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党史文苑》2015年第10期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停刊后,中央决定在华北解放区新创办履行中央机关报职能的党报。在新的《人民日报》定名前,毛泽东、刘少奇称这个即将创办的党报为“大党报”,以区别于其他解放区的党报。就是这个“大党报”通过刊发社论,引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舆论。
从农村编辑部走向国家首都,《人民日报》主要通过刊登新华社社论引导舆论,胡乔木是社论的主要撰写者
“大党报”《人民日报》于1948年6月15日创办于河北平山县里庄。编辑部在这里工作到当年10月下旬,后迁至相距不远的获鹿(今鹿泉市)东焦村,1949年3月中旬迁到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这段时期,被称为《人民日报》在革命战争中的“农村编辑部”时期。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已经开始履行中央机关报的部分职能,但主要使命还是战略区党报,即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主要在华北地区发行,还没有覆盖全国。这一时期,以“新华社社论”代表中共中央重大政策的言论。这些社论的主要作者,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当时他兼任新华社社长),由他承担重要社论写作任务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时止。
在华北办报期间,社论发表的数量比较少,从1948年6月15日创刊至1949年8月1日正式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一年多时间里,总共刊登“本报社论”11篇,平均每月不足1篇。
正式升格为中央机关报后,《人民日报》的“本报社论”仍然不多,从1949年8月2日至9月22日的50天当中,共刊登社论6篇,它们分别为:《解决劳资纠纷的正确途径———论北平国药业劳资集体合同》(8月2日)、《铁托反革命集团的假面具撕掉了》(8月27日)、《生产救灾,节约备荒》(9月7日)、《继续与灾害搏斗,保卫秋收》(9月8日)、《三星事件的教训》(9月12日)、《重视代耕工作》(9月14日)。
这6篇文章,除了关于南斯拉夫事态发表的社论外,其余5篇都是针对地域性(特别是华北地区)生产发表的言论。这充分说明了《人民日报》社论之路开始了一个转型期,或称为“过渡期”。一个标志就是1949年9月《人民日报》对于西藏事务的报道和评论。
1949年7月8日,西藏拉萨发生了地方当局驱赶汉族人和国民党政府驻藏人员的“驱汉事件”。此事发生在人民解放军进军横扫南部中国大陆,国民党政权残留势力纷纷败退台湾之际。事件的挑动者认为,国共两方均无暇顾及西藏,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时机。
由于通讯蔽塞,这一事件为外界所知时已经到了8月中旬。国民党方面的反应微弱,“《中央日报》”1949年8月19日才刊登报道此事的消息,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媒体也看不到对此事的进一步反映。
西藏“驱汉事件”消息传入到内陆就更晚一些,但《人民日报》的表现与“《中央日报》”绝然不同。1949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社论称:7月8日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这个“反共”事变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地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这一个阴谋事变和最近美帝国主义妄图吞并台湾的阴谋是同出一辙。一百多年来英美帝国主义就一贯地图谋侵略和吞并西藏。英帝国主义在1860年首先侵占了西藏的外藩哲孟雄(即锡金)。1887年和1904年又两度发动过侵略西藏的战争。美帝国主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亦积极图谋侵略西藏。美帝国主义曾派遣间谍到西藏活动,力图经过西藏的若干上层分子,取得对西藏的实际统治权。中国人民对于美、英、印侵略者的侵略活动早已予以密切注意,而且深深地记取了他们这种与中华民族为敌的罪行。
这表明,在重大国家事务和对外关系上,新华社社论承担着为中共中央发出声音的职责。
《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央机关报后,胡乔木逐渐成为社论主要撰写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刊登社论的密度明显增加
194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胡乔木执笔写成的社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这是胡乔木撰写的第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也是《人民日报》转型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以后发表的第一篇关系国家未来发展前景的重要社论,它是体现中央人民政府信念和决心的标志。从这篇社论开始,《人民日报》社论在展现国家形象、论述国家发展方向的时候,总是明确地表达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态度,由此逐渐成为“国家声音”的象征。
对于社论职责的承接和转换,《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亦曾指出:在(1949年)8月以前,凡遇国内外重要问题,除中央直接发言外,多数通过新华社评论发言。《人民日报》成为中央机关报后,有段时间还是两家发表评论。直到9月下旬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有重要评论都由《人民日报》承担。新华社为国家通讯社,《人民日报》为党中央机关报的性格完全明朗。
李庄的看法大体准确,《人民日报》社论的鲜明转折点是随着新政协会议召开,新中国即将成立而出现的。实际上这种转换仍然有一个过程,持续到了1950年元旦以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刊登社论的密度开始增加。10月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22篇。其中专题阐述新中国成立意义的2篇:《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10月1日),《不可战胜的人民国家》(10月2日);直接与外交关系有关的社论13篇,例如《打断战争挑拨者的爪牙》(10月2日)、《中苏友好万岁》(10月6日);还有阐述重大事件意义的,例如《庆祝广州解放》(10月16日)、《出版会议的收获》(10月21日)、《提倡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10月22日)。
