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等在庆祝上海解放大会上（前排从左至右：张鼎丞、陈毅、饶漱石、粟裕、宋时轮）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国民党预感到上海的日子也不会太久，便开始了有组织的人员物资大撤退。

　　作为当时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经济中心，上海的城市设施和工厂企业、商贸机构等，每一项都应精心呵护。但战争又极其可能将这些基础设施摧毁，何况，上海由于其自身防御条件限制，自'8.13'、'1.28'开始，经德国人、日本人、国民党的层层加固，至解放初已密集地修筑了各类地堡和碉堡，攻坚难度非常之大。因此，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将之称为“瓷器店里打老鼠”。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解放军采取了吸引国民党军至城市外围而围歼的战术。进入市区后，按照总前委指示，放弃了使用火炮，只用轻武器展开逐街逐巷争夺。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

　　此前，解放军曾有过成功接管沈阳、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经验，但在接管上海的问题上，由于当时上海的情况非常特殊，许多人都出现了犹豫，并建议让苏联帮助管理。当时，毛泽东曾直言不讳道：“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而此时的陈毅却表态：“我的意见是自己准备搞城市。”陈毅有两点原则：慎重，缓行。回到部队后，陈毅组织“丹阳集训”，内容囊括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乃至年鉴等一切资料，并要求每一名入上海的战士都将《入城纪律》贴在背包上。

　　上海解放当天，军管会就正式成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主任。但当所有接收材料送至陈毅手中，陈毅才发现，当时上海的现状和他当初的设想却大相径庭。国民党在败退以前，基本上将能够运走的物资，哪怕是牙膏、牙粉等一些及细碎的日常用品也撤运了一空，上海实际已成一座空城。“瓷器店里打老鼠”的结果，却发现许多“瓷器”却已经没了。粮食，从国民党各机关共接收到47万石，这些粮食听起来数量很大，但分摊到有500万人口的上海，每人仅5.5公斤，不足一星期的供应量；煤也同样不够烧一星期。而占上海74%的轻纺工业，也已处半瘫痪状态；全市12000家工厂，只有不足30%的车间还在勉强开工。全市接收到的黄金只有22390两，白银42万两；原先存放在上海中央银行高达450万两的黄金和不计其数的银元物资全被搬运一空，仅留下了21万亿金圆券。

　　慢，21万亿金圆券？这是何等巨额的数量，还不够渡过艰难困苦？不过，自1948年8月国民党财政部通过发行金圆券强行收兑民间金银外币后，此种货币在半年之内已经狂贬了两万倍；尽管当时金圆券的最大面值为500万元，但上海街头，百姓用麻袋做乃至用小车装载金圆券出来购物的却随处可见。金圆券实际已是废纸。

　　就是在上海解放的同一天，时任北海银行发行局局长的杨秉超亲自押运8辆满载人民币的卡车从丹阳出发已运抵上海军管会财贸组办公地金门饭店，尔后转运位于滇池路的中国银行金库。

　　北平解放时，由于人民币没有及时跟进，给和平解放的北平增添了不小的货币混乱麻烦，以至于后来规定：“军队推进到哪里，钞票就必须跟到哪里”。

　　人民币一到上海，上海市军管会便立即发布财字第一号令，确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尔后二号令又明确规定，在1949年6月5日前完全废止金圆券，一元人民币折合10万元金圆券。1949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式成立，随即开始兑换业务。

　　起初，人民币兑换非常顺利，全市各行庄收兑的金圆券源源不断地送进人民银行，库房瞬间堆满；很快，营业大厅、走廊、甬道甚至厕所都堆满了金圆券。对金圆券深恶痛绝的上海市民争先恐后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这种让他们吃尽苦头的货币废纸。5天时间，上海市共收回金圆券36万亿。这大大出乎当时军管会的意料。政权更替，货币兑换，当时军管会还为此事担忧过。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曾初步估算，上海市面流通的金圆券全部收回，约需4亿人民币。但陈云完全估计错了。金圆券一开始兑换，军管会就发现，在兑换金圆券之外，实际需要的货币量是预算的10倍还不止，包括经济恢复、公教人员薪金、旧人员收容、灾民救济、军费需求等。因此，陈毅、曾山在5月底就向中央财经部紧急发出了“请求拨30亿元人民币”的电报。

