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飞：揭秘中情局印尼大屠杀内幕

点击：  作者： 何雪飞    来源：察网  发布时间:2016-07-06 13:53:36

 

 

    【摘要】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及其他美国高级同僚参与了1965年至1966年的大屠杀行动，部分已经记录在档。格林和其他美国退休的外交官和中央情报局官员于1990年承认，他们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数千名印尼共产党在全国、地区和地方的领导人的处决名单。

 

2016年5月11日，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通讯社报道，印尼内阁秘书阿农表示，政府1966年颁布的反对共产主义禁令及解散印尼共产党的决定依然有效，任何传播或传授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的人，最高可判12年有期徒刑。【印尼严防共产主义复苏 传播者可判12年徒刑 】

 

印尼官方称发现共产主义思想在印尼有复苏迹象，象征共产主义的镰刀锤头符号被印在衣服、帽子甚至胸针上传播。据印尼媒体报道，5月9日，印尼雅加达南部一位店主因出售印有镰刀锤头标志的T恤衫而被警方逮捕。并且，印尼政府禁止媒体谈论涉及共产主义的内容，不允许举办相关活动。马克思主义学术活动也受到极大影响或被迫终止。

 

对此，印尼政府部门官员多次面对媒体发表声明，强调反共禁令。印尼警察总长巴德罗丁对媒体表示，印尼1999年立法规定，任何以口头、书面或其他形式传播或传授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的人，最高可判12年有期徒刑。警方将依据法律行事。

 

巴德罗丁还说，佐科总统要求执法部门对以任何形式散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人依法采取行动，包括印制T恤衫、展示共产党符号或放映相关影片等。

 

“你有言论自由，但请意识到这些内容（共产主义内容）是被禁止的。”博伊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醒印尼公民不要向他人传播共产主义宣传材料。“我们已经获得了相关数据……我们会对传播相关材料的人进行监视。”【印尼官方突然重申反共禁令 打击标志符号传播的出现】

 

今日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实行典型美式民主、宪政制度的国家：人民协商会议（简称人协）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拥有修改和制定宪法，委任总统、副总统，组建人协机构等权力，根据印尼现行宪法的规定，人协只是具有国家机关地位的人民协商机构。印尼实行总统制，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和副总统最多任期为两届，每届五年。

 

印尼也是典型的三权分立制国家。国会（全称是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立法机关，拥有立法、预算、监督三大职能；在行使职能的过程中，国会还拥有质询权、调查权和表达意见的权力；可以依法对总统、副总统进行弹劾等。如果总统违反宪法，国会有权追究总统责任。但国会无权解除总统职务，总统也不能宣布解散国会。国会与总统相互制衡。根据中国—东盟博览会官方网站的信息显示国会设有议员500名，任期为5年。其中经选举产生462名，另38名是由武装部队司令推荐的军警代表产生，总统任命。另外，印尼实行司法独立，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独立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最高法院正副院长和最高检察长均由国会提名，总统任命。

 

印尼实行自由主义多党制。目前，在印尼的政党政治中，党派数目繁多，常常是多党联合执政。民主党和斗争民主党是印尼政坛最大的政党，专业集团党、繁荣公正党、国家使命党、建设团结党等都是活跃在印尼政坛上的主要政党。

 

而在这个所谓的美式宪政国家中，却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无论是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生活，无论是学术，还是任何私人生活，都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在今天世界局势愈来愈动荡的今天，印尼官方再次强调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禁令，不由的让我们感到所谓的西式民主政治的残暴和虚伪。

 

印尼政府今日的做法，让人想起历史上美国政府及军队对工人运动、黑人解放运动的残酷血腥镇压，也让人想起几十年前的极权主义式的麦卡锡运动，也让人想起不久前美国政府及军警对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民主之春的残酷镇压。实行美式宪政的印尼仍然在今天执行比麦卡锡运动更为残暴的政治政策，这全世界头脑清醒的人明白：美式宪政就是资产阶级独裁专政，麦卡锡主义是美式宪政的本质和常态，美式宪政在美国有时候看来似乎比较温和，这一方面是资本媒体和学者塑造的假象，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年强大的社会主义反抗运动早已被血腥镇压下去了，因此在美国，美式宪政可以允许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零碎、零星出现。而在实行美式宪政的第三世界国家印尼，由于不能剥削其他国家的经济财富和剩余价值，印尼的阶级矛盾远大于美国，印尼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现存力量一直像火山之下暗流涌动的岩浆一般让美式宪政及其背后的资本寡头们如芒在背，因此美式宪政在印尼的表现就比在美国显得更加独裁、专制、血腥和野蛮。这就是同样的制度和规则的美式宪政，在印尼和美国表现有所差异的根本原因。

 

可以想象，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美国的阶级矛盾也在逐渐激化，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底层人民的反抗，美式宪政在美国也将不得不逐步漏出其血腥的残暴的牙齿，将其垄断资本寡头的独裁专制本质暴露在世人面前。特朗普现象告诉我们，美国近期对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民主之春的残酷镇压仅仅是一个开始，混杂着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新麦卡锡运动，也正在浮出水面。

 

印尼所实行的美式宪政，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及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势力深度干预、操纵和控制印尼社会而一手打造的产物。美国全面控制印尼社会实质性步骤，是在1965年开始的，在这一年中情局阴谋策划了“九三零事件”、使苏哈托通过政变的方式上台并建立独裁政府，随后就是对100万印尼共产党及普通印尼人民的血腥大屠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美式宪政政治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

 

无论是1966年印尼政府颁布的反对共产主义禁令，还是50年后的2016年对此禁令的重申，其背后都体现了美国统治阶级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式宪政在印尼的运作，是美国全球宪政体系的一部分和一个分支。在印尼政府重申反共禁令的今天，我们只有深入了解这一体系的来龙去脉的历史、本质政治属性及其经济后果，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美式宪政民主。

 

          一、“九三零事变”及印尼大屠杀的基本社会背景

 

1948年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高涨，7月，美、荷帝国主义与印度尼西亚右派势力在爪哇茉莉芬策划“消灭红色分子的建议”。印尼哈达政府在美国、荷兰指使下连续制造事端，向印尼共发动突然袭击。印尼共奋起反抗，哈达政府出动军队主力，对印尼共实行大规模屠杀。30000多名革命志士、包括当时印尼共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均被杀害。史称茉莉芬事件。

 

1949年，荷兰政府被迫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当时印尼身处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中间地带。印尼有丰饶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拥有数家在世界上都可以称雄的石油和橡胶生产基地），充足的人口资源，以及扼守着欧亚通道的三千个岛屿，这一切，都使美国及其盟国觉得重大利益之所在。放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亚洲，毛泽东的军队1949年在中国取得的胜利，自此红色浪潮席卷亚洲。

 

50年代以后，印尼共产党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和合法地位，积极开展工农运动，积蓄了力量。它在1955年9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国内第四大党。在两年后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它获得了最多的票数，成为第一大党。

 

当时在印尼国内，一方面，印尼人民全面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自下而上地汹涌发展，另一方面，美国及西方垄断资本和政治势力也在自上而下全面渗透和控制印尼。

 

一方面是印尼人民大众的左倾和倾向于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印尼传统统治精英和军队对美国势力的依附，这就是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所面临的印尼社会。进入1960年代的印尼共是中、苏以外拥有300多万党员的大党，其外围组织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拥有2000余万成员，在城乡皆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在国内政治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继中国和苏联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苏加诺在军队头目、穆斯林组织和印尼共产党三者间维持着脆弱不定的平衡关系。印尼如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将会把共产主义运动推向继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后的第三波世界高潮。

 

