雄的崇拜逐渐转为对明星的崇拜。生活好转了，精神世界丰富了，人们却也不再“忆苦思甜”了，享乐主义、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也开始增多了。历史是什么？传统是什么？这在一些人眼里成了必须重构、重建甚至抛弃的东西。

1988年，苏晓康等人策划、金观涛等人做顾问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海内外一片哗然，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一部分中国学者和一部分官方媒体居然可以做到，既把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也把革命的红色文化全部否定，总之是要放弃自身的文化，去搞“全盘西化”，要奋力去拥抱“蓝色文明”。对于此，当时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不但不加以制止，竟然还对《河殇》大加吹捧。可见，历史虚无主义在这个时期的文化市场上，疯长到了何等无以复加的地步。说到底，在《河殇》这个节点上，历史虚无主义已经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部分。在逆流的躁动中，《河殇》播出后不到一年，1989年政治风波爆发了。好在这场政治风波被果断及时地制止，才没有酿成更严重的后果。关于这场政治风波，邓小平同志有个重要讲话，他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其实，邓小平所说的“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就是指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而历史虚无主义则帮助自由化分子扩大了声势，迷惑了更多的年轻人，加大了产生动乱的可能性。

由于这场政治风波反映出文化市场存在的问题，1989年10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国家新闻出版署也随后相应发出《关于出版社重新登记注册的通知》。就此，全国各省市开始对报刊、图书、音像制品出版行业进行严格的治理整顿，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这场整顿中，文化市场上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逐渐得到了遏制。

第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历史虚无主义企图借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以商业化文化产品作为掩护，逐步渗透或占领各种媒介，形成了一套全方位、多形式抹黑历史的途径和方法，力图实现历史虚无主义的大众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各类出版单位纷纷改制转轨，开始走向自主经营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民营、外资参股的传媒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一些地方文化监管部门渐渐放松了对文化市场的监管，文化市场上又开始出现各种无序、滑坡或新的乱象，如对文化产品内容把关不严、盗版猖獗，走私光碟、图书等现象屡禁不止。这些乱象为历史虚无主义在文化市场上卷土重来创造了条件，加之2000年以后互联网技术加速发展，不良文化产品传播的速度较之前显得更快，传播的范围更广。

最近的这波历史虚无主义浪潮，从形式上看，既延续了之前的借助小说、影视作品、学术出版物等进行观念诱导的老套路，又产生了利用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通过捏造史实、夸大碎片信息、编制搞笑视频、低俗段子来进行抹黑历史伟人、丑化人民群众的新做法。就内容而言，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集中力量攻击毛泽东同志，诋毁其个人形象。在这方面，既有影视作品、电视评论，借着否定个人崇拜之名，完全无视毛泽东同志领导建立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历史功绩，而把毛泽东同志抹黑成一个给中国带来灾难的形象；又有如某网站通过对毛泽东同志个人生活琐事进行扭曲，炮制出一些低俗文章来矮化其人格，并被广泛转载；还有如一些公开出版并大量发行的杂志，作为污蔑毛泽东同志的平台阵地，竭其所能地歪曲捏造。此外，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有些人尽管其人因恶毒攻击毛泽东已经招致公愤，但出自其手的瞎编乱造之作却依然不乏出版社、书商在市场上予以兜售贩卖。

