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越南战争是一场非对称战争，也是一场以滥用药物著称的战争。随着兴奋剂成为美军士兵的必备之物，药理学与有组织暴力联手，其后续影响数十载难消。

        一部分历史学家称越南战争为“最后一场现代战争”，另外一部分学者将其定义为“第一场后现代战争”。无论采用哪种分类，越南战争首先是一场不对称战争。换言之，它不是一场有前线、有后方、有敌人调动部队发动攻击或攻克并占领阵地的传统战争，相反，在东南亚丛林中，以往的战略和战术准则统统不适用。越共游击队用出乎意料、迷惑性极强的方式消耗美军的力量，然后抓住后者暴露出的弱点，实施规模不大却致命的打击。

        这场战争明显突破了人们的认知水平。除了旷日持久，更少为外界所了解的是，它还被专业人士视为史上第一场“药物战争”，因为“美国立国以来，参与越战的军人服用的‘精神作用性物质’的水平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波兰国际政治学者卢卡什·卡明斯基(Lukasz Kamienski)所述，越南战争是“药理学与暴力的决定性交点”。

        军人“嗑药”获官方支持

        以人们耳熟能详的安非他命为例。卡明斯基在上个月面世的新书《嗑药：药物与战争简史》中指出，二战后，几乎没有权威研究详细论述此类药物如何对士兵的表现产生影响，美军却毫不犹豫地将这种俗称“快快”的非处方药物送往越南。典型的例子是，“苯异丙胺丸”通常会被发放给那些执行远程侦察和伏击任务的部队。

        美军对神经类药物的使用一直有内部标准：在准备战斗的48小时内只能服用20毫克安非他命，但这项标准很少被落实。一名老兵告诉卡明斯基，军方发放安非他命就像给小孩发糖那样，从不理会政府机构推荐的用药量和频率。《嗑药：药物与战争简史》一书还援引了1971年美国众议院特别犯罪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提醒读者：1966年至1969年，美军共使用了2.25亿片兴奋类药物，包括安非他命的各种衍生品，比二战时期增长了1倍有余。彼时，美国海军每人每年平均服用21.1片兴奋剂，空军每人每年是17.5片，陆军“仅有”13.8片。

        埃尔顿·曼祖恩(Elton Manzione)曾是一名侦察兵，他说：“我们得到安非他命很方便，正宗的政府渠道供应。”他记得，同僚曾饶有兴趣地向他解释：“这种药可以让你变得勇敢，任何景象和声音都会被它大大强化，你将感到精力充沛，有时候真觉得自己是刀枪不入的。”

        据《嗑药：药物与战争简史》披露，战争期间，美军派往老挝执行秘密任务的士兵会得到一个医疗包，里面除了其他物品，还有12片达尔丰(一种镇痛药)、24片可待因(从鸦片中提取的止痛剂)，外加6丸安非他命。进行远距离且艰苦的行军时，特种部队的士兵还会注射类固醇针剂。

        兴奋剂成为常规军需品

        当时有研究显示，被派驻越南的士兵中，大约每30人中就有一人服药过量。还有人试图将统计数字提高到5.2%。简而言之，美国军方对兴奋剂滥用持默许态度，无论这可能诱发何种结果。事实上，老兵们普遍意识到，安非他命会强化人的攻击性和戒备心。一些人记得，每当“快快”的效果消失，他们就会焦躁，感觉自己像“在大街上开枪扫射那样”。

        精神刺激类药物不仅能增强战士的战斗力，还有助于降低连续战斗对参战者情绪造成的不良影响，避免士兵因心理压力而当场崩溃——五角大楼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以色列作家、和平主义者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所言：“越南战争是第一场现代药理学的力量被直接用于控制士兵的战争。”诸如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氯丙嗪(一种治疗精神病的处方药)等化学品，第一次被作为日常军需物资，投放战场。

        据此，卡明斯基在其专著中指出，如此大规模地使用精神类药物，加上大量征用心理医生等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军人遭遇“战斗创伤”的几率如此低：二战时，美国士兵的精神崩溃率高达10%(每千人中有101例)，朝鲜战争时期的精神崩溃率是4%(千人37例)，而到了越南，这个比例只有1%(千人12例)。

        以药代医如同饮鸩止渴

        如果你为这样的数字而欣喜，那无疑是目光短浅的。抗精神病类药物和兴奋剂的效果是迅速且短暂的，若不辅以适当的心理治疗，则过量服药只能减轻或一时半会儿压制问题，让问题牢牢“嵌入”当事人心灵深处。几年以后，战地综合征会以几倍的力量爆发。

        多数精神类药物并不能根除导致压力的原因，就像用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一样，可以缓解症状，但疾病还在。明确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与之前的战争相比，越战中很少有士兵因为在前线精神失常而被后送治疗;另一方面，越战老兵在战后却被规模空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困扰——很大程度上，这是将矛盾往后拖延的必然结果。

        《嗑药：药物与战争简史》一书提到，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困扰的越战老兵的确切数量目前仍不得而知，但有民间统计者认为，数量在40万至150万人之间。1990年发布的《全国越战老兵再调整研究报告》称，在东南亚地区经历过作战行动的士兵中，有15.2%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折磨。

        究其原理，如果人体在经受刺激时获得药物安慰，体内原本起效的对抗机能就会受到抑制或被取代，从而导致外部压力带来更加长久的伤害。从道德层面上讲，在越战中发生的一切，就好比对一个受了伤的士兵施加催眠术，然后再把他送回枪林弹雨中那样。

        来源：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