国际资产阶级益发恐惧地发现，印尼共即将取得政权，失去印尼这一世界第五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将会是对国际资本主义的一个沉重打击，某种程度上说，国际垄断资本在这个问题上带有一定的绝望情绪。美国政策主要顾问、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Guy Pauker曾在兰德公司的一份备忘录里写道：“如果共产党人失去苏加诺这个保护者，有能力把分散和意志消沉的反共势力团结起来的其他民族领袖，能否在最近的将来崛起，看来还是一个疑问。特别是这股势力将可能欠缺冷酷无情，使之有可能像纳粹份子在1933年3月5日大选过后的几个星期就去镇压德国共产党那样……印尼共的敌人包括各次右派叛乱的余孽、被镇压的政党和某些武装部队份子。他们不仅在数量上和群众支持方面，而且在团结性、纪律性和领导能力方面，都比纳粹份子还弱。”然而，经过持久的努力，美国垄断资本终于成功塑造了能有效镇压印尼共产党的印尼式的“纳粹份子”——苏哈托集团。

 

印尼共产党处在和平发展的环境中，壮大了队伍，但是由于深受苏联赫鲁晓夫主义和平过渡思想的影响，滋长了对苏加诺的幻想，提出“百分之百地实现苏加诺方案”等口号，企图依靠苏加诺的支持，通过改变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平掌握政权。1965年5月23-26日，印尼共产党举行庆祝成立45周年群众大会和游行等盛大活动。苏加诺总统应邀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赞扬印尼共产党“始终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党”。艾地则在印尼共产党举行的招待会上表示，“决心遵照苏加诺兄的讲话去发展印尼共产党”。因此，印尼共产党在准备和平掌握政权的同时，并没有做好随时可能的武装斗争，这也让印尼共产党在之后的屠杀中毫无反手之力以致遭受灭顶之灾。

 

实际上，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控制力却是很不够的。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仍然是很弱的，在1957年接管外国企业之前，民族私人资本只占国内资本的10%，外国资本占76%。因此，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软弱和动摇的。一方面，它主张民族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依附帝国主义的政策。另一方面，它又害怕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反对发动工农群众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作斗争。苏加诺总统企图在共产党人和右派势力之间的斗争中实现平衡，使自己处于制约各派政治力量的地位。但这种平衡是极不稳固的。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在印尼的政治代表，就是陆军集团。1957-1958年印尼政府接管荷兰的大种植园、大银行和大企业时，陆军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企业收归国有后，由陆军委派高级军官负责经营管理。印尼最大的国营企业即国民石油公司于1957年成立后，公司经理一直由陆军高级军官担任。1964-1965年印尼政府接管了英国和美国的企业，也由陆军高级军官控制。许多军官从事私人商业活动，利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种种特权，损公肥私，贪污受贿，成为一批暴发户和新贵族。这些企业已成为官僚买办资本企业。苏加诺总统作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在实际上徒有虚名。

 

陆军内部也矛盾重重。陆军高级将领在雅加达过着灯红酒绿的豪华生活，广大下级官兵却因薪饷不足和物价飞涨，甚至养不起妻子儿女。特别是来自小市镇和农村的士兵，对高级将领的奢侈生活极为不满，认为这些将领“玷污了军队的声誉”，“忘掉了他们的部下”。 

 

而当时的印尼共则领导农民在爪洼岛开展强制执行已经在其他地区等同于废纸的《土地基本法》和《农业收成分配合同法》，在城市开展“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王朝”的斗争，与印尼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及其代表陆军高层的矛盾已经是水火不容。陆军中主要存在国防与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和陆军司令亚尼为首的两个派别集团。苏加诺曾提拔亚尼为陆军司令以制约纳苏蒂安，因此两者之间相互有权力斗争和矛盾，但他们都对共产党没有太多好感，其中纳苏蒂安与美国中情局的关系尤为深厚。苏哈托则原属于纳苏蒂安，后来他出任陆军战略部队司令后则在美国的指示下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对峙状态。美国绝对不允许东南亚第一大国，世界人口第五大国的印度尼西成为下一个共产主义阵营下的红色国家。美国积极扶持右派军队势力，企图推翻苏加诺的亲共政权建立一个傀儡军事独裁政府。

 

           二、1965年，美国在印尼策划军事政变，镇压印尼共产党

 

从五十年代中期起，美国就开始对印尼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为推翻或罢黜苏加诺的行动作准备。第一次军事政变图谋发生于1956年，当时印尼军队的副总参谋长佐尔基夫利·罗比斯企图控制雅加达并推翻政府。在此之后的第二个月就接着发生了在苏门答腊中部和北部的地方性军事叛变。在整个1957年至1958年期间，在储油丰富的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美国中央情报局鼓动了一连串的分离主义右翼叛乱。在这些地区，美国的加里得克斯等石油公司都有巨额投资。然后在1959年和1965年之间，美国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六千四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根据1994年美国政府国务院解密的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长达600页的机密文件，艾森豪威尔政府当时表面上与以苏加诺总统为首的印尼政府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但幕后却反复策划、实行反对印尼共产党和推翻苏加诺总统的活动。当时曾经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出面，于1956年到1958年秘密地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组织武装叛乱失败后，艾森豪威尔乃决定改变策略，秘密在印尼陆军中从事活动，为以后由苏哈托将军镇压印尼共、推翻苏加诺培植了力量。【1994年10月29日《洛杉矶时报》所载吉姆·曼的报道】

 

林登·约翰逊1963年11月下旬继任美国总统职务。同年12月20日，即由国务卿腊斯克签名，给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发了一封机密电报，明确指出：美国对印尼的政策，“目的是继续加强印度尼西亚的反共势力，以迎接即将到来的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斗争。”【国务院致美国驻雅加达使馆(同时发美国驻波恩、堪培拉、吉隆坡、伦敦、巴黎、东京使馆和驻新加坡总领事馆)第683号电，1963年12月20日下午6时38分发出，密级为“机密”。】

 

1964年，约翰逊政府最高层已开始秘密策划扩大侵越战争、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共表示反对这场战争并开始就马来西亚问题与英美对抗，约翰逊政府在幕后煽动、组织、策划印尼陆军将领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实行颠覆活动方面加快了步伐。1964年3月3日由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腊斯克签名给美国驻印尼使馆发的一封机密电报。电报指示美国驻印尼使馆武官在大使认为有利的条件下约见纳苏蒂安以及与他同类的印尼其他军事将领，对他们实行一项反共的“教育”方案。【国务院致美国驻雅加达使馆(同时发美国驻吉隆坡使馆)第946号电，1964年3月3日下午7时44分发出，密级为“机密”】

 

美国驻印尼大使霍华德·琼斯接到腊斯克上述3月3日的电报指示后，便决定不用武官，而由他本人亲自出马，约见纳苏蒂安将军。三天以后，即3月6日上午，琼斯就与纳苏蒂安会晤。当天下午，这位大使给约翰逊政府国务院发了一封机密电报，把他与纳苏蒂安谈话的主要内容向约翰逊政府作了汇报。电文的要点如下：

 

 “纳苏蒂安说，他对我就局势所做的分析没有异议。……他的时间更多地是处理国内局势，而不是对外事务。……为阻止共产党人接管政权，他现在的主要精力是用在保证武装部队的政治可靠性上。……对印尼共在国内形成的危险性，纳苏蒂安至少是保持着警惕。他非常强调对军官和士兵的思想灌输，以便保证一旦挑战临头时军队处于整装待发、随时予以打击的状态。他坚持说，印尼陆军在思想上是反共的。”【国务院收电第4223号，美国东部时间1964年3月6日上午8时36分受到，密级为“机密”】

 

琼斯大使3月6日首次对纳苏蒂安实行反共“教育”取得了一定进展，纳苏蒂安表示愿继续接触使这位大使看出了成功的可能性。于是，他第二次约见纳苏蒂安。12天之后，即当年3月18日，他再次往访纳苏蒂安，双方交谈了一个半小时。3月19日，琼斯将一封机密电报分为两份，发给美国国务院，把第二次与纳苏蒂安谈话的主要内容向约翰逊政府做了汇报。电文主要内容如下：

 

