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广洲：毛泽东主席关于人生真谛的哲学思考

点击：  作者：薛广洲    来源：红旗文稿  发布时间:2016-10-17 10:26:46

 

 

【编者按】毛主席从心力的角度求解社会问题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从最初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注重自身行善，寻求大本大源；到湖南一师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开始由“人心”向物质的变动，由“无我”而“唯我”；自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毛主席对于社会、人生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把对个人人格精神的追求转变为对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追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毛主席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中西哲学与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完成了自己的富有特色的哲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建构，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人生真谛的探讨是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的，也是与全体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

 

 

　　毛泽东一生不仅关注社会问题，致力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关注人心的改造。他早年对于社会问题的求解，主要的着眼点也都在于从心力的角度展开。尽管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后来让位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是崇尚人力，注重人心和人生改造，始终是他的哲学探索的主题之一。

 

     一、开拓一条新路，走向新人格——毛主席探索人生真谛的历程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着重透露了他对于中国社会之现状的洞悉和开出的药方。他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就毛泽东当时所开列的药方来讲，自然难以解救中国社会于危难之际，因为他的“心”、“思想”还都未能超脱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然而他由此药方所展示的途径，却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他一生哲学探索活动的心迹。尽管他在此后的人生旅程中，不断重新注释“心”、“思想”等概念，他对于“人心”、“思想”之重视，却是毋庸置疑的。正是通过这种对“人心”的变换、改造，充实、丰富了毛泽东关于人生真谛的哲学思考。

　　毛泽东哲学从探求人生真谛入手，经历了一个反复筛选、精炼的过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开拓了人生真谛的哲学思考，并导引出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本质的新的追求。正如一切大思想家一样，毛泽东的人生实践也是从对人类思想精神的学习开始的。从他最初的私塾发蒙算起，尔后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首次展开了对于人生真谛的探讨。尽管六年私塾中，那些枯燥难懂的经书难以引起他的兴趣，但却培养了他的强烈的求知欲望。这使得他不仅能够从阅读民间流传小说中，了解到下层人民的不畏强暴，造反义举，而且从《纲鉴易知录》等历史读本中，逐渐培养出“鉴古知今”的历史感。湖南一师五年半，毛泽东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更是受到了反复的锤炼，从而最终完成了他作为一个大思想家进行人类精神内在本质探索的思维定向。

 

毛泽东关于人生真谛的哲学探索，可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注重自身行善，寻求大本大源。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早在毛泽东尚未走出山村时即已萌芽。受母亲影响，他同情、关心贫苦穷人；阅读旧小说，他决心长大后为农民写书。到湖南一师后，毛泽东才开始比较系统地对人生问题进行哲学的思考。最初的思考主要反映在《讲堂录》和给一些师友的信中。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的前半期，广泛地阅读古书、古籍，初步系统地形成了他的哲学思想。《讲堂录》一万余言，充分展示了毛泽东在世界观、人生观、思想作风、文风以及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倾向。在人生观方面，他强调为人必须有高尚理想，反对追逐小利，所谓“理想者，事实之母也”。“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为实现此理想，必须注重修身之道，这就既要不惮劳苦，具有奋斗精神，还要有朝气，积极向上，因为“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如何修道？“天下之道，未有见之不真，蓄之不厚，而可以苟为之者。”要实事求是，“实意做事，真心求学”。要勤于思考，“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要注重实践，“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要持之恒，“以久制胜”，“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毛泽东如此高扬理想，尤其是把它视为“事实之母”，自然是其唯心主义世界观所致。但是这种对理想的强调，也同时表明了他关于人生的一些基本原则，特别是当他把“理想”与“本源”联系在一起时，便具有了十分深刻的哲学意义。他认为“人心即天命”，“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而且这种“理”，又并非出自“我心”。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他提倡“无我论”，以为“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所谓“宇宙之我”，乃“精神之我也”，而“一个之我”，则是“肉体之我”。可见，他既强调了“无我”，又夸大了精神力量。

 