　　但是，和此前解放的其它城市一样，上海解放后，军管会对银元的认识仍严重不足，以至于人民币发出后，立刻引爆了银元这颗“炸弹”。

　　一种情况是老百姓兑换或者领到工资后，转身就去购买粮食、布匹、生活用品等；或者直奔淮海路、曹家渡、十六埔等黑市兑换成银元，一分都不会留。以至于人民币上午出了银行，晚上又全都兜了回来。

　　另一种情况是黑市里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一路飙升，短短一周之内，人民币就贬值了十倍。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大新、新新）竟然出现了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的现象。

　　这种对纸币的不信任，也不能怪百姓，因为此前金圆券对他们的伤害实在太大。首先步入困境的，是驻扎在上海的部队。由于商家拒收人民币，驻沪部队甚至连盐也买不到，后来不得不向总前委打报告，给每连发一个银元以应急。

　　1949年6月5日，上海市委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向市场投放10万枚银元；6月6日，又追加31万枚，以促使银行降价恢复人民币信心。但出乎意料的是，所有投放的银元尤如泥牛入海一夜之间全被市场消化得干干净净。同时，黑市里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更是从1比600元一路猛涨至1比2000元。41万枚银元，就如三伏天撒在地上的一滴水，瞬间蒸发。甚至于反动势力还疯狂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经过慎密分析，军管会确信，民间绝不可能有这么强大的吸金能力；此事必有投机奸商和敌特份子利用市民饱尝通货膨涨之苦，对银元、外币存在盲目依赖和人民币信誉还未建立的客观条件而囤积居奇。

　　侦察人员及时出手，查明操纵黑市价格导致人民币快速贬值的，就是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当时中国最大的金融黑市。当时，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一些专门左右上海金融的“大亨”便会聚集这里，经他们敲定并公布银元、美元、黄金等硬通货的比价，然后大批掮客便分散到市区各角落，统一参照此比价而进行地下交易。

　　实际上，上海战役打响之后，各路金融资本已纷纷逃离上海，至上海解放，证券交易实际已处停顿状态。但这并没有妨碍一些金号经理、银楼大班，及至银行买办频繁地进出这栋大楼炒金、炒银、炒美元。客观地讲，政权更替初期，有投机商人跳出来搞投机并不算反常；但是，所有投机目标都直奔人民币，这就显得不正常了。

　　调查继续深入，让军管会吃惊的是，这竟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而操控这个系统的，是一些一贯坚持反共立场的大亨。

　　再进一步深入，发现这些大亨竟然还在贯彻“上线”的意思，而这“上线”，又被他们称为“草字头”。其时，上海确实还潜伏着许多敌特，这些大亨的背后，其实都有敌特在撑腰；目的就是用经济扰乱社会秩序，打出一场杀人不见血的银元战争。十里洋场花花世界，人民币树立不了威信，人民政权就谈不上真正意义的当家作主。

　　其实，为应对当时的金融挑战，陈毅已预备了500万枚银元。但抛出了41万枚后，却又有些担心。如果继续抛售，是不是真的可以打掉炒作的气焰呢？通过向华东局汇报，上海市军管会决定先礼后兵，发布《关于反对银行投机及稳定金融物价的宣传要点》，概括起来：一是界定银元属投机扰乱金融，破坏生产，是严重影响人民生活的危险敌人；二是目标为统一币制，以人民币为贸易本位，美元、银元、黄金等一概不得在市场流通；三是取缔黑市交易，实行折实存款。最重要的是最后两句：“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严惩怙恶不悛的银元投机商。”这种表态其实更是一种警告。但是，证券大楼的回应却是彻底的置若罔闻。金融敌对势力如此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陈毅在分析对策应对严峻局面的会议上一拍桌子，从嘴里崩出了一个字：“抓！”