 “无论关于马来西亚问题的纠纷如何发展，纳苏蒂安都关注在广阔领域内保持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为达此目标，他认为极其重要的是，美国继续与印尼陆军保持某些联系。他说，考虑到我们目前面临的政治上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对未来的投资，在美国培训印尼军官和美国在印尼实施的民事行动项目必须继续。……我问纳苏蒂安：如果印尼共产党企图利用目前的经济困难举行罢工、骚乱，等等，军方是否会对印尼共采取行动。他回答说，印尼共仍然支持苏加诺；他们不会走得那么远，以至采取反对苏加诺的策略。但是，如果印尼共果真那么做，那么，与今天军队的镇压相比较，茉莉芬(指1948年粉碎印尼共企图发动的政变)那一次镇压将会是轻微的。”【国务院收电，上下两份的编号分别为14254和14359，美国东部时间1964年3月19日上午6时59分和8时52分先后收到，密级为“机密”】

 

至此，纳苏蒂安已就武装镇压印尼共一事正式向约翰逊政府表明了态度。

同年4月3日上午，琼斯大使与印尼陆军司令亚尼会晤，做了一次与纳苏蒂安内容大致相同的谈话。会晤结束后，琼斯立即密电报告约翰逊政府，说“亚尼态度友好，并表示他的忧虑与我一样严重。”【国务院收电第2696号，美国东部时间1964年4月3日上午11时30分收到，密级为“机密”】

 

1964年秋苏加诺总统出国访问期间，在印尼政府第三副总理哈鲁尔·萨勒的幕后支持下，在雅加达出现了一个以支持苏加诺为名、实际上反对苏加诺和印尼共的组织，称为“苏加诺主义派”。苏加诺总统回国后，下令解散了这个组织。在这个组织被解散以前，印尼陆军即接管了它的一家报纸，更名为《战斗报》。在该组织被解散以后，陆军又接管了它的另一家报纸，更名为《武装部队报》。从此，陆军便拥有了与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共对抗的公开舆论阵地。

 

1965年1月9日，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致电约翰逊政府国务院，建议采取措施敦促印尼军方发动政变，接管政权，镇压印尼共。【国务院收电第005753号，美国东部时间1965年1月9日上午8时27分收到，密级为“机密”；同日转美国驻印尼使馆。】

 

同年1月13日，琼斯致电国务院，认为印尼军方尚未准备就绪，条件不成熟，不宜过早行动。【国务院收电第008223号，美国东部时间1965年1月13日上午12时44分收到，密级为“机密”；同日转美国驻吉隆坡使馆。】

 

同年1月21日，琼斯致电国务院，说“某某人”当天告诉他，说印尼军方已经制订了一个具体计划，准备在苏加诺病逝后立即接管政府。最高军事指挥部甚至决定在苏加诺健在时即采取军事接管行动。【国务院收电第16507号，美国东部时间1965年1月21日下午9时48分受到，密级为“绝密”，文中的“某某人”的姓名是美国政府后来解密时删除的，解密后该处为空白；同日转国防部和驻太平洋美军总部。】

 

同年4月，苏加诺总统命令印尼武装部队跟上印尼革命的步伐，集中力量反对新殖民主义。

 

1965年8月17日，为苏加诺在艾地等人敦促下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20周年。这一天，总统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公开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印度尼西亚的盟友。总统还公开警告一些军队将领，说即使他们是参加过抗日斗争的将军，如果现在破坏反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他们就是反动派。

 

到1965年夏，一场镇压印尼共、推翻苏加诺的阴谋活动早已在美国统治集团的煽动、策划、组织之下，在印尼陆军高级将领里秘密地、紧锣密鼓地准备就绪了。这场幕后活动的主角，在美国方面是约翰逊政府，其主要人物是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和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在印尼方面是国防与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和陆军战略部队司令苏哈托。

 

          三、扑朔迷离的印尼“九三〇”事变

 

在1965年9月30日深夜，苏加诺总统警卫团第一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几名中、下层军官召集部队发动一场旨在消灭“将领委员会”、保卫苏加诺总统的兵变，这次行动中，击毙了内阁部长兼陆军参谋亚尼、陆军总部将领苏普拉普托少将、哈尔约诺少将、巴尔曼少将、素托约准将和班查依丹将军共六位，而国防部长A.H.纳苏蒂安则成功逃跑。翁东中校当时在雅加达所能指挥的兵力只有两个营。这就是扑朔迷离的印尼930事件，其真相直到今天仍然不是完全清晰。

 

1965年10月1日上午，翁东发布全国公告，声称事件目的，是为保护苏加诺免受由中情局扶持的陆军将领控制。然而，对于此事，苏加诺及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都不知情。苏加诺并没有站出来，以其“国父”威望支持翁东等人。

 

苏哈托政权后来宣称，930事件是一些受到印尼共产党鼓动的军官于9月30日之夜围捕了该国六名最高级将领，不仅惨无人道地杀害了他们，还令人发指地肢解了被害者的躯体。这一官方授意的故事坚称：全靠第二天苏哈托将军英勇无畏的干预壮举和对雅加达的控制，政变才被挫败，国家才从共产主义妖魔手中被拯救。

 

然而，这个版本的“九三〇”行动有两个明显的漏洞：

 

第一，按命令去其家中逮捕国防部长A.H.纳苏蒂安的行动队没有完成预定任务；居然让这位与美国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过从最密的将军脱险而走。据相关资料披露，纳苏蒂安称因接到告密电话，在翁东部队前往逮捕时翻墙逃脱，这一迹象显示，或者翁东阵营中有最高级别人物是受美国中情局遥控指挥的，所以才有最高机密信息泄露给纳苏蒂安，或者纳苏蒂安及苏哈托这股势力本身就是“九三〇”行动的实际幕后操纵者。

 

第二，为何没有派出一个人，去逮捕当时身为战略后备军司令的苏哈托？苏哈托作为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握有首都雅加达附近的最重兵力，其政治态度和上面七名高级将领中的很多人是一致的，且是“将领委员会”成员之一，但是却丝毫不在翁东阵营考虑范围之内。尚不清楚是疏忽所致还是故意为之。十月一日，在纳苏蒂安的支持下，苏哈托能够迅速调动起足够的兵力控制雅加达，进而控制了全国。

 

根据澳大利亚《悉尼晨报》1999年对印尼前少校警卫官邦库斯的采访以及前中校阿卜杜尔·拉蒂夫较早时发表的声明（九三O事件仅剩的幸存者，其它数百人则惨遭酷刑拷打和处决），他二人的证词完全打碎了苏哈托有关政变的官方版本。

 

根据邦库斯和拉蒂夫的声明，所谓的“印尼共产党政变”，实际上是由苏哈托一手策划的军内权力斗争，并被他用来作为清洗印尼共产党的口实。在9月30日之夜，身为印尼总统警卫成员的邦库斯作为七支行动队伍的参与人之一，接到命令去击毙或绑架那些高级将领。在一次战斗部署时，他们的指挥官都尔·阿里夫告诉他们：这七名高级将领已经组建了一个“将领委员会”，意在策划推翻当时的苏加诺总统。

 

邦库斯在当时事件中只是一名低级的军官，他坚称对他下达命令的上级军官与印尼共产党毫无关系。他和其他参与刺杀行动的总统警卫队成员纯粹是执行命令。依他所见，是苏哈托精心策划指挥了“九三〇”事件，并将其作为在印尼清除所有左翼运动的一种手段。他的观点得到了拉蒂夫的印证，后者在出狱后披露了几个至关重要的事实。他指出：在刺杀发生前，他向苏哈托亲自报告了有关政变的计划。“苏哈托知道得很清楚，在9月30日那天，这七名将军会被带到苏加诺跟前。”拉蒂夫说，当他去军方医院向正同其患病的孩子汤米呆在一起的苏哈托报告针对七名将军的蓄谋行动时，苏哈托显得无动于衷。“我相信苏哈托是借这个机会逮捕那些将军们并嫁祸于共产党，同时攫取大权。”

 

