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说】陈建国：孙中山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点击：作者：陈建国来源：昆仑策研究院发布时间:2015-10-01 08:59:38

　　孙中山(1866-1925)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是国共两党共同称颂的领袖。原名孙文，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出生(11月12日)在广东香山翠亨村(今广东中山)，曾任中国国民党总理、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等职。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因肝癌在北京逝世，陵墓位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更有趣的是：经查证，孙文的祖先就是世界知名的大军事家孙武。

　　笔者浏览文献资料可能不多，但过去没有任何一位研究者将中山先生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自信笔者是第一个。因为前人如曾有此说，必然轰动一时。

　　一

　　说孙中山是马克思主义者，传统观念一定认为我太无知，因为大家都知道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怎么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呢?

　　我们的分歧恰恰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按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葬马克思时发表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74—576页)他只承认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个发现”。他在其它地方说明，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都不是马克思的发现。而两大发现相比，唯物史观更具有基础理论性质。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准确理解和笃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决不像列宁所说，非要坚持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才算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列宁的观点对我国学术界影响太大，特别是对于正确评价孙中山，几乎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复旦大学教授张磊、张苹合作文章《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在引用列宁的论断“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155页)之后，批评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但在本段论述的最后，话锋一转：“还需指出，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理解为社会主义的观念中也包含着科学的成分。……‘吾之意见，盖于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社会主义，……”“以上观念和主张，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本质特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防止两极分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018页)——这实际上反驳了列宁对孙中山社会主义的批判。

　　对于孙中山思想之所以存在诸多误解和歪曲，除了列宁的善意否定之外，也有学者进行了有益探索。如姜义华在专题研究《超越思维定势——全面推进民国人物历史研究》中指出：“多年来一直禁锢着人们思维的思维定势，主要是：”阶级划分、革命史观、观念决定论、政治挂帅、英雄史观与领袖决定论。接着展开论述，作者反对阶级划分的固定化、简单化。反对用革命与不革命、反革命给民国人物划线。关于观念决定论，作者甚至指明是“西方尤其是苏联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强势输入的产物。”重视政治人物而轻视其他人物研究，是作者批评的第五个思维定势。所谓“思维定势”，质而言之，就是形而上学思维，或者由形而上学导致唯心史观。但姜义华没有得出这一结论。(同上，001-004页)

　　所以，只有放弃“思维定势”，坚持历史辩证法，才能看清楚孙中山思想的本质。

　　二

　　社会主义者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孙中山是，因为他笃信并坚持唯物史观。

　　有些学者说孙中山反对唯物史观，这不对。孙中山的唯物史观，恐怕比我们任何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见解更为深刻。

　　在孙中山看来，革命并不是阶级斗争。在《总统誓言》(红旗出版社2012年5月版)一书中他说：“革命究竟是什么事呢?是求进步的事。”(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在神户欢迎会上的讲话)这才是正确的革命观。所以他在遗瞩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大家熟悉的这一段。足以说明孙中山“国民革命”的真实含义。这也是对“民心决定论”所作的新的说明。在中山先生看来，民心决定论不是要当群众的尾巴。根据他的“知难行易”学说，革命的重点就是让群众“知”(唤起)，知中华民族崛起的大义，知真正的唯物史观;这就是要和唯心史观的愚民政策决裂。《总统誓言》第167-168页，反映了孙中山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

　　美国一经革命而后，所定之国体，至今百余年而不变。其国除黑奴问题生出国内南北战争一次而外，余无大变乱，诚可谓一经革命而后，其国体则一成不变，长治久安，文明进步，经济发达，为世界之冠。而法国一经革命之后，则大乱相寻，国体五更，两帝制而三共和;至八十年后，穷兵黩武之帝为外敌所败，身为降虏，而共和之局乃定。较之美国，其治乱得失，差若天壤者，其故何也?说者多称华盛顿有仁让之风，所以开国之初，有黄袍之拒;而拿破伦野心勃勃，有鲸吞天下之志，所以起共和而终帝制。而不知玫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也。夫华、拿二人之于美、法之革命者，皆非原动者。美之十三州既发难抗英而后，乃延华盛顿出为之指挥，法则革命起后，乃拔拿破伦于偏裨之间，苟使二人易地而处，想亦皆然。是故华、拿之异趣，不关乎个人之贤否，而在其全国之习尚也。

