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至26日,中央军委召开改革工作会议,部署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任务。这次会议,标志着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实施阶段。
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的确立以及保证,是成功的关键。毛泽东作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为此作出特殊贡献。
三湾改编
1927年,秋收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合后,毛泽东否定“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建立革命根据地。9月29日上午,起义部队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当时,革命的火种仅剩下不足1000人和48匹战马。
9月30日夜里,在毛泽东住的协盛和杂货铺里召开了前敌委会议。毛泽东首先分析了第一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共产党没有掌握自己的军队,提出了“党建在连上”重大主张。当时担任师长的余洒渡提出各种异疑,陈浩、徐韩等人也站出来反对,室内争论非常激烈、讨论异常。毛泽东耐心作解释,最后举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叶挺独立团为例,把党支部建在团上,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党掌握了自己的军队的成功经验,来说明“党建在连上”,发挥堡垒作用,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拖不垮,打不烂,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在微弱的油灯下,一直讨论到天亮。
10月1日,师长余洒渡召集部队在枫树坪下集合了,毛泽东站出来讲话,在鼓舞土气后,宣布“三湾改编”会议精神,组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三项决定:第一,党组织建立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营、团以上有党委,全军由毛泽东领导前委,从而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第二,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并初步酝酿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第三,整编部队,把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改编后,奠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在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战前立规矩
长征中,毛泽东虽然高居中共中央的核心,却被兵多将广的张国焘几番“逼宫”,要求改组中共中央。多年后,毛泽东还对此刻骨铭心,认为这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 “党指挥枪”也成为毛泽东多年来带兵的一条重要原则。
1948年1月,国共还处在相持状态,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解放军“方面大员”掌管的远比当年张国焘强大的人马,不能不使毛泽东有所警惕。
最好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这年1月7日,毛泽东给几个中央局和野战军的领导专门下达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即子虞电),以“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
毛泽东给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指出,请示报告内容的要求必须“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并规定报告除发给中央主席外,还特别给野战军与军区的首长做单独的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制度规定,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报告的对象是中央和中央主席;野战军、军区“头头”报告的对象是军委主席。但其实这两个主席都是毛泽东。
大将挨批
中央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下达六个月后,按理应该已有三次报告,但林彪一次也没动笔。
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给林彪发了一封两千字的长电报,措辞严厉地批评他不按规定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综合性报告的行为:“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
在南线的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兼代前委书记的粟裕是执行这一制度的当然首长,正当他积极准备淮海战役的10月30日,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突然接到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批评的正是粟裕,毛泽东认为粟裕在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以及在华野内部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等恶劣作风上,很不主动,“只低头吃草,不抬头看路”,甚至比所有野战军首长(包括刚被“狠批”的林彪)都差劲。
粟裕虽然极其忙碌,但还是在淮海战场繁重的作战指挥间隙中,于11月9日亲笔完成了关于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的情况报告,作为补交的“作业”——9月份的综合报告,当即上报给了毛泽东。
在报告的事上两位大将挨批,联系到之后不久三大战役的大获全胜和取得全国胜利,可以看到“党指挥枪”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而毛泽东则通过报告制度解决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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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湾改编”后力量更强了
在回忆“三湾改编”时,罗荣桓说:“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是党员,但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大浪淘沙,在三湾改编后,部队的力量更强了。张宗逊回忆:以师长余洒度和第三团团长苏先骏为首的一些人经不起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竟以种种借口离开了革命队伍。他们大都是不辞而别的,有的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革命,迷信到中心城市去闹暴动;有的悲观消极,逃避斗争,回了家;有的则去投降蒋介石、汪精卫当了叛徒。总之,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们走了,部队不但毫无损失,反而更加精干,更坚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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