这里提供的信息是：930事变的最高指挥者之前曾向苏哈托通报此事，而苏哈托对此事并未表示支持，但930事变的最高指挥者依然没有对苏哈托采取任何措施。至今仍不清楚，只拥有两个营兵力的翁东中校，是否就是最高指挥者，他在没有获得苏加诺总统及印尼共的授权和支持下，为何突然发动兵变？翁东中校的上级是否还有更高级别的指挥者？这个最高指挥者和苏哈托是什么关系，为何派拉蒂夫事前向苏哈托通报？为何930事变的最高指挥集团对手握重兵却不支持自己的苏哈托毫无防备？为何930事变的最高指挥集团中会有人向纳苏蒂安通风报信？

 

事实上苏哈托正是这个将领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之一。

 

跟中情局关系密切的将领国防和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离奇逃脱后，随即命令战略后援部队司令苏哈托组织反攻。

 

苏哈托决定首先夺回印尼共和国电台和中央电报大楼，傍晚时分，苏哈托便命令赫鲁上尉和乌利普上尉率兵分别攻打电台和电报大楼。翁东中校阵营指挥占领电台的部队没有抵抗，逃之夭夭。这两支部队顺利地夺回电台和中央电报大楼。也在同一天，苏哈托的军队随后不费吹灰之力、未受任何有效抵抗就占领了被宣传成为政变指挥中心的哈达空军基地。

 

10月1日下午，苏哈托的部队占领首都雅加达，然后大造舆论，指责“9.30”事件是共产党一手策划的认为“印尼共要为这一谋杀事件承担责任”。他们乘机制造印尼现代史上最凶恶、最残暴的白色恐怖！他们唆使穆斯林学生游行示威，高喊“打dao共产党” “美国万岁！”的口号。这些暴徒袭击和焚烧印尼共总部，攻击印尼共领导人。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屠杀五十万到一百万的印尼共产党党员、非党人士和普通男女群众。【参考：麦克·海德：1965—1966：美国指挥下的印尼大屠杀，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网站  达未、墨石译】

 

         四、一石二鸟的阴谋--“九三〇事变”的真正幕后操纵者是中情局和苏哈托

 

几十年过去后，真相逐渐浮出水面。2003年8月印尼著名评论家、学者哈苏德佐出版了《9·30事件——被抹黑的历史》一书指出，翁东在执行命令前，明确说他们的任务是逮捕诸将领后把他们带到苏加诺总统面前，而非要枪杀他们。但是，事件真相显示翁东并非是该事件的最高指挥者，整个任务一开始就被执行走样，三位将领被当场杀死，四位将领被带到鳄鱼洞后也被枪杀。逮捕任务并未完成，最重要的纳苏蒂安逃跑，而七位将领尤其是后面四位将领被杀害，这对于翁东及九三零运动来说完全是非常不利的自取灭亡的自杀行为，这个事件从一开始就在不明势力的暗中操纵下，走向了故意失败并有利于苏哈托夺权的歧途。

 

哈苏德佐指出，1965年10月1日上午7时，印尼共和国广播电台发布声明：“9·30运动”在翁东中校的领导下，成功挫败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援的、由“将领委员会”发动的军事政变，保护了苏加诺总统的安全。声明还表示这纯粹是陆军内部事件。但是，当天下午1点又发布第二项声明，内容是成立“革命委员会”作为掌握国家一切权力机构，现有内阁成为“看守内阁”。哈苏德佐指出，翁东等人发布的两项声明自相矛盾，既然前者表示是陆军内部事件，为何后者又要成立取代苏加诺政权、夺取苏加诺权力的“革命委员会”？尤其是苏加诺总统并未进入“革命委员会”名单中。可见，“9·30”事件的真正操纵者、指挥者，并没有真正掌握在忠于苏加诺的人的手中，他们也不倾向于印尼共，他们是由苏哈托等反共势力一手策划的阴谋事件。

 

哈苏德佐比较了1965年10月1日下午1点印尼广播电台发布的“9·30运动”指挥官翁东中校签署（但是被翁东本人否认）关于军队晋级和降级文件、10月4日下午2点苏哈托在鳄鱼洞的讲话，发现两者有完全相似的文风，比如两者都频繁使用当时其他人罕见使用的“daripada”（此词语在苏哈托掌权后才被滥用，为苏哈托的惯用词、专利词）。哈苏德佐还指出，1965年10月1日7时印尼广播电台发布的翁东中校声明中谴责军队腐败、奢侈、糜烂的内容，与1965年1月纳苏蒂安/苏哈托阵营谴责亚尼阵营的用语几乎完全一致。总之，以翁东中校的名义发出的“9·30运动”的对外声明在文风上与苏哈托非常接近，这显示这些文字真正的出处正是苏哈托！

 

早在2000年，苏加诺政府的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情报总局局长苏班德里约博士的口述回忆录《九·三零运动》就在印尼流传，根据苏班德里约的口述，事变后苏哈托宣传的“艾地知道苏加诺病重，共产党急于抢班夺权而策略九三零事变”完全是谣言，事件的真相是艾地曾带一位华人中医（来自雅加达新玛腰兰地区而非像苏哈托政权宣传的那样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为苏加诺诊治，此事前后总共有三位医生诊治，苏加诺的症状是【千真万确的感冒】，那名印尼华人中医也对苏班德里约说，【苏加诺只是得了感冒，而艾地对苏加诺的症状是一清二楚的】。

 

因此，苏加诺病重的传言是虚假的，艾地完全知道苏加诺只是得了感冒。认为苏加诺病重因此加紧发动政变抢班夺权的，是苏哈托集团及其背后中中情局。

 

苏班德里约郑重声明：【所有记载苏加诺病重的论著，其描述都是不真实的。艾地完全知道苏加诺只是感冒，因此令其亲信萨姆策划（夺权）行动是不可理喻的……按照共产党人的逻辑，艾地只需要稳坐钓鱼台。】

 

在苏哈托政权的描述中，哈达空军基地是九三零事件的指挥中心和大本营，而被杀害的陆军将领的尸体都被遗弃在哈达空军基地附近的鳄鱼洞（并非哈达空军基地管辖）中，而艾地也曾出现在哈达空军基地，这是苏哈托政权认定印尼共策划事变的关键证据。然而，根据原情报总局局长苏班德里约的口述，其情报人员告知苏班德里约，【艾地的妻子后来说，1965年9月30日夜间，艾地接待了几个来访的军人，而这些来访者逼迫艾地离家。她说：“我的丈夫是被军人绑架的。”从此艾地直到在伯列伯斯被枪杀，都不曾回过家。】可见，艾地是被苏哈托绑架到哈达机场并被苏哈托有意曝光和栽赃的，随后艾地被绑架者带到中爪哇的伯列伯斯，几天后被苏哈托的军人枪杀灭口，而且早在9月30日夜间艾地就被苏哈托的军人绑架了。

 

根据苏班德里约的口述，纳苏蒂安集团自1952年10月17日在南苏门答腊组建雄牛委员会和大象委员会时就因为仇视印尼共产党而开始挑战苏加诺政权，该集团利用解放西伊里安之际组成“民族阵线运动”开始军队干政，苏班德里约明确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站在纳苏蒂安集团的后面的。”苏加诺为了制约纳苏蒂安，提拔亚尼为陆军司令，这使纳苏蒂安和亚尼的矛盾也日益无法调和。1965年4月中旬，陆军召开约有200名高级军官的会议，纳苏蒂安和亚尼都没参会，但是会议却通过了由苏哈托提出的“‘三忠诚’行动守则”，其核心是印尼国军可以向共和国总统提出不受限制的政治建议和任务。苏班德里约认为，这标志着纳苏蒂安/苏哈托集团，已经基本战胜了苏加诺更倚重的亚尼集团。

 

另外，印尼著名评论家、学者哈苏德佐出版了《9·30事件——被抹黑的历史》一书指出， “9·30”事件发生的当天凌晨四点，陆军司令亚尼的卫队突然被人下令撤走，纳苏蒂安事后也承认这一点。这是亚尼被杀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命令显然是级别非常高的军事首脑下的。这个事实和苏班德里约的口述刚好相互印证，“9·30”事件本质上是纳苏蒂安/苏哈托集团发动的，旨在消灭政治对手即相对忠诚于苏加诺的亚尼军事集团，随后苏哈托将罪行嫁祸于印尼共产党，借机对印尼共产党进行大屠杀。此事件一石二鸟，即在消灭和剪除亚尼这支陆军内部的强大异己力量、完全控制陆军、彻底剥夺了苏加诺的军权后，有条不紊地对印尼共产党和印尼人民进行血腥的大屠杀。

