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读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想写个东西，可一直没写成。

不久前，我看梁漱溟的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本书，深有感触。我一直想写点什么。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是一个很平淡，同时又深深地震撼我的书名。

1980年的时候，梁漱溟乐观地说：“我认为很自然地要走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要转入社会主义。”(第21页)在他的眼中，当时刚刚开展的“改革开放”，“还是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这个大道路而要四个现代化，不能离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现代化。”(第161页)他的话今天听来恍如隔世。

梁对国共两党的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评价非常有趣，就像我们乡下的话家常一样。他对蒋的最强烈的印象是蒋的“虚假”、“自私”。他对蒋的评价完全是一种我们乡下人的态度：“起初我们没有料到蒋介石、国民党能够被赶出大陆，以前没有料到，因为显然国民党是中国政府嘛，共产党只占局部地方，对外国民党代表中国，美国无论哪一方面。军事方面什么都是支持国民党，我们没有料想在兵力多、有美国的武器帮助、外交上的援助，种种好条件、便利，被赶出大陆，这个没想到，实在没想到，为什么就是这样子被赶出大陆了?就是蒋介石太坏了，蒋介石太不得人心，他一点信义没有，说话不算数……”(第61页)他说蒋的最大贡献就是造成了共产党的成功。(第200页)他把毛泽东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整个儿地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事实，百分之百的事实。”(第120页)对毛的评价也完全是一种乡下人的语言：“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第62页)在晚年，梁将后人所称颂的和毛的冲突看作是一件“失败的事情”，他没有陶醉于别人的称颂，而是检讨自己“气太盛，气太高”。(第110页)

梁说到1937年日本入侵，“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他到延安去，看共产党有没有办法。他会见毛泽东，对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看法。毛泽东告诉他，中国非有这么一天不可，非有这么一个大灾难不可。但是，毛泽东完全不悲观，毛泽东将《论持久战》的思想讲给他听，日本想要吞并中国是妄想、笑话。(第80页)

梁认为，中国最缺乏的是两个东西：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中国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的政权，依靠这个全国性的政权，确定一定的方针路线，几十年的稳定局面去搞建设。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也是民族主义最基本的原理。(第65页)他说，从抗战开始，毛泽东一直注重中国的特点，一方面，从农村入手，将散漫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引进现代的科学技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两方面，这两方面现在毛主席说的，他从开头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最后人民公社，这是往组织里头去，不可避免，中国想要进步，一定要散漫的农民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好引用进步的科学技术。”(第87页)艾恺认为，直到1950年代，中国才真正成立了。他认为，毛泽东的最大贡献是真正获得了统一，成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第268页)

梁说，美国的上层建筑“很有力量”，“现在上层建筑不单是一个掌权的问题，它也是学术文化，学术文化跟有钱、跟有权都连起来了，好象是不容易推翻的。”(第103页)

全世界几乎没有人预见到了苏联的崩溃，但是这不包括梁。梁预见到了苏联的变化。他说，苏联算不上什么社会主义，是一种变态，而这种变态又是合于它的历史的，合于俄国的历史的。他认为，苏联的这种党的专制不可能长久维持，会要起变化，这种统治维持不住了，没有力量维持下去，它要变化。而中国则不会有大变化。(第102页)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尽管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于可以说颠倒过来了，但是，这种变化是缓慢地发生的，这种变化发生于无形之中，不是以苏联剧变的方式。

我很赞成梁对人生的看法，他对背景的意识：“人不就是这一生，人是从很远的流传下来的，他的过去很长、很远。所谓定力，不是别的，就是他的过去，他的背景，他总是要受过去的背景的决定。”(第246页)

许多年前，我读《钱穆与七房桥世界》这本书，一个和谐的生活世界，一种悠久的精神传统，一股浓郁的道德气息，一个完满的伦理境界，一种和平的气氛，令人感动不已。实际上，梁所理想中的那个传统的世界正在逝去。

梁对儒家的理解是：“儒家就是要在人世间活动。儒家就是要像我们这样一个完全真的人，他不要做神，他就是跟我们一样，穿衣吃饭，饮食男女，他就是这样。”(第124页)他认为儒家根本的特点就在于相信人，相信人的理性。人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走入下流。人靠什么阻止堕入下流，不去为恶呢，只能靠人自己的力量，靠人自身中理性的力量。(第18页)

艾恺认为，代化是一个使人类失去本性的过程，人类要为现代化的目的付出代价。梁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然而，梁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保守派。艾恺说，在他看来梁是一个“革命者”。

梁认为，真理只有一个。不过，他又认为有两种理，一种是自然性的“物理”，一种是人间性的“情理”。梁认为，不应该到外面去寻找是非善恶的标准。他说，《孟子》上有一个说法，不要“行仁义”，而应“由仁义行”。他说，“由仁义行”，就是要回到自己身上来，返回到自己本心，不要向外看，越向外越迷乱。中国俗话常说，“清夜扪心”，“良心发现”。他说，中国农民有两句话很了不起：“不欠钱粮不怕官，不昧良心不怕天。”但是，这样一个社会已经逝去了，只有中国的老社会有。对于梁所描述的中国老社会，我悠然神往。按照他的描述来说，中国的老社会是缺乏集团的，它只是家庭、家族，最理想的统治方法是皇帝、统治者不干涉老百姓的生活，端拱无为，无为而治。统治者越是不干涉老百姓的事情，越是随它去，越是随它自己去生活，就越好。中国过去的几千年，就是这样过日子，消极地彼此相安，而没有一种积极的统治。它就是本着习俗，过着一种散漫的和平的生活。散漫就容易和平，和平也就容易散漫。换句话说，斗争就容易结成团体，而有了团体就更容易斗争。所以中国的这个老社会，过着的是一种散漫和平的日子，一种消极相安的日子。所以中国人不晓得什么叫做“国家”，他只晓得“天下太平”。“国”是有范围的，“国”与“国”之间有对抗性。而 “天下”是没有边的，“天下”是没有对抗性的。所以中国人总是梦想“天下太平”，他就是要过一种消极相安的日子，希望朝廷、官府不要多干涉我，不要管我的事情。(第297-299页)

我们都知道，在1960年代，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关于原子弹的后果完全不同的看法。和赫鲁晓夫对于原子弹的悲观主义看法不同，毛泽东对原子弹巨大的毁灭力量仍然抱着一种高度镇定的乐观主义态度。梁也是同样的一种看法，认为人类不可能被原子弹毁灭。在毛和梁的身上，我们真正发现了一种泱泱大国的气度和深厚悠久的历史精神。这也就日本人在读《愚公移山》的时候所感觉到的一种浩翰无际的民族精神。

梁对于现代化，对于变化，对于破坏，抱着一种乐观的态度。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全盘西化的潮流，梁认为，西方文化“动摇不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关系”。(第289页)他认为，如果说是变化，或者说是破坏，早已开始破坏了，早已变化了，从清朝末年已经变化了。尽管有破坏，可是还有没有破坏的地方。即使有变化，也不一定叫破坏。他认为，无论怎样变化，还是有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气味。中国还有中国的民族性，中国还有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第329-332页)

梁认为，他的根本思想是儒家和佛家。艾恺在序言中回忆说，他当时对一个人既可以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主义又赞许基督教困惑不解。他后来认识到，“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他认为，即使再过一百年，因为独特的思想和人格，梁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