　　把人与天地合而为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毛泽东受其熏陶，自然也是从人心与天命、人事与万物、人生与宇宙的合而为一上来表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一倾向在他给一些师友的信中进一步表现出来。他认为：“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他注重人的理想与志向，而所谓立志，即是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斗争。个人的理想、目标必须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他认为救国要立足于人民，立足于人心，要用“大本大源”去改变人们之思想，所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人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而所谓“大本大源”，正是“宇宙之真理”。所以他说：“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毛泽东把一切问题均放在天地人一体的联系中进行思考，尽管他此时的思想倾向总体上是唯心主义的，但却存在着许多合理的成分。

 

　　其次是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开始由“人心”向物质的变动，由“无我”而“唯我”。在湖南一师学习后期，毛泽东认真地阅读了杨昌济老师所指定的教材《伦理学原理》，从而使他对以往所学的西学内容得到一次总结和升华，在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在十万余言的《伦理学原理》上，做了1.2万字的批注，可见他阅读该书的认真态度。从这些批注中透视着毛泽东的思想历程以及他对人生真谛的思考。尽管他在进入湖南一师之前的自学期间，就已读过多本西方学术著作，但是《伦理学原理》则可能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西方哲学著作。这本书以其二元论哲学观点对伦理思想展开叙述，调和动机论与效果论，调和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毛泽东的批语不仅反映了这一倾向，同时也表明了他受恩师杨昌济“合东西洋文明一炉而冶之”态度的影响，贯穿着一种独立的、批判的精神。

 

　　已有的研究，各从不同的角度表述了对“批注”的看法：一是强调个性解放，个人精神至上，以个人为根本，从“无我论”到“唯我论”，但同时他“又将这种绝对地位的个人纳入具体的现实之中，重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为自我意识同物质世界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二是突出的辩证法思想。再就是从人格理想的重新建构角度，认为毛泽东的思想走过一个逻辑历程：首先是从“无我”走向“有我”，进而达到“唯我”；其次“在否定了外在的社会要求和超人的理念实体是人类生活的出发点之后”，“把眼光投向了内在于人的自然生命特征”，认为“每个人为了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并且必然表现出来的‘冲动’”，“是自我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它凝聚了人的本性”。但人又不同于自然动物，他还必然受良心、义务等情感和理性力量的支配，而这又蕴含着社会习俗和价值取向。为解决这一难题，毛泽东便由“冲动”到“义务”的层层演进，展开了对人格的社会属性的分析，挖掘主体的道德意识中的利己与利他的关系。以上两种观点，其实更多地偏重于伦理学，而像高菊村等则更多的是从一般思想角度来归纳其内容的：一是存在与思维、实践与认识，“人为”与“天然”；二是“差别”、“比较”、对立统一，矛盾斗争；三是“成毁”、“生灭”、因果“变革”；四是主观与客观，动机与效果，是与非，善与恶；五是理想、信仰、道德、义务、人生；六是“个人”、“自我”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归纳没有进行一种分析，所以只能把它视为一种对历史的描述。至于目前已有的一些毛泽东思想史著作，或毛泽东哲学思想史著作，对此的分析尽管多是从哲学角度展开的，但具体的论述却没能摆脱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分类法。

 

　　不管这些研究的角度各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看到从毛泽东在批语中所表现的思想特征与他前一时期已经不同了，其中最主要的在于，他已开始跳出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狭隘范围来思考宇宙和人生的问题了。他不仅注意对中西哲学进行一种融汇，“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资于内也”，而且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入手，完善和深化自己的思想、所谓“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其“一台”、“一学”自是中国传统哲学，其“根”、其“实”当然也是中国的。毛泽东一生致力于真理的追求，而当时在他眼里，宇宙真理才是“大本大源”，这“大本大源”也即“思想道德”。由此可见，一开始他就超越于传统的把人生问题仅作为伦理学范畴来讨论的局限。

 

再次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把人格理想的实现定格在“民众的大联合”之上，并由此根本转变了对人生真谛的哲学思考的方向。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从其思想基础的确立算起，应该始于新文化运动，其中主要是对《新青年》杂志所刊一系列文章的阅读。毛泽东对西方社会的了解，最初是从《盛世危言》的阅读中得到的，其后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前，他所接触到的关于西方的书籍，大多议论中西哲学和文化都是从物质层和制度层展开的，对西方哲学和文化心理意识层面的接受和了解，应该是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所高举的“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分析、批判和选择各种思潮的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一个人确立信仰和志向，必须研究哲学和伦理学，另一方面又确立了实践志向的人格个性，即不断运动，顽强奋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种思想性格和追求，使得他在新文化运动走向五四运动之后，能够迅速地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变。