 

根据上述苏加诺政府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情报总局局长苏班德里约提供的铁证，结合上节邦库斯及拉蒂夫的声明，这些事实确凿地证明，“九三零运动”是苏哈托集团一手导演的阴谋，是当年纳粹纵火案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升级版本！

 

从大历史的角度可以看出，印尼【九三零事变】是美国在全球推行的宪政秩序即新殖民主义秩序的标志性开始，这样一种从德国纳粹里学到的先嫁祸于人、再借机消灭对方的阴谋招数，美国后来在推行全球新殖民主义宪政秩序进程中屡试不爽。

 

五、20世纪最严重、最恐怖的大屠杀—美式宪政在印尼全面确立的标志

 

显而易见，美国及其中情局则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据《悉尼晨报》1999年的调查和披露：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有关文件表明，苏哈托和他的同僚们在1965年10月1日攫取大权后，就在美国领导人的敦促下，使用军队和“穆斯林”行刑队屠杀了数万名工人、学生和农民。美国官员与印尼军方有着长期的密切关系，他们力主苏哈托军人集团斩尽杀绝印尼共产党，并要求建立军人独裁统治。

 

在1965年10月至1966年2月，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从雅加达向华盛顿发送了大量电报；收件人是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他的助手。格林于印尼政变前夕抵达雅加达。民主党政府的约翰逊总统根据格林所具有的这类特定经验，选中他为驻印尼大使。在格林早年在南韩任全权代办任内，全斗焕发动了政变，开始了长达30年之久的由美国支撑的军人统治。在此之后，格林被调到澳大利亚任职，直至1975年威特伦劳动党政府的垮台。

 

格林及其他美国高级同僚参与1965年至1966年大屠杀行动，部分已经记录在档。格林和其他美国退休的外交官和中央情报局官员于1990年承认，他们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数千名印尼共产党在全国、地区和地方的领导人的处决名单。1990年5月2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的国家新闻社的一个报告，其中援引格林以下的一段话以证实他扮演的角色：“我知道我们比印尼人拥有更多的有关印尼共产党的情报……美国供给的情报质量高于他们所掌握的一切资料。”

 

这一黑名单是由原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分局主任、后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姆·科尔比于1962年之后督促拟订的。科比这一做法并不仅仅局限于印尼。他在1990年所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把对印尼共产党的情报收集工作与他在越南所指挥的臭名昭著的“菲尼克斯”计划作了比较。在后一计划中，有两万名越南全国解放阵线的成员和支持者被列入刺杀对象名单。

 

据1965年12月17日《时代杂志》报道，“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红色同情者和他们的家属正在被屠杀。据说，内陆地区的军队对身陷囹圄的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进行审问之后，就把他们处决了。用有着宽阔刀锋的巴冷刀武装起来的穆斯林份子，成群结队偷偷摸摸地在晚上溜进共产党人的住家，把全家人杀害之后，就随随便便地把他们的尸体埋在浅坑里。

 

“穆斯林份子在东爪哇把受害者的头颅挂在木杆上，并拿它在各村庄游行展示，使这场大屠杀运动变得如此恬不知耻。大屠杀的规模达到这样一种可怕程度，即受害者死尸的处理，已经导致东爪哇和苏门答腊北部出现严重的环境卫生问题，那里的潮湿空气充满着腐烂肉体发出的难闻的臭味。据到过这些地区的目击者说，那里的小河小溪简直已经被那些尸体堵住了。当地的河运已经严重受阻。”

 

1966年5月8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报道，一位在日惹附近乡村学校教书的教师曾经这样说，“我的学生跟着军人出去。他们指出谁是印尼共党员。那些军人当场就把这些共产党员连同他们的全部家人枪杀了，妇女和儿童也不能幸免。这实在是太恐怖了……”《纽约时报》记者Seth King评论道:“泗水，是东爪哇的首府，长期来是共产党的活动中心之一，市内贯穿着许多浑浊的运河。自去年10月，生活在运河边上的家庭一个令人感到更为可怕的任务就是，每天一大早必需起身推走堆集在他们园子梯级附近的尸体。”

 

1966年夏，雅加达和万隆的150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经过实地调查后，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交给了印尼军事当局。报告说：“毋庸置疑，在东爪哇和中爪哇，有80万人被杀害。现在还在巴厘和苏门答腊的先遣队早些时候估计，印度尼西亚全国死亡人数不下于100万人。”据中情局后来在调查报告中承认的数字，截止1966年4月，大约有25万到50万人被杀，另外大量入狱者，中央情报局这样写道：“就被杀人数来说，印尼的反印尼共大屠杀可列为二十世纪最严重的大屠杀之一……”；而据印尼官方在1975年公布和承认的数据，则为45到50万左右。真实数字当远不止此。据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披露，当年的大屠杀，“并不区分谁是华人共党分子，谁是印尼公民”。

 

9·30事变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社长的张海涛根据其掌握的第一手材料这样报道这段血腥的大屠杀：

 

【苏哈托将军占领雅加达一个月以后，首都雅加达特区军区司令乌马尔·维拉哈迪库苏马宣布：雅加达抓了4000名共产党分子。印尼政府情报部长阿赫马迪说，东爪哇抓了7000人。

 

十几天后，北苏门答腊军区司令索比兰宣布，北苏门答腊抓了10500人。再过几天，西爪哇军区司令阿齐说，西爪哇也抓了10500多人。

 

全国抓了多少？有人说，抓了10万。有人说，抓了20万。

 

有人说，抓了30万，40万……

 

多少印尼民族的优秀儿女，多少印尼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被反剪双手，投入了监牢。

 

监狱挤不下。电影院、仓库、图书馆、市政厅、普通住宅、有些地方的苏丹王宫，都成了关押共产党人的地方。1926年11月和1948年9月的悲剧，现在又重演了。不过，这一次，规模却大得多。比起1926年和1948年，这一次不知要超过多少倍。苏加诺总统说的2000共产党人被流放到西伊里安的上利辜，1万名共产党人被关进监牢，同这一次根本无法比拟。一个个男女共产党人，遍体鳞伤，躺在牢房里，思前想后，心潮起伏。党组织怎么样了？同志们是否安全？群众现在怎样？反革命搞突然袭击。没有想到，没有准备……

 

现在是白色恐怖，党和群众遭到巨大灾难，怎么办？怎么办？学马列着作，重新探讨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出路。

 

在监狱中，一个又一个学习小组成立起来了。牢房变成了学习室。人们学习着，议论着。

 

要掌握革命真理，要寻找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该是多么艰难啊！血还流得少，流得少吗？！有的党员在睡梦中，忽而看到艾地等人身着戎装，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革命武装队伍长途行军；忽而又看到他们跃马挥刀，指挥部队向敌军冲锋。多么令人高兴，令人激动啊！可是，一觉醒来，原来只是南柯一梦。

 

监牢外传来，说是艾地已经被杀害，党的其他领导人生死不明。

 

要反抗，要斗争，要同反革命搏斗！可是，自己身陷囹圄，失去了行动自由。

 

只有一条出路：越狱！确实有越狱成功的。

 

中爪哇的芝拉扎，一座关押共产党人的监狱，一些囚犯要求上厕所。上厕所总得允许呀！狱吏同意了。突然间，囚犯向狱吏和全副武装的陆军士兵猛烈袭击，打倒了狱吏和士兵，夺走了武器，冲出了牢门。连武装部队新闻中心的记者在发出的消息中，也说这些共产党人“确实很勇敢”。

 

中爪哇甘德隆邦翁火车站。一群被捕的共产党人，刚刚押到。

 