　　孙中山这一段议论，精彩绝伦。他生动形象地说明：华盛顿和拿破伦在美国和法国的不同做法，不是他们的品德有什么差异，不是华爱民主而拿爱专制，实在是客观形势所造成。让两人异地相处，结果也是一样。即是说：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这种观念，比那些号称懂得历史唯物论，却只会对领袖人物歌功颂德，不会深入研究历史必然性的“学者们”，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

　　孙中山坚持民心决定论就是坚持唯物史观;唤起民众，让民众懂得革命(求进步)的道理，就是辩证法。而坚持“政权决定论”是历史唯心主义。因为政权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是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事实上，苏联恰恰是在苏共还掌握着政权的前提下解体的，因为民心变了，老百姓不支持他们了。这充分说明孙中山所坚持的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观点。

　　根据具体条件决定工作方针，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孙中山恰恰善于如此。孙中山说“所以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然后，孙中山强调“中国今日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见林家有：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审视，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278页)这说明孙中山对自己认为是非常好的理论，不是“见好的就用”，要求看条件是否具备才决定是否执行，这种态度实在是很难得的实事求是。可知：孙中山的唯物史观还是辩证的，不是刻板教条。

　　我们再通过孙中山主张“中国式社会主义”，来说明他是马克思主义者。

　　三

　　应当指出：绝大多数学者是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上看孙中山的，所以觉得他的思想很矛盾，不好理解。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孙中山的批评，都不准确。如史全生指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充满着矛盾，具体表现在：孙中山诚心诚意地在中国呼唤社会主义，却又极力预防社会主义革命;他在中国极力筹谋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却又设身处地设计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他真心同情劳工阶级，又反对无产阶级成为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他高度评价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人类的贡献，却又明确反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极力反对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他认为“孙中山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十分赞赏，且积极支持工农群众运动并依靠发动群众广泛地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但却反对阶级斗争，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而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虽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但吸收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维护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又不损害地主和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而使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得到协调。”(再说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民国档案》2007，3)孙中山提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就是想要跟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区别开。而只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有的只能是已经解体了的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和中国文革期间的所谓“社会主义”。如果我们站在主张阶级合作的立场上看孙中山，那么这些政策和想法完全统一，不难理解。

　　说孙中山反对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片面之词。在同一本书第91页记载，孙中山告诉廖仲恺说：“苏俄革命后实行马克思主义之共产主义，余甚滋疑惑，以观世界正在资本主义极盛时代，俄国工商业不甚发达，共产主义不能单独成功，其去实行之期尚远。今闻马林言，始悉苏俄行共产主义后，以感觉困难，乃改行新经济政策，其精神与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不谋而合。”这说明孙中山所反对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本身，仅仅是当时机还不成熟时，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的做法而已。

　　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家有，是我国学术界研究孙中山比较深入的代表性人物。林家有说“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三民主义学说和纲领，无疑是充满矛盾的，比如他向往社会主义，但又反对阶级斗争;他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又强调‘节制资本’，限制私人资本的发展;他要消除封建土地制度和发展民族资本，但他又不能提出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纲领，……”(59页)为什么一定要把社会主义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呢?学者所说孙中山的思想矛盾，本质上反映我们自己的思想矛盾：明明知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实社会主义保存大量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开始萌生大量社会主义的东西，却硬是要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绝对化，这是受“阶级立场必须坚定”思维定式影响。质而言之，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是以阶级合作为指导思想建立的、容纳并限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是因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还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但需要限制其对民生的破坏。这就是孙中山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强调，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而不是事物的堆积体，社会主义中保留资本主义因素，正好说明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过程。