 

　　“五四”前后毛泽东两次去北京，广泛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的世界观也逐渐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首先，集中表现在崇尚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盲从，反对以孔学为中心的守旧思想。认为办事情，研究问题，都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力量是联合起来的民众。其次，表现为已从个人精神、“唯我”走向对“主义”的寻求。认为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学会的基础在于以主义为结合的根本，而不是以感情为结合的根本。

 

　　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于社会、人生等问题的看法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自此以后，毛泽东真正地开始了一种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和实践，并把这一原则渗透于对人生真谛的探讨。在他看来，既然“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在阶级社会里，人性也自然带有了阶级性。既然“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一切人性也就都是具体的了，是人的各种社会行为、品格特征和社会作用的总和，所以“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所确立的这样一种思考社会、探寻人生真谛的原则和立场，以一种对于人民的爱，并立志终生为人民服务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还是在他刚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在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式、道路问题的选择上，便体现了他这种已经升华了的哲学人生观。他认为，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扩张，只向扩张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革命者不但要掌握理想，尤其要认清现实。现实是如果用和平方法去达到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还要遭受多大苦难，其何能忍”？这充分地表现了毛泽东已经把对个人人格精神的追求转变为对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追求，“改造中国与世界”不仅是指对社会，而且也是对人心、人生的改造。他后来曾反复地表明和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最后，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中西哲学中的优秀思想，完成了自己的富有特色的哲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建构，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尽管毛泽东一接受马克思主义，便投入到激烈的革命斗争之中，尽管他一开始就是从阶级斗争的意义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对于人生真谛的思索并未就此停止。一方面他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哲学上深入地探讨人生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深邃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早年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也并未完全随他的哲学世界观的转变而被抛弃，它们在他后来的哲学实践和革命活动中依然产生着或显或隐的影响。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伴随着革命斗争的实践，系统地形成了他关于人、人生的哲学思考。

 

　　其一，在总体上，强调了人对于客观世界的主导地位，认为人之不同于自然界就在于人的一切行动皆有目的，即要改造自然，人总是把自己当作自然界的主人，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他还强调事在人为，强调人要敢想、敢说、敢干，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同时又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人性的具体性，他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论给予具体化，而且特别强调了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特征，强调要把这一理论变成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变成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另外，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革命人道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实质内容包含三个方面，其一具有反法西斯主义的意义，其二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把他们当作人，给以悔过自新的机会，其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构成社会主义时期伦理道德体系的一个重要层次。毫无疑问，毛泽东革命人道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正是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其二，在具体的展开中，毛泽东对于人生、人与社会等问题都作了颇具特色的论述。他将自青年时期就追求的理想人格与现实革命实践的客观需求加以融合，把个人的人格标准同社会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生哲学。他一方面将早年所追求的人生修养最高境界、人格典范的“理想”，转化为“以天下为己任”，“牺牲个人以利社会”的革命人生观和人格标准，并逐步形成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明确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这既是对共产主义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的精辟概括，也是毛泽东道德哲学的核心和灵魂。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以这一理想为原则、全面地展开了他关于人生问题的哲学探索，这包括了他主张用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原则去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包括了他所提出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社会公德，包括了重视革命者道德修养的“自我锻炼”和“自我改造”。毫无疑问，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提倡社会公德，重视革命者的道德修养的道德哲学，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批判地改造了中华民族道德传统而形成的。因而不仅具有显著的特色，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

 

　　毛泽东从青年时期起即开始了他对于完善人格的追求。他从最初地、抽象地、学理式地对获得“大本大源”的理想人格的追求，而转向对具有意志、冲动、力量的“自我”的追求，进而把“自我”、“个人”融于“社会”“民众”，最后在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中最终达到人格理想的最高境界。这样一个理想的人格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这就是一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毛泽东认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因而，毛泽东的理想人格，就是共产主义的新人，在他那里，所谓人生的真谛，就是向这样一种新人的趋进。 