在站台上，几个共产党人突然出人意料地从士兵手中夺取了武器，立即向押送的部队开了枪。安塔拉通讯社的记者报道说：这些共产党人同军队和武装警察“进行了激烈的长达一小时的战斗”，打死一名警察部队指挥官和若千名军人。“由于这场激烈的战斗，日惹一万隆快车在这个车站受阻，停留了若干小时。”

 

南苏门答腊的姆瓦腊的一座监狱。夜里，正在严刑审讯一名共产党人。突然间，囚犯跳出牢门往外逃跑。军队立即追捕，并开枪射击。囚犯置之不理，继续奔跑，跳进了那里一条河──芸林河。军队继续射击了一阵。安塔拉在消息中说，到发出这篇报道时，尚未发现逃犯的尸体。

 

可是，这种越狱成功的事例，毕竟不多。军方层层设防，如临大敌，看守得很严很严；眼下，党和群众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到了为党，为工农大众，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着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事业，牺牲自己的时候了！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屈。

 

在那暗无天日的时代，在这个岛国的那一座座阴森森的监牢里，有多少印尼共产党人、印尼民族的优秀儿女，下了这种决心啊！从这个岛国的一座座监狱里，传出了一阵阵豪迈的充满激情的革命歌声。这歌声使处于苦难中的人民心情振奋，使一切黑暗势力胆战心惊。

 

有的女党员被绑在行刑室里：审讯者要她将出自己的领导人、自己的同志在哪里。她不讲，乳房被割掉了，还是不讲，身上的肉被一块块地割掉。就是不讲，她忍着极大的痛苦，痛骂敌人的凶残，宁死不屈，死不叛党，就这样被凌迟死去。

 

多么伟大的革命战士，多么崇高的革命气节！真不愧是印尼共产党的党员和印尼民族的优秀儿女：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后代，会把他们永远铭记在心中。

 

并不是没有叛徒，并不是没有意志薄弱者。有，有这种渺小的人。但是，比较起来，他们是少数。

 

1965年11月和随后的几个月中，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空乌云翻滚，大雨如注。雨仿佛变成了红色，风里带着血腥气味。

 

一场现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屠杀，开始了。

 

陆军将领把这场残忍的屠杀，称为“从肉体上消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运动”。

 

东爪哇军区司令苏米特罗有一次接见外国记者时透露：苏哈托将军在1965年11月中旬发出一道紧急、详细的命令，要全国各军区从“肉体上和意识形态上”摧毁印尼共产党。十二月初，又派遣一些军官下去实地检查这道命令的执行情况。

 

一时间，从这个千岛之国的各个大小岛屿上，从爪哇岛南部的火山高原地带到北部滨海平原；从苏门答腊岛着名的种植国区和石油矿区，到边远的帝汶岛的渔村；从森林密布、浓荫蔽日、号称绿色海洋的加里曼丹，到山岳连绵的苏拉威西；从风景如画的巴厘岛，到龙目、松巴哇、松巴、佛罗勒斯岛，到处传出了残酷屠杀印尼共产党人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其他阶层的革命同情者的骇人听闻的消息。

 

在这个岛国里，几个月中，大白天，每天都有大群的革命者被拉出监狱，公开屠杀。一到晚间，陆军官兵便在各地纷纷出动，用卡车从牢房里一批又一批地把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运到野外，排列成行，残酷地加以杀害。

 

他们不仅杀害革命者本人，还要革命者绝种，把一切后来人斩尽杀绝。对那些善良的妇女，那些天真活泼的孩子，那些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也要屠杀。

 

善良的人们能想象得到吗？这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地方，屠杀者常常把他们的受害者的人头。吊在自己住宅的门柱上和篱笆上，用以显示自己的丰功伟绩！在共和国的许多地方，被害者的尸体，躺在公路沿线的壕沟里、田野里和河道里腐烂。

 

共和国的许多河流，被受害者的尸体堵塞了。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啊！有人在中爪哇旅行，途中碰到一辆牛车，车上装得满清的，全是人头。

 

中爪哇古老的印度教寺院所在地──巴兰班南镇附近的沃罗河，干涸的河床底下躺着几千具受害者的尸体。

 

克拉登城西南的一条河的河床上，遍布着许多没有标记的坟墓。军队每天晚上都用卡车装满囚犯，到这里来杀害。

 

在东爪哇农村，最凶恶的刽子手，是由陆军训练的宗教团体安索尔青年团的屠杀队。他们手里拿着名单，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到处抓人，用镰刀和砍甘蔗刀，乱砍乱杀。

 

谁能想象得到，一些一口一声“真主”、“上帝”的虔诚宗教徒，居然为了屠杀举行宴会，把受害者捆绑在宴会厅中。酒席筵前，宾主恣意狂欢。宴会结束，酒醉饭饱，主人邀请每一个客人砍下一名受害者的头！他们口口声声讲“人性”，可是在他们自为行为中能看出有一丝一毫的人性吗？有些人估计，仅谏义里一个县，被屠杀的男女老幼，就在1万人到3万人之间。从谏义里城抛出的大批受害者的尸体，塞满了附近的那条布兰塔斯河。尸体顺流而下，一直飘到泗水。一个时期，泗水市河边一排排住宅的堤坝前，天天都聚满了飘来的尸体。

 

陆军伞兵突击团的一部分于1965年底从中爪哇调到巴厘“恢复秩序”。从那时起，以民间音乐、舞蹈、雕刻着称的巴厘岛，就开始发生最野蛮的屠杀。

 

军方在这里的许多地方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有些村庄，仅仅因为村长加入了印尼共产党，全村男女老少全部被杀死。

 

在巴塘市，大批受害者被埋在靠近巴厘海滨旅馆的一座大墓里。此外，仍有许多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巴厘岛发生过一次尼牙拉大屠杀。有人估计，这一个地方，被杀害的人就有1万左右。当地居民指着一栋房子告诉外国记者，在那一栋房子里，就有300人被屠杀。院子里的一口井，还埋着15具尸体。

 

巴厘岛的世袭土王之一、尼牙拉的拉贾土王因为有“亲共”嫌疑，王宫被捣毁了。土王的侍从被拖出来，一个个砸碎了脑袋。土王的家属大都被杀，土王本人也被打死。

 

类似的悲惨事件，一桩桩，一件件，到处接连发生，令人无法统计。

 

这次大屠杀，也是军队和“群众”相结合来进行的。在些地方，主要由军队直接出面。在另一些地方，则以“群众行动”为主。

 

雅加达和万隆两个城市的150名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就这次大屠杀写过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说，许多地方，屠杀往往是由一些“青年团体”执行的。“这些青年团体由军队武起来，并且加以训练”。这些人“嗜杀成性”，“不受任何约束”。

 

尽管是“嗜杀成性”，有些人仍然产生后怕。

 

有的医生曾接待过一些特别的“病人”。“患者”叙述“病情”，说他们一想起被他们砍头、剖腹的共产党人的面容，就不安宁。

 

躺在大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工农群众的尸骨上睡觉，躺在印度尼西亚大批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受迫害的人们的血迹上睡觉，能有安宁的日子吗？

……

 

法国《新观察家报》1966年3月2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苏加诺恢复权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为了一个不是他们发动的政变牺牲了30万人》。

 

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四个月来，最盲目的行动在印度尼西亚占统治地位。国家几乎是遭到一次真正的血洗，遭到一次任何国家都认为应当谴责的难以想象的屠杀。这种屠杀在当代还是无与伦比的。

 

苏加诺1月15日在─·篇演说里说是杀死了8万7千人，熟知内情的人当时说死了20万人。今天，被认为是保守的估计，大约是死了30万到35万人。死的都是共产党人或者被认为是共产党人的人。”

 

英国《卫报》1966年4月7日刊登的从雅加达发出的一条消息说：“随着从外部地区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多，人们正在改变关于九月叁十日未遂政变后的政治屠杀中被杀害的印度尼西亚人的总数的估计。有一位西方国家的大使认为30万人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其他的统计数字要高得多。

