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在展现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将士,有时却忽略了那些在敌人中的"潜伏者"。知道他们的人很少,而他们的威力却不亚于战场上血拚的军人。
52年前的8月,一位60岁的山西人去世,葬礼的主祭是周恩来总理。
今天,我就展示这位山西汾阳人的故事。
他叫,冀朝鼎。对绝大多数山西人来说,都是很陌生的名字。
但我相信,听完他的故事,你一定会记住这位山西人的名字。
这是他的标签:
冀朝鼎,一人可抵十万大军。
冀朝鼎,中共"第一经济间谍"。
冀朝鼎,让国民党失尽人心的最神秘间谍。
冀朝鼎,1949年之前,唯一的上级是周恩来总理。
冀朝鼎,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冀朝鼎,“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
冀朝鼎,1963年去世,公祭仪式由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15人担任主祭。
他去世己有52年了,他为这个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还没有被人们所广为知晓。
他到底做了什么?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冀朝鼎,1903年10月12日生于山西省汾阳县建昌村。他的家族也是个传奇。父亲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冀贡泉、弟弟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
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1924年,21岁的冀朝鼎在清华毕业后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
赴美前夕,冀朝鼎拜访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李叮嘱冀朝鼎等人,到美国后要留心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要善于向美国人民学习。他特别强调,在国外留学要时时想着祖国,要结合中国的情况,学习对人民有用的知识。
他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个老革命。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两年后,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再赴美国,继续自己的学业。他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很大声誉。英国学者李约瑟称赞这本书说:“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探索发展变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而这也成为他由学界跻身政界的敲门砖。
设计让国民党“与民争利”
冀朝鼎结识了一批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只是他们不知道,冀朝鼎是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的,他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自然十分准确。
1939年,通过美国财政部官员的介绍,精明勤奋的冀朝鼎搭上陈光甫这根线。陈光甫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当时主持着国民政府的中美贸易。冀朝鼎作为陈光甫的私人秘书,深受信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冀朝鼎跟随陈光甫回国,并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秘书长。
担任陈光甫助手的几年,冀朝鼎详细了解了国家外贸体制的运作机制和特点。但回国后,冀朝鼎还是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财政部长山西太谷人孔祥熙。
冀朝鼎与孔祥熙是山西同乡,再加上冀的出身背景(其父冀贡泉曾任山西省司法厅和教育厅厅长),也算世交,遂顺利成为孔的亲信。孔任财政部长期间,冀几乎陪伴孔参加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活动。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方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冀朝鼎成为国民党政府决策层的主要经济智囊。
令国民政府万万想不到的是,冀朝鼎其实是直接受周恩来领导的秘密党员。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假装包二奶
冀朝鼎一生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这位在美国生活了20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既当过孔祥熙的秘书,又做过“外汇管理委员会”的主任。重庆时期,冀朝鼎的秘密工作直接由周恩单线联系,绝对保密。据冀朝鼎后来回忆,那时重庆官场的风气已经相当腐败,以他的“高官”身份如果洁身自好、一尘不染,就会引起怀疑,“一看就是个共产党”。但他又不能真的腐化,为此特地请示了组织,组织决定还是不要贪污受贿——哪怕是假装的。冀朝鼎当然不能嫖妓、养外室、包二奶,只好想出一个办法,“捧女戏子”——当时重庆有一位当红的京戏坤伶,冀朝鼎每天包几排最好的位子,张扬地到处送票,圈里人都知道他在捧“×老板”,“有点像国民党官的样子”了——其实一点瓜葛也没有。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对冀朝鼎在内战中的作为充满愤怒。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陈立夫负责的中统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产党,但孔祥熙说:“我看不像。”陈立夫在回忆录中控诉:“孔(祥熙)、宋(子文)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做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陈所指最为重要的“坏主意”就是导致国民党人心尽失的两项政策:一是在沦陷区接收时,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令老百姓吃大亏;二是导致最后国统区金融崩溃的金圆券,国民政府以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让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中上层阶级对国民党的支持化为乌有。
这两项政策“失误”对国民政府的统治损伤极大,失天下先失民心,国民党的失败首先是经济上的失败,然后才是军事上的失败。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他此行也是专门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后来,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
据瞭望东方杂志报道, 冀朝鼎在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发生了一件趣事:当时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解放军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
“这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美国人大吃一惊,我们自己的同志也大吃一惊。”
冀朝鼎在1949年之后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并建立了新中国的外贸体制。
1949年,冀朝鼎奉命南下上海接收中国银行,也是创建和发展贸促会以及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先行者之一。
1989年,廖训振任贸促会驻英首席代表时,参加英国最早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48家企业聚会,看到晚宴大厅仍悬挂着冀朝鼎的巨幅照片。
1951年,冀朝鼎受邀访问剑桥大学并演讲,成为建国后代表新中国赴英讲学第一人。
1963年夏,冀朝鼎的糖尿病、高血压已很厉害。但他去医院住了不多久,就回来工作。由于他劳累过度,积劳成疾。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
196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这消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冀朝鼎同志逝世。消息说,冀朝鼎治丧委员会已经组成,主任委员是陈毅。
三天后,首都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在首都剧场举行公祭,仪式由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担任主祭。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
原本只安排的一般追悼会,报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来。周恩来批示:第一,在治丧委员会中加入他和邓颖超的名字;第二,他要亲自参加追悼会;第三,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周恩来作为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战略性”作用。
悼词中的“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是周总理在审稿时亲自加上的。这既是党和人民对冀朝鼎同志的崇高评价,也反映冀朝鼎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战略潜伏”者。
4个月后,在伦敦举行了由100多位学界、经济界人士参加的悼念会。拉脱摩尔在长达2000言的悼词中,特别赞扬冀朝鼎在国民政府中“虽然获得了称心如意、纸醉金迷的官职,但他却没有腐化堕落,也从不对任何人阿谀奉承”。
1964年,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各大洲几百名代表,全体起立为冀朝鼎默哀。
这就是冀朝鼎的故事,一位伟大的潜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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