　　林说;“孙中山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中国也不能没有世界。”(文献2.第69页)“他认为，世界属于全人类，全人类分享世界财富，天下应该为公，人类应该大同。”(81页)“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我们在孩提时代每天要书写的八个大字，集中反映了孙中山思想的精髓。林家有说孙中山“他没有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陈旧傲慢的观念，但他对中国的优良文化又具有深厚的依恋;他崇拜西方文明，但他又反对全盘倾倒，他将西方好的东西与中国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考虑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基于此，‘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和平共处、共同进步的泛文化—多元文化交融互惠便成为他的远大理想和追求。”(99页)这说得很对。孙中山思想就是东西方文化有机结合而形成。

　　林先生又说：“‘利他主义’是孙中山对待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基本态度，是他对待弱小国家的基本立场，也是他要求所谓文明国家对待中国的基本要求。从‘利他主义’立场出发，孙中山便主张文明共享。”(83页)“他提倡文明共享，提倡用互助代替竞争，这种维护公道正义的主张，在当时的世界政治人物中没有人能出其右。”(88页)可是我们知道，利他主义和资本主义格格不入，孙中山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明白而坚决。孙中山自己也说“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82页)他对当时帝国主义的批评真实而深刻。

　　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说“余完全社会主义家也。……余此次携来欧美社会主义名著多种，顾贵党(指中国社会党)之精晓西文者代为之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这四本书是：《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发达史》、《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行》、《地税原论》，他“对于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尤其重视。”(56页)孙主张：“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57页)1912年4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与《文汇报》记者谈话指出“余实为社会党人，但余从事社会革命不用兵力而用和平办法。”“余所欲为之事非一年所能告成，至少需一百年也，且余欲使我改革之策普及全国。”孙中山明确地说明，自己所要搞的是社会党人的社会主义。列宁否认孙中山社会主义，跟他否认欧洲各社会党的社会主义一致。林先生说：“孙中山勇于探索，把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国情结合，并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要用社会主义的学说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把他所要实现的近代化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近代化。其实，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保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并引述张磊先生的话说孙中山的方案是“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60页)这样评价孙中山社会主义就很不妥。同类问题还出现在别的学者所发表的文章中。

　　如果认识到过去不适当地夸大所有制的作用，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对民生的态度，那我们就必须承认：孙中山所向往的就是社会主义。是比前苏联式社会主义高明的真正社会主义，不是那种掺杂浓厚封建色彩的强权社会主义。

　　需要指出：在更多的地方，林家有先生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作了合乎实际的正面评价。

　　四

　　建设阶级合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容纳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限制其对于社会的破坏性，这一基本设想的政治措施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些东西好像是马克思主义当中所没有的，所以大家不承认孙中山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马克思还有一个基本观点：不允许跨越“卡夫丁峡谷”。对于一个大国和广大地区来说，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是无法跨越的。列宁在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俄罗斯，创造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奇迹。我们中国人以胜败论英雄，给了列宁过高的评价。但苏联的解体实际上说明：俄罗斯及其周围落后国家、地区保留下来的封建文化，落后的管理模式，恰恰是苏联由盛而衰，最终解体的内在因素。把一切失败都归于西方文化的渗透，或者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瓦解作用，实际上是不懂唯物史观，是“意识形态决定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持这样一种观点的人总以为自己才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把反对者诬称为“反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这样一些“左”得可爱的同志，不能正视我国建国初期(1949-1955)经济、社会建设的卓越成就，不懂得“多种所有制并存”，才符合中国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复杂多样的实际需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总想用改革所有制，全面实行公有制的办法，把生产力人为地“往上拔高”——这实际上是用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违反马克思主义。今天的混合经济，形式上是对建国初6年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回归，本质上是承认“复杂的生产力水平需要多种所有制并存与之相适应”。