从上述记录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社论所述内容多数关系到国家政权建设的方针大计,是引领全党工作,引导舆论导向的。
1949年11月,《人民日报》刊登的社论数量下降,仅为9篇。12月骤然下降为2篇,一篇是1949年12月18日的社论《毛主席访苏》,另一篇是与此相关的《向伟大斯大林祝寿的献礼》(12月21日)。出现这个情况,可能与毛泽东访问苏联,中共中央对重大国际事务的态度,特别是中苏签署相关条约的态度尚未明朗有关。
1949年前7个月《人民日报》发表的本报社论总共9篇,但在其后的5个月内,平均每月发表的本报社论已达8篇。《人民日报》刊登的社论骤增,说明了党中央对《人民日报》发挥舆论引导作用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
《人民日报》社论成为党中央和国家的喉舌,起到团结全党和引领国内舆论作用,需要付出很大努力,需要培养和锻炼出更多的社论撰写者。新中国成立之初,幸好有胡乔木这样有经验的领导亲手动笔撰写,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社论树立了榜样和增强了底气。
195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元旦社论,也称为“新年献辞”,是新华社社论,题目是《完成胜利,巩固胜利》。这篇社论特别重要之处,是宣告了1950年党和国家将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其中第一项任务是,“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肃清中国境内的一切残余敌人,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这也是《人民日报》最后一次采用新华社社论。
在这个社论中有一个重大的新的表述,即,将解放西藏的任务列入了1950年的国家使命。
按照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原定计划,解放军进军西藏时间还要靠后一些,但是1949年7月的拉萨“驱汉事件”改变了中共中央原有看法和主张,促使党中央和毛泽东调整解决西藏问题的时间表。这一点,就是通过《人民日报》刊登“元旦社论”来宣告于世。
作为与社论的呼应,1950年的《人民日报》,对于西藏的报道大量增加,形成热点,为随后解放军进军西藏进行了舆论准备。在此期间,要了解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最为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及时阅读《人民日报》。
进入1950年后,《人民日报》社论逐渐承担起全党舆论中心和旗帜的作用,逐步培育和成长了一支社论写作队伍,刊登社论开始实现常态化
1950年是《人民日报》社论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一年。
从数量上说,全年发表本报社论137篇,平均2.66天即发表1篇社论。纵观《人民日报》1950年的社论内容,主要是针对重大国际和国内问题发表中共中央或中央政府的意见。上半年总共发表社论47篇,其中论述中苏关系的4篇、中美关系的3篇(其中包括了台湾问题)、中日关系的3篇、中越关系的2篇、因朝鲜战争爆发而发表的社论1篇,与外交关系直接相关的社论达到13篇,约为总数的27.6%,超过了四分之一,这些社论代表中国政府态度。高频率的重大社论,远非几个人即能承担撰写的。特别是针对比较具体的问题发表指导性意见时,不仅政策性很强,而且撰写难度也比较高。实际上,1950年上半年有若干篇《人民日报》社论,是新中国国家领导人中的一些重要干部来亲笔撰写的。
1950年2月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学会管理企业》,作者李立三,他当时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3月10日社论《为什么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作者陈云,他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3月20日社论《税收在国家工作中的作用》,作者薄一波,他当时任财政部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检索这半年中的《人民日报》社论,有关国内战争结局事务的论述仍占较大比例,表达了党中央和国家的重要战略意向。
1950年4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庆祝登录海南岛的胜利》中说:“人民解放军在琼崖的胜利登录,对于今后对金门、舟山和台湾的渡海作战有极重要的帮助。……大家可以确信,窃据台湾等海岛上的五十几万残余匪帮之被全部彻底消灭,已经为期不远了。”这段话里实际上表明,解放军正在组织台湾战役。
195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斥帝国主义强盗杜鲁门的非法声明》,表达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反对美国军舰进入台湾海峡阻挠解放台湾的行径,反对“台湾地位未定”的言论,社论表示:“中国人民必将继续努力解放台湾。”
从此以后,凡追溯台湾问题起源的历史文件,都会论及这两篇《人民日报》社论。
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一度打破了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使朝鲜成为国际目光关注的热点。《人民日报》1950年下半年的社论频率大大提高,达到90篇,基本上每两天发表1篇社论。其中论及朝鲜问题的社论达30篇以上,还有论述中日、中苏、中越及其他国际关系的社论。半年时间内,《人民日报》发表有关重大国际关系或外交关系的社论达40篇左右。
《人民日报》1950年下半年社论数量明显增多,呈现常态化的特点,表明人民日报组织和撰写社论的队伍正在逐渐成长。胡乔木仍然是主要撰写者,邓拓也已经成为《人民日报》社论又一个主要撰写者。以总编辑邓拓为主的社论写作队伍逐渐成长起来。
《人民日报》总编辑亲手写社论,是从胡乔木、范长江、邓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形成的工作常态,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民日报》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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