 

“有一个非常熟悉巴厘岛并且会说当地语言的旅行者说，单单在巴厘，可能就杀死了40万人。他说，在一些地区屠杀了大批的人，灭绝了一个又一个村庄。泗水的一个外国领事馆官员同意巴厘杀了20万人的数字。巴匣的人口总数为200万。

 

“估计苏门答腊死亡人数也达到20万。人们认为类似的数字对爪哇来说是偏低的估计：其他岛如篓罗洲，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的死亡人数也在增加。死亡总数很可能在60万以上。

 

这些被杀的人究竟有多少是共产党人，那是另一个问题。

 

“看来可以肯定，这些被杀害的人中，绝大多数是政治歇斯底里的无辜牺牲者。”

 

最后，还有雅加达和万隆两城市的150名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写的那一份调查报告。

 

这份调查报告是他们在1966年夏天经过实地调查后撰写的。写出后，送了一份给印度尼西亚军事当局。报告说：“毋庸置疑，在东爪哇和中爪哇，有80万人被杀害。”“现在还在巴厘和苏门答腊的先遣队早些时候估计，印度尼西亚全国死亡人数，不下于100万人。”。】

 

除了肆无忌惮的大屠杀，也蛮横无理的捕捉监禁几十万人，不经任何审讯的进行迫害，甚至折磨至死。据较为公正的分析，在四个月的时间里，约一百万的印尼人民——工人阶级的精华和印尼社会最优秀和最有前途的儿女被屠杀了——美式宪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

 

        六、赫鲁晓夫主义，是印尼大屠杀的变相帮凶

 

在蓄谋已久的血腥的大屠杀面前，印尼共产党毫无还手之力，领导人艾地、鲁克曼，约多等人要么早被绑架，要么素手无策、四处躲藏并最终都遭到杀害，印尼共这个拥有二千万支持者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几乎毫无抵抗地就全军覆没了，印尼革命遭受惨重失败。

1966年，苏加诺被逼移交了总统行政权力，苏哈托在美国的帮助下开始了长达32年的军事独裁统治。1966年3月12日，苏哈托以总统名义颁布他的第一项法令：在全国取缔印尼共产党及其属下的群众团体。此后一直强力抵制镇压共产主义。

印尼共领导层有个致命弱点，虽然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亲近中国，但是也深受苏联影响，其中致命问题就是接受了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论”。中共中央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先后发表的九评。九评中的第八评，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文章结合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汹涌澎湃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实际，系统论述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批驳了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论”。中苏两党在思想理论问题上的分歧，就是起源于这个问题。据930事变时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社长张海涛的介绍，对于中共中央发表的九评中的其他人评的印尼文本，印尼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都及时全文或者详细摘要地予以刊载；但是单单对于我们送去的这篇八评的印尼文译本，该报却拖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把文中的精华——关于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的部分几乎全部删去后，才予以转载。他们这样做与当时印尼共在国内的处境有关，但主要是反映了印尼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印尼共平时在指导思想上就抱有依靠苏加诺“和平过渡”的幻想，没有切实做好以革命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镇压的准备；在苏哈托率部进城、白色恐怖即将临头、人民革命事业处于千钧一发之时，又幻想依靠实际上已经失去兵权的苏加诺出面“政治解决”，侥幸过关，没有立即做出领导全党反击白色恐怖的战略部署。你不准备拿刀，敌人就要举起千万把刀向你杀来。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就是如此铁面无情。由于党的最高领导层在这种关键时刻在路线和战略上犯了错误，致使当时只有少数兵力可以调动的苏哈托少将的反共、反苏加诺的阴谋得逞，这样一个大党竟然不战而败。印度尼西亚民族民主革命的这一次惨败，标志着赫鲁晓夫“和平过渡论”的彻底破产。【见张海涛：《何处是美利坚帝国的边界》，人民出版社，2000年】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10月1日苏哈托掌控政权并准备对印尼共进行屠杀时，印尼共毫无思想准备、政治准备与军事准备，印尼共领导人把希望寄托在已经彻底失去兵权的苏加诺总统手中搞政治解决，印尼共领导人四处藏匿，三百万党员、三百万团员、两千五外围组织成员群龙无首，不知何去何从，苏加诺得以挟天子而令诸侯对印尼共大开杀戒。大屠杀发生前，艾地曾经在接见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代表团时说：【在世界上的共产党之中，印尼共产党是最有权威来谈论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一个党】。

对那些曾经受赫鲁晓夫主义影响的共产党来说，印尼大屠杀就是最惨痛的教训。

 

        七、美式宪政的经济基础：“伯克利黑帮”与经济新自由主义

 

美国在印尼血腥镇压共产党人的根本目的，是建立美式宪政和新自由主义秩序，以维护美国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

到1968年6月，在美国中情局的一手操纵下，苏哈托组建了一个所谓的“发展主义内阁”，把国家的经济大权交给了一批后来被称为“伯克利黑帮”的由美国一手培养和控制的经济学家。伯克利黑帮是指印度尼西亚这样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被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培训，后来回国并在1965年军事政变后长期执掌印度尼西亚经济大权并推行新自由主义。

朱安东在《伯克利黑帮与印尼40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透析》一文中指出：

【苏哈托上台后，这群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跟随者几乎没有间断地执掌权力达40年，高度控制了印度尼西亚经济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从1966年到2006年，印度尼西亚有过5任总统，政治体制也从军事统治转变为美式宪政和议会民主，军队系统也被重新改造，但在此期间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始终没有大的变化。

“伯克利黑帮”最初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学生在政府里占据了经济方面的要职，同时还充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财政部向印尼政府施加压力的渠道。他们还负有监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政策以确保符合华盛顿的想法的任务。他们所推行的，也是上述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财政部所喜欢的一套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第一，紧缩的财政政策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支柱。其公开宣称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了宏观经济和价格的稳定，但其背后的动机是为了提供偿还外债所需要的财政盈余。在教育、卫生、住房以及支持小企业发展方面的公共开支要求被缩减，以此为偿还外国债权人而挤出财政盈余。

第二，华盛顿共识要求金融自由化以方便全球交易并保证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利润。

第三，贸易自由化是为了在第三世界国家打开物品和服务市场。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仍然在使用配额、反倾销立法、大量的农业补贴、“自愿的出口限制”以及其他非关税壁垒以保护他们的工业和农业。

第四，私有化和出售国有资产以便把政府在经济当中的作用减少到最小。在现实中这些国有资产都被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正如哈佛大学的马歇尔·戈德曼教授所指出的，私有化往往变成了对国有资产进行海盗一样的抢劫。这为西方发达国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宝贵的自然资源和国有企业提供了机会。

“伯克利黑帮”未能在40年的时间里给印度尼西亚带来繁荣。印度尼西亚拥有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并未被很好地利用来为印尼人民服务。到今天，印尼的森林被砍伐殆尽，石油储备也被开发得所剩无几，国家欠有大量外债。贫困问题仍然困扰着印度尼西亚，甚至无法满足成千上万印尼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伯克利黑帮”的另一个巨大失败是在1997年10月亚洲金融危机之际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印进行干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加重了危机，激起了暴乱和社会动乱，导致几千万人失业、大面积的破产，银行再资本化的费用超过600万亿印度尼西亚盾，并导致百亿美元的政府新外债。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能够通过执行“华盛顿共识”而成功地实现工业化。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陷于停滞就是这些政策对其影响的证明。与之对应的是，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等抵制“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的繁荣并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而亚洲最忠诚于“华盛顿共识”的两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20世纪结束时却在痛苦地承受着债务、贫困、贫富分化和环境灾难。】

 

         八、美式宪政在印尼的“经济奇迹”

 

从官方数据上看，20世纪70年代美式宪政及美国经济杀手在印尼的运作取得了辉煌的业绩，经济发展不断创下新高并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这些数据无不反映出印尼政府和世行等机构的得意之情：通货膨胀率很低，外汇储备总计超过200亿美元，贸易顺差超过9亿美元，银行业得到稳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1997年之前，印尼的GDP平均每年为9%。世行、咨询公司和学术研究所聘用的经济学家，拿出这些数据用以论证这些经济杀手所执行的经济发展政策是十分成功的。【约翰·珀金斯：《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