　　上海解放时，原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吴绍荪的投诚，保存了大量商业大亨、社会黑势力和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档案。（吴绍荪原属“CC”派，日军占领上海期间，作为国民党高级间谍，曾加入“青帮”。）这些档案，为陈毅的抓捕提供了帮助。

　　1949年6月10日，时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的宋时轮亲自率领一个营的士兵包围了证券大楼。此时，这座八层大楼里的大亨们，同时被几百部电话炸醒：“解放军！解放军冲进来了！”由于这次行动极其秘密，而且是速战速决，因此整个行动总共才持续了15分钟。1500多名投机份子被集中抓捕，当场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还有人民币现金以及囤积的其他各类商品，折价约5000余万元。经过筛查，当场释放了大部门胁从者，最后剩下238名严重违法并涉嫌通敌的奸商被正式批捕。

　　效果立竿见影。第二天，上海城内银元兑人民币比价便从1比2000元直接跳水至1比1200元；三天后已降至1比500元；一星期后，街面上已很少能够看到银元；一个月内，银元已被彻底清理出了市场。

　　但使出霹雳手段以行政干预市场，陈毅当年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军管会查封证券大楼后，各种别有用心的言论充斥大街小巷。譬如：“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上只能打零分”等等。但正义的力量更强大，证券大楼的被查封，上海市民拍手称快，称“大亨鼠”完蛋了！共产党真有办法！而陈毅的回答也更坚定：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的事情，我们就要放胆去做，哪怕流言蜚语如冰刀雪剑也不足为惧！

　　但是，人民币保卫战的完胜仍没有彻底解决上海金融战的最后问题——物资紧缺。

　　事实上，伴随当初人民币的大幅贬值，通货膨涨也随即发生。6月至7月，上海大米价格直涨四倍，面粉、棉花、煤炭价格上涨二至三倍，普通市民苦不堪言。

 

　　在人民币保卫战之初，陈毅就已经将进上海之前预备下的从各解放区筹集来的1亿斤粮食和上千吨煤炭投入市场，本以为至少可保证上海正常运转一周。但不曾想，这些物资投入市场仅一天就又泥牛入海，简直就如银元战的翻版。不法份子甚至疯狂叫嚣：“只要控制'两白一黑'，就能让共产党在上海死无葬身之地。”

　　情况万分火急，这已不仅是同国民党残余作斗争的问题，而是关乎到上海500万市民生死的问题。但这次还很难用行政手段去干预。因为银元是禁止流通的货币，而粮食、煤炭、棉花等是生活必须品，纵使有奸商囤积居奇，又能拿他怎么办？

　　军管会请求华东局支持，华东局立刻呈报中央，中央立即派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来到上海主持财经工作。陈云在解放初期积累了许多城市接管的模式和经验，比如军管会就是陈云率先在沈阳使用的。上海的人民币保卫战，从高层的决策上讲，当时也是陈云拍的板。

　　陈云到上海后，立即召开了财经会议，明确：“解决上海困难，必须从全局出发，由中财委统一调动全国物资支援上海，打赢这场经济仗。”尔后，在中央的支持下，一场极具秘密的行动正式展开——全国支援上海。在中财委统一调动下，大米由苏北、苏南、皖南地区筹集；煤炭由淮南煤矿输送；中南地区则准备棉花。一时间，“两白一黑”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海。而对此一直懵懂不知的不法奸商，却还在东拼西凑，做着大发横财的美梦。

　　1949年11月，中财委一声令下，上海全市统一平价抛售筹措到的所有物资。立刻，大米当天便跌三分之一，三天后再跌三分之一；食油下跌二分之一；其它如煤炭、棉花等，也基本回到了正常的价格水平。上海市民无不喜上眉梢，有些市民在购买物品时还故意调侃店主：“侬价格是不是搞错了？”那些囤积了好久物资的不法奸商，一夜之间赔得血本无归，最终难逃破产厄运。而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完全是靠着经济手段一气呵成！这就是后来被毛泽东评价为“其深远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的上海金融保卫战。

 

　　（来源：作者博客，昆仑策研究院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