　　建国66年以来多方面的事实已经说明：孙中山坚持中国式社会主义，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孙中山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互助、互补、合作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实现阶级合作，社会才能和谐。孙中山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强调经济互补性，是要求恢复原始商品交换的本质：互通有无和互相帮助。——这正是社会主义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

　　在政治上，孙中山说“政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阶级革命论者，把政治说成是阶级斗争，而孙中山却说是“管理众人之事”。这种原则上的分歧是耐人寻味的。恩格斯早就说过，“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孙中生思想与此精神完全一致。把政治说成阶级斗争，把国家说成专政工具，是政治观的“异化”，这种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东西方文化互补，是孙中山思想形成的主要途径和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则是他把东西方文化结合起来的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歪曲成“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唯一动力”，是从列宁开始出现的曲折过程。而在中国众多伟大思想家当中，只有孙中山懂得唯物史观的真正内涵。当然，这不至于使他成为没有任何政治错误的“完人”，而他只是一个受时代局限、老老实实学习历史的伟人。他的实事求是思想，同他身边和以后政治家们的理想主义相矛盾，这造成了对孙中山思想的评价总体上公正，而在具体问题上很不公正的特殊现象。

　　五

　　为什么提“中国式”?孙中山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和代表性，而决不是“孤家寡人”、只此一家。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走向世界，给世界人民以启迪和鼓舞。凡是类似于旧中国那样经济落后、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封建文化底子深厚的地区和国家，都可以参考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经验。

　　笔者是专业理论工作者，长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困扰，对于所谓“中国化”未置一词。其原因是：对于“中国化”的提法心存疑虑。中国文化最深厚的积淀是以“圣旨即真理”、“官本位”和“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等儒家文化为特征的封建性。封建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中国封建社会是世界上最完善、最进步的封建社会。所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世界上出现最早(北宋)，而中国资本主义却迟迟无法实现。

　　马克思主义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革命理论，如果让它“中国化”，是什么结果?不能不令人担心。中国化之后，还是马克思主义吗?所以还是中山先生说得对：“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中山先生杜绝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中国式”作为一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类型，是合理的，它不改变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清楚地表明：这只是我孙中山作为中国人对该主义的理解。站在不同的观察坐标观察同一事物会得出不同结论。孙中山强调，这是我站在中国这个坐标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观察。这才是真正的不强加于人，不改变事物的本来面貌。是对革命理论的正确态度。

　　总结一下，孙中山和以列宁、毛泽东为代表的阶级斗争派的主要分歧如下：

　　第一，革命观的区别：孙中山认为革命是追求进步的事业;毛泽东认为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所以“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所以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孙中山的定义涵盖范围更宽广，能包容阶级斗争观点——只要你是为追求社会进步而进行的斗争他都支持。所以孙先生虽然主张阶级合作，却对于破坏合作的势力展开坚决斗争，包括采用武装革命手段。

　　第二，政治观的区别：孙中山认为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列宁、毛泽东认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阶级斗争化”是人类历史的曲折;社会主义的奋斗方向，要求政治回归“管理众人之事”的本来面目。我国的社会主义，因为轻视管理，造成许多不如人意之处。曾几何时，一波又一波的系统热高潮迭起，但因为不把管理看成政治，结果却很少按系统论办事。违背系统论原则之事屡屡发生。左派们将这些归之于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推卸掌权者自己的责任;右派弟兄们则借此诋毁社会主义优越性，号召向西方看齐。

　　第三，对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所处形势的认识不同：孙中山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正处极盛时期;列宁、毛泽东则不同，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7页)事情到了今天，孙中山和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所处阶段的判断谁是谁非，应该说已经很清楚了。对于国际形势判断失误，是苏联执行过激政策和中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之类荒唐思想产生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