二是美化帝国主义侵略者，并为其帮凶翻案、正名。帝国主义入侵给近代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这是中华民族惨痛的记忆。然而，在抽象“人性论”影响下，美化侵略者的作品开始走向市场。例如在一些出版物中，对外国殖民侵略者在中国留下的历史文化痕迹歌功颂德，鼓吹殖民统治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更有甚者在一些影片中，对于日本侵略者不但不予以控诉，反而将其罪行虚化，去展现其所谓人性的一面。除美化殖民统治之外，为汉奸、卖国者、反动人物辩护、翻案似乎也成了一种时尚，例如为李鸿章翻案，为慈禧正名；美化汉奸，贬低抗日青年；一些历史类读物更在关于蒋介石、汪精卫、张作霖等人物的评介上，通过选取、夸大历史碎片，采用与主流相反的叙事方式为民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翻案、正名，把原本背叛人民的独裁者、军阀塑造成民族脊梁的形象。此外，某些汉奸的著述更是直接得以出版，例如胡兰成，一个曾效力汪伪政权的汉奸，而今他的著述不但公开出版，而且经过商业化包装、推介，更在文化市场上获得一定的追捧。

三是戏谑历史人物，抹黑革命英雄。受20世纪港台影视文化中的戏说、无厘头等创作风格的影响，内地的一些制作单位或个体为了获取市场，也纷纷开始效仿。最先的做法是以不严肃的方式，制作出娱乐化的影视类古装片。这类古装片由于存在大量与史实相悖的地方，而且传播君臣文化，所以在播出之时就受到许多社会舆论的批评。然而，这样的片子毕竟尚未触及原则底线，且收视率、经济效益较好，也就被当作新的影视创作方式来看待和接受。不过，这样一来就等于开了口子，文化市场上消费历史，把历史人物形象世俗化、戏谑化的倾向逐渐明显。在此影响下，各种惊人的低俗文化创作纷纷登台亮相：宋代包拯在某话剧中被恶搞成了垂涎美色的无耻之徒；花木兰的形象成了捧着烧鸡、满嘴胡话的“大傻妞”；三国关羽的形象在网络游戏中竟成了性感化打扮的女性。不但如此，一些心术不正之徒更通过模仿此类恶搞，学会了抹黑人民英雄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一时之间，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凡是构成国家价值信仰的英雄，似乎都成了可供消遣的素材，相关的搞笑微电影、段子、骗点击率的网络文章层出不穷。虽然这些东西由于太过低俗，目前不太可能出现在电视或正式出版物上，但是由于互联网、新媒体这样的文化载体的存在，相当多的人依然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被动式的接收。

四是彻底否定阶级斗争。而今，在小说、影视类文艺作品中已经很难看到正面歌颂人民群众反抗剥削阶级压迫的内容。在一些作品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或群众运动的意义被彻底否定，一描写太平天国就是“杀戮成性”、“荒淫”、“内斗”；一谈李自成，就毫无根据地瞎编其与陈圆圆的绯闻；一讲八国联军侵华，就怪罪于义和团运动。甚至在一些网络历史专栏文章里，“引经据典”大谈民国时期工人的工资收入甚高，待遇如何如何等，大显诱导读者之能事，让人产生近代工人运动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联想。此外，一些新拍的革命历史剧在重现解放战争背景时，也存在既不展现阶级矛盾，又不摆明阶级立场的情况，仿佛这只是一场由国共两党的利益争斗导致的战争，成王败寇而已。

五是消极评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寻求自身解放乃至探索、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基础，同时，独立自主地立足于本国具体实际开展斗争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部分。然而，由于西方观念的影响和渗透，除严肃的学术著作外，现今相当一部分历史读物、影视节目作品都不能给共产国际以正确的评价，而是把它和“空想”、“激进”、“瞎指挥”的概念画等号。纵观文化市场，为二战时期美国“飞虎队”歌功颂德的刊物、节目不少，相比之下对共产国际在抗战中给予中国的帮助却往往少提或不提，而像苏联的肃反运动、尼古拉二世之死等问题却成了出版图书或制作节目的噱头。

如果说前面第一和第二阶段，文化市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还集中在以知识分子为读者和受众的文化产品中，到第三个阶段情况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个阶段，由于新媒体的参与，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产品的受众是数以亿计的，这样大范围、全方位的传播，对人民群众的历史认知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危害也更大。

党的十八大之后，文化市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正在得到有效遏制，但战斗还未有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