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起，再度出山的邓小平曾先后约4次提到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

       此后，这一操作性理论观点似乎成为历史研究中“为尊者讳”的注脚，党史军史人物除了林彪几个铁板钉钉的“反面”角色，几乎满眼都是金光闪闪的“伟大、光荣、正确”，不容置疑也不容置喙。

        若有人稍稍涉足他们的不足与失误之处，便马上会有人抡起“反对抹黑”或者“格调不高”的棍子挥舞。叶飞晚年主持编纂《新四军》，就颇为感慨地说："当代人写史，是个苦差使，很多问题不好办。”

        这也是1994年12月中央军委给粟裕公开平反，指出粟裕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但其中涉及到几位“伟大、光荣、正确”人物的阴暗面后，一些人包括彭德怀传记组（彭德怀秘书王焰为组长）愤愤不平，继续以1958年的材料说粟裕只受到“批评”的由来。

        “宜粗不宜细”的写史原则，或许暂时遮掩一些阴暗面，逃脱现时的批判，但历史终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决不会因为权势或者神化的需要而改变。

       其实，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理念的出台，是迫于当时复杂的背景，并非他有设置永恒禁区的本意。他曾说：“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

        于光远也回忆说：“小平同志在口头上还说过‘宜粗不宜细’这样的话，因为如果要求过细，犯错误的人容易纠缠于一些细节，不能很好地从大处着眼，想通问题。后来有人误解或者故意利用这个话，以为我们不应该细致地研究历史问题。”

       他指出：“研究历史就应该力求还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应该粗枝大叶，作漫画式的描绘，更不能掩盖历史，让后人不知道历史真相，不能深刻地取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个对历史对后人极不负责的态度。

       他最后认为，“世界上没有‘宜粗不宜细’的历史研究。”

　     在这一点上，耿直的张爱萍也可成为史家的楷模。

       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编纂 《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有一位老人的回忆文章涉及新四军3师历史上三个有争议的问题。编辑人员打算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修改这篇文章。

张爱萍

      张爱萍得知后，表示不同意“宜粗不宜细”的观点。

        他说：“写历史，最重要的是真实，既不自吹或夸大其词，也不贬低或不提。什么宜粗不宜细？又怎么叫粗，怎么叫细呢？重要的是真实的再现。只要符合真实历史情况就可写。见不得人的事，作为历史也不必回避。好坏自有人民评论，不是哪个人说了就算的。请所有写历史的同志参阅批评。 ”

       正因为有张爱萍这样的人，我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董狐笔、太史简，也才能获知来之不易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