 

 

     二、改造中国与世界——毛主席人生真谛思考的深层蕴意

 

　　许多研究者都把毛泽东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归纳于伦理道德哲学的范围，这自然不错，但又未免太狭窄了。毛泽东关于人生问题的哲学思考，不能仅仅从伦理、道德哲学的领域去理解。毛泽东哲学本身是一个整体，这一整体无论是在外部的表现形式，还是内部的结构组合，都体现出一种新的特征。

　　首先，对人生真谛的哲学探索是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的。一方面毛泽东关于人的问题的哲学思考，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不断地深入、提高；另一方面这一思考从本质上说是对于人生真谛的真正地、科学地解答。

　　就前者而言，毛泽东哲学思考的进程也是他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历程，或者说，是他立志于“改造中国与世界”志向实现的两个侧面，也是他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课题的解答。“中国向何处去”不仅是指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而且是指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向何处去。改造中国和世界，既是指打碎旧世界、创建新社会，也是指破除旧文化、建构新文化。因而，随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主义”和道路思考的深入，他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也日益深入。当毛泽东还处于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提出要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时，与之相应，在人格的追求上则希望能够以具有“大本大源”的圣贤为榜样。而当他受《新青年》前期所宣传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服膺于“民主与科学”之时，自然便以对“个人精神”、“自我”的肯定为其追求的人格标准。经过五四运动，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中国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道路。此时，他对人生问题的探索，便发展为从人的社会性、阶级性，从对广大人民利益的追求上去实现理想的人格。至于毛泽东关于人生真谛的哲学寻求和完善体系，则是他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出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时，才可能实现。

 

　　就后者而言，毛泽东的思考在本质上正确解答了人生难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符合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的认识总是逐步深入的，随着实践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事物自身矛盾的日益显现，人们才能逐步认识事物的本质。这种认识规律对于人本身，对于人生真谛的认识同样是适用的。人、人生的本质是什么？其意义何在？人类历史上曾经给出过无数的答案，而任何一个答案都引来无数的诘难。毛泽东的思考和追求不能脱离人类以往的研究成果，因而他像以往的先贤们一样，把个人的人格追求设立在获得大本大源，获得自我价值的彻底实现上。然而，即使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这些人格标准似乎也都没有被他所真正认可。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并不在于毛泽东本身的主观人格目标的高水平，而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动之中，人的价值观，人生的目的、意义，都受到这种变动的冲击，从而造成了旧有人格权威的失落，迫切提出了重新规范人及人生的问题。毛泽东在这种变动的客观局势下，培养出一种向上的人生态度，从而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人的问题的解答，为他结合中国社会实际，结合中华民族精神传统，创造性地提出现代中国对于人生问题的科学答案奠定了基础。他对于人生问题的态度，所经历过的历程，充分显示了这样一个认识逐步符合实际，并伴随实践而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次，对人生真谛的哲学探索是与全体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无论是从毛泽东探求人生真谛的目的或者动机来说，还是从这种探求的最终结果而言，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根本，不仅是他平生的政治志向、哲学目标，也是他实现自我人格的根本标准。他能够不断从自己原先所崇拜的先贤们对人生追求的标准中超脱出来，其原因也只能从这里去解说。毛泽东对人世最初的认识，即来自于他对于贫苦农民的同情，这或许还是受了他那待人慷慨、乐于助人的母亲的影响。而他立志于要为农民写书，要写农民的书，则更主要来自于对所身处的中国社会的一种体验。他最早的对人格理想的设定——获得大本大源的人，即在于对近代中华民族屡遭沦亡惨境的改变的志向和愿望。虽然他认为中国之贫困，之落后，之受欺凌，根子在民智愚昧，但他所提出的改革社会、救国图存的前提是对人心民心的改造的主张，则是对大众利益的一种关注。尽管他的大本大源的人能救中国于危难之际的观点，是唯心的英唯史观，但却实在是出于拯救人民的目的。后来他从这种获得本源的理想人格而走向“自我”、“唯我”，也绝不是西方文化中的那种个人中心主义。他始终认为“小我”是融于社会这个“大我”的，“唯我”不是绝对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人的价值实现，这种价值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身上和生活实践中。因而所谓“自我”、“唯我”，说到底，在客观上包含有群体、社会、宇宙。精神之我乃是宇宙之我、群体之我，因而“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利生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在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所追求的个人的人格完善，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伴随着他所从事的中国革命事业，他把人格理想奠基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之上。这样一种价值观，并不像有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苦行主义，只是一种手段，是那种由某种政治思想所规定的目标的手段。〔25〕而应该说，它既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一种最高尚的人格理想。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解说，改造中国，改造世界，既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也是改造人自身。也就是说，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包含着共产主义新人的成长，这种新人才是“真正的人”。毛泽东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这种人格追求，为了人民的利益，他献出了一切。毛泽东崇尚人的精神力量，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也确实注重“意志”的作用，但这种思想特征并不能否定他对于人民的爱。他的人格理想已经完全超越于个人的意志的冲动和个人精神的实现，而是融会于全体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之中。因此，即便他的一生中由于高扬了精神、意志的力量，尤其是晚年，这种高扬也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但那也只是他的方法、认识上的偏差所致，而不是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偏差。