这些经济学家所提到的“经济奇迹”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显示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印尼高居亚洲之冠。1976年印尼的赤贫人口是2000万，1998年时赤贫人口却增加到8000万，占印尼总人口的约40%。

印尼人为所谓的经济奇迹承受了极高的代价，而那些数据并没有涉及半点为此所付出的代价。经济发展的受益人仅限于处于经济阶梯顶部的那些人。通过滥用廉价劳动力，国家收入飞速增长。而那些身处血汗工厂一线的工人，在工作条件极为恶劣的环境下，长时间地工作；同时当地政府出台优惠外资公司的各种政策，允许它们破坏环境，允许它们在印尼从事那些被北美和其他“第一世界”国家视为违法的活动。【约翰·珀金斯：《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

 

1、血汗工厂，带血的GDP

 

在“经济奇迹”的背后是血汗工厂，是印尼工人悲惨的生活。世行和基金组织出台的政策鼓励印尼进行私有化改革，鼓励他们为外资公司减免税收。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庇护下，各大跨国公司要么全资拥有工厂，要么将这工作外包给设在这些国家的工厂。在那些地方，劳力极为低廉，工资结构极不合理，如果他们胆敢抗议，等待他们的将是毒打，甚或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他们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唯有如此，“第一世界”国家的商场中才能有价格低廉的商品。

虽然印尼法律规定，工人的最低工资上升到每天大约3美元，但很多公司根本无视这一规定。据估计，2002年，印尼52%的人口每天的收入不足两美元。从很多角度分析，这简直就是当今时代的奴隶生活水准。即使每天有3美元的收入，很多工人也无法维持家人的基本生活。工人们过的是一种屈辱的、不健康的生活，这种情形，大多数人无法想象。而与之相反，一些富裕的印尼人和外国人过得很舒坦。

在这里有的是带血的GDP。印尼“经济奇迹”的其他受害者，还包括其他部族人民（布吉斯人、迪亚克斯人、美拉西亚人）及其他土著文化。他们的土地被夺走，他们的肉体和文化一并被消灭。

苏门答腊岛位于石油和天然气丰富的亚齐省内，其北部地区的居民，从1971年开始，遭印尼军队杀害的超过1万人。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马鲁古群岛、西加里曼丹（ 加里曼丹岛）和伊里安查亚（新几内亚岛）发生的冲突中。一个又一个的案例，无不反映出那些武装军队的真实目的：确保跨国企业所觊觎的资源的安全。

印尼的环境和其人民遭受的苦难情形一样，也受到严重的破坏。矿藏开发、纸浆和纸张生产及其他开发资源的产业，耗尽了大量的资源，伐光了雨林的大面积树木。有毒废物充斥河流，工业区及周围城市上空充满污染空气。1997年，印尼失控的森林大火产生了大量的有毒烟雾，使东南亚上空一片阴霾，成了世界上轰动一时的头号新闻。从根本上说，这种结局是经济杀手和腐败的印尼政府共同引发的。

 

2、私有化的军队

 

为了资助军方活动，长久以来，印尼军队一直从私营部门筹集资金，这种行径在第三世界国家可谓司空见惯。1998年苏哈托倒台之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苏哈托的确是一个军事独裁者，他一直决意将武装部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的统治结束后，马上就有很多印尼人尽一切努力修订法律，希望文职官员拥有的权力比军方更大。他们认为，一旦减少军队预算，他们就可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可惜的是，那些手握军权的将军，他们知道在哪里获得支持——外资采矿和能源公司。他们因此成了跨国公司的雇佣兵。

最近几年来，印尼的军队已被外国公司收买。这种相互勾结的关系，实在令人恐惧，因为，这些跨国公司不仅控制了印尼的资源之外，现在还控制印尼的军队！

公司与军队之间的交易是通过一些中间人，为这些腐败活动牵针引线，然后从公司收钱，最后将钱安排到军队。

总部位于新奥尔良市的弗里波特–麦克莫兰铜金公司进行的内幕交易——从1997～2004年，该公司给该地区（巴布亚省）驻扎的军队指挥官和各部支付了2 000万美元。作为回报，军队将保护地处该偏远省份的公司财产。报道继续断言，印尼武装部队的军费开支，只有1/3来自该国财政预算，其他部分均从隐秘渠道以“保护费”的名义收取，因此，这些军队头目就能脱离政府财政预算的控制，独立展开行动。【约翰·珀金斯：《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

 

3、腐败的苏哈托家族

 

在苏哈托治理下的时代，他的家族内外勾结，横行霸道，损公肥私，聚敛财富，裙带风盛行。政府的裙带主义和渎职腐败行为发展到了印尼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在苏哈托的授意下，长女西蒂曾担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四个儿女和一个媳妇任国会议员。苏哈托的显赫政治权力，也让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加上他们的配偶、族亲和表兄弟以及他的孙辈们，几乎垄断了印尼所有的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同时拥有许多企业和股权，打造了一个庞大的苏哈多家族商业王国。在印尼金融危机前夕，苏哈托家族为主的50人拥有印尼全部外债（800亿美元）的95%。

据西方传媒披露，苏哈托家族拥有分属二十家大集团的一千二百四十七家公司，共有四百亿美元的资产，相当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提供给印尼缓解金融危机巨额贷款的数额。苏哈托及其家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1997年为“花花公子”的小儿子汤米举行了极尽豪华奢侈为能事的“世纪大婚礼”，参加人数多达一万五千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尼广大平民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显示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印尼高居亚洲之冠。1976年印尼的赤贫人口是2000万，1998年时赤贫人口却增加到8000万，占印尼总人口的约40%。

资料还显示，苏哈多本人曾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位居第四，资产达一百六十亿美元。苏哈多于1967年至1998年任职总统期间，挪用公款高达一百五十亿至三百五十亿美元，而当时印尼人均生产总值仅为六百九十五美元。

 

        九、苏哈托虽已离去，印尼却难以摆脱美式宪政及新自由主义的魔爪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终于导致苏哈托的暴力军事独裁遇到了重大危机，长期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导致的恶果显现，阶级对立极为严重。苏哈托又一次使出惯用伎俩，在国内制造反华事件，制造民族矛盾来转移自己独裁统治的压力。印尼军方在1998年5月指挥策划了一场针对印尼华人的“五月暴乱”。它从华人集中的区域向分散的华人居住地扩散，从雅加达向外地扩散，整个印尼成了华人的人间地狱。全印尼共有1200多人丧生，1000多名妇女（多数为华人）遭到暴徒群体强暴，其中许多妇女或被活活烧死，或因下部伤势过重去世，或因羞辱难当、怀着满腔仇恨自杀身亡。大小4000多家华人商场、商店惨遭洗劫和烧毁，华人数十年里胼手胝足积蓄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

但是，尖锐的阶级矛盾并不可能因此得到根本性改观。苏哈托之后，新任总统哈比比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军队、议员、舆论界和重要经济部门仍掌握在苏哈托势力集团的手中。国际社会一般认为，像苏哈托这样经营了32年的独裁政权，其势力盘根错节，除非是摧枯拉朽式的社会革命，不可能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因此苏哈托下台必然会有流血动乱事件。然而，似乎出人意料的是，政权平稳交接。这只能从反面说明，以苏哈托为代表的美国傀儡们，事实上仍然以美式宪政的名义控制着印尼政局。

 

因此，虽然今日印尼的政治制度已经完全与美国接轨，印尼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实行美式宪政的第三世界国家，但是为了维持美式宪政、为了巩固新自由主义秩序、维护跨国垄断资本集团和印尼官僚买办资本的利益，在屠杀一百万共产党和人民的基础上，今天的印尼政府仍然不得宣布：任何传播或传授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的人，最高可判12年有期徒刑——这就是美式宪政两百年不变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