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2日晚，陈毅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潘汉年当天递交的报告，这是有关1943年初潘汉年去南京见汪精卫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当场就在报告上批语：“此人从此不可信用。”

毛泽东对这份《潘汉年去见汪精卫的报告》的批语是可以理解的正确处理。

从已经披露的资料看，比如在彭树华的（2010年出版）回忆文章中，就提到潘汉年1943年是奉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指派，去向汪伪政府情报机构头目兼江苏省长李士群索取日军对根据地扫荡情报，但是李士群拉着潘汉年去见汪精卫。在所应用的资料中，李士群是这样对潘汉年说的：“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彭树华是最高法院法官，又是极少数看过潘汉年案件档案的人之一，引用的资料可信度高。据此进行猜测，这段话应当出自潘汉年本人的交代，或者是胡均鹤的交代。

从这段话里，可以读出的意思（1）汪精卫事先知道潘汉年要来，而且知道潘汉年的来路。（2）汪精卫事先安排这次会见。（3）汪精卫想谈的是政治问题。（4）在去见汪精卫之前，潘汉年已经知道要谈的是政治问题。

潘汉年这次接受的任务，只涉及情报问题，而没有得到任何授权去谈政治问题，而潘汉年在事先知道谈话内容后，仍然去见汪精卫，而在回到新四军后，又没有向领导做出汇报，作为高级情报人员和高级干部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在其后的十多年中，潘汉年也没有向社会部（安全系统）汇报此事，在毛泽东与他谈话时，也没有汇报这件事。

潘汉年是在得知胡均鹤已经在1954年9月被捕，又从毛泽东的讲话中猜度胡均鹤已经向公安部门坦白1943年去见汪精卫之事，才将此事汇报。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极其错综复杂的年份，苏德战场，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为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而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日本也开始下坡路。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重庆政府和汪伪政府都对这件事进行大肆报道，而延安方面，由于没有得到来自潘汉年，情报系统，以及新四军的报告，对这件事予以坚决否认，并抗议国民党重庆政府利用这件事。

而现在，潘汉年承认这件事是有的，在政治上是很被动的。

而1955年又是高岗饶漱石问题出现之时，饶漱石在1943-44年间，就向中央报告过潘汉年在情报工作中有“违反纪律”的现象，而这个报告给中央否定，在经毛泽东签字的给新四军饶漱石的电报中，明确地要饶 漱石“不要听信谣言”。毛泽东在接见潘汉年时，也对潘汉年说“外面的谣传，我们不相信，中央是信任你的。”

中央的评价，当时对新四军审查潘汉年系统情报人员时，也发挥很大作用，比如夏衍在纪念潘汉年情报系统人员关露时就说过，当时在审查关露时，陈毅为关露写过证明，夏衍当时是看到过这份证明的。

而现在，潘汉年承认这件事是有的，不是谣传，饶漱石当时向中央报告潘汉年“违反纪律”是确有此事，在政治上也是很被动的。

就这件事，毛泽东做出这样的批语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潘汉年在情报工作上的功绩，以及潘汉年情报系统的功绩，是需要做出肯定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