 

 

　　再次，对人生真谛的哲学探索体现了中西哲学的比较与融合。毛泽东所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的一切都打上了西学冲击和中学反应的痕迹。在这种相互的冲击回应中，很难再找到带有纯粹的东方或西方特色的东西，即使那些饱读诗书的经学大师们，其思想，其言行，其著述无不留有西学的或思想或语言或内容或形式的痕迹。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章太炎、孙中山，自不用说。那些被称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等，尽管坚持东方文化，在其思想的成长过程和成熟时期，西学影响也是比比皆是。最具说服力的像梁巨川、王国维者，能在清王朝崩溃十年之久，还自沉以为殉难，也难以排斥其学说、思想、生活受西学影响。但是我们也说，尽管西学影响无处不在，可也无处有纯而又纯的西学，鲁迅曾以悲愤之情责难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什么东西进去都要变个色，这其实正是对那些先进于封建社会，优越于中国的思想和学说而言的。如果我们从正面来看，任何学说不管它以什么方式进入中国，都是会改变的，都会以适合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进行重组的。因此，无论怎么说，毛泽东哲学，毛泽东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毛泽东对人生真谛的探求，都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是他所采取的态度和回应方式，不是拒绝，也不是认同和接受，而是改造，是经过比较后所加以的融会。所以，我们即使不肯定毛泽东真正地完成了具有人类共同认可的人格理想的设计，也应承认他确实探索到了达到这一人格理想的现实方式和道路。

 

 

毛泽东对人生真谛的哲学探索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取于外乃资于内”的中西文化观，是十分明显的。我们可以从这一过程的演变，明确西学对他的人格理想追求所造成的影响，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他最终形成的关于人、人生、人格的哲学思考，怎样体现了中西哲学和文化的融合。在毛泽东的哲学视野里，人生的真谛包含了古今中外人类的一切最优秀的品格，这种人格理想正像前面所说，既与全体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又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相一致。共产主义的新人，已经不再是传统中国文化的精华所熏陶出来的人，也不再是西方近现代文化的精华所培养出来的人，同样不是吸收了两种文化之精华所造就出来的人，而是一种已被重新熔铸、提炼、升华之后的文化所冶炼出来的新人。我们可以从这种新人的人格模式中体验到人类文明之精华，却绝不能从中继续感受到中学或西学的痕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传统中学没有，近代西学也没有，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哲学思想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什么叫高尚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什么叫有道德的人？……其答案就在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同的社会，社会关系有一定的具体体现，因而社会性、发展性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所提倡的人，是这一切社会中最高尚、最纯粹、最有道德的人，而这所有一切，归结到根本是什么？就是有益于人民。在毛泽东的人生真谛探求中，其理想的人格、人生的真谛，已经不再只是一种伦理学意义上的范畴了，而是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等，一切科学学科的综合性的范畴。同样，也不再只是符合于传统中国文化、价值观，或符合于近现代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人，而是符合于人类本质精神、价值的人。

 

    （作者：薛广洲，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