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和谐的，知识分子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近年来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在2012年，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一些学者借所谓的“王实味问题”来歪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本文试图结合史料，实事求是地叙述延安时期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特别是与文艺知识分子的关系，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1943年4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的广播稿，总结了抗战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主要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抗战初到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1940年1月)。在这一段时间内，有许多文化人来到延安。因当时大后方环境还比较好，去前方也容易，文化人中有留在延安工作的，有去前方工作的，也有在延安住一段时期仍回大后方的。当时我们党忙于抗战，对文化人的工作一般是招待及帮助其上前方。第二个阶段，从边区文协大会到文艺座谈会前(1942年5月)。在边区文艺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并把它作为团结进步文化人的总目标。但是对于这个方针，当时许多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并未深刻理解，文委亦未充分研究使其在实践中落地，只是片面强调了文化人的特点，对他们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当时大后方形势逆转，去前方困难，于是在延安集中了一大批文化人，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某些人还对革命有模糊观念，加之内奸破坏分子暗中作祟，所以在延安的文化人中暴露出了许多严重问题。第三个阶段，从座谈会到1943年4月。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文化人中展开讨论，从思想上教育和改造他们，采取具体步骤把他们动员到实际工作中。

　　总体来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称赞知识分子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抗日战争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1939年5月，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演讲中，指出：中国青年“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5页)同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强调：估计到中国文化运动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在必要时，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党区委、省委以上的宣传部下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中指出：“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3页)6月25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明确指出，由于工作开展，老干部不足，吸引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任务。要求：大批的吸收纯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下层工作;经常考察留心他们思想的动向，及时引导他们向健康的道路上前进;了解并发挥他们的特长;用一切方法逐渐提高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性与坚定性。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强调：“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再次强调：“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同上书，第641页)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中，要求：“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同上书，第768页)1942年整风期间，毛泽东再次强调了欢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任何一个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2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实施民主政治，制定了大力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指导中国抗战的“圣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爱国知识分子，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和寻求革命真理的激情，如潮水般地涌入延安。著名诗人柯仲平1939年写了一首诗真实地反映了为什么大量热血青年奔赴延安：“青年，中国青年，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要爱延安?青年回答：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获准去延安。

　　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文艺知识分子。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的1942年，主要有：丁玲、艾青、周扬、李初梨、周立波、田间、郭小川、冼星海、成仿吾、萧军、刘白羽、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沙汀、卞之琳、徐懋庸、光未然、李焕之、钟惦棐、杨朔、周而复、贺绿汀、贺敬之、华君武、高长虹、王朝闻、古元、江丰、彦涵……等等。茅盾、老舍也曾经到延安小住、访问。茅盾当时准备在延安扎根，儿女都带在身边，儿子沈霜在陕北公学文工队和西北文工团工作，女儿沈霞在女子大学就读。

　　对于到延安的文艺知识分子，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热烈的欢迎。1936年10月，丁玲到达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就专门为她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亲自与会，毛泽东在会后还专门为丁玲赋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尊重的态度，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具体表现为：

　　第一，政治上高度关心知识分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及陕甘宁边区党政军负责人，经常挤出时间看望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人物，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鼓励他们为边区的建设事业和中国的革命事业做贡献。在实际工作中，根据知识分子的特长和志愿，及时安排他们到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进行培训，让广大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教育;各类单位，积极吸收有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作为技术骨干;积极帮助他们加入中共党组织。

　　陕甘宁边区让知识分子充分享受民主权利。1941年10月，边区参议会第二届选举和聘请的仅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参议员就有：赵一峰(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局长)、鲁之俊(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巴苏华(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翁远(八路军制药厂主任)、何穆(中央医院肺科专家)、金茂岳(中央医院妇科主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多次下达文件，要求全党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学会与知识分子合作。为了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毛泽东提出：“我们要求我们的同志，在军队、政府、教育、民运、党务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学艺术工作者，不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要采取欢迎的态度，恰当的态度，对他们的缺点要采取原谅的态度;而在文艺家方面，对于工农兵的缺点也是要采取原谅的态度。有缺点，不原谅是不行的，将来一定还要有问题。一些知识分子、文艺家不和我们做朋友，这不只是知识分子、文艺家这一面有缺点，一些部门一定也有缺点，也有问题。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发表以后，还有好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需要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天天讲，使得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1-432页)

　　第二，工作上大胆使用知识分子。1942年7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对于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各类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而不是以他们的政治认识为标准，对他们给予充分的信任。对于广大文艺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文艺才能，让他们组织各类文艺团体，举办文艺杂志，成立各种教育研究机构，自由地发表作品。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领导下，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知识分子，在延安、在根据地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正像《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中所指出的：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特别是在延安，他们才瞧见了他们的心灵自由，大胆活动的最有利的场所。在延安，不拘一切客观条件的困难与限制，各种文化活动在蓬蓬勃勃地发展。科学和艺术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在抗日的共同原则下，思想的创作的自由获得了充分保障。艺术的想象，与科学的设计都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可在其中任意驰骋的世界。

　　第三，生活上优待照顾知识分子。 延安时期，由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地处偏远山区，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再加上又处于战争时期，特别是在1941年至1942年最艰苦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得陕甘宁边区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地步。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竭尽可能从生活上优待照顾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安心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保证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在分配经费的排列次序上，常常是生活费第一，事业费第二。边区政府几乎拿出财政的三分之二用于保障生活，使当时的6万多“公家人”能够享受各种待遇(5万人是一般生活标准，1万人享受差别待遇)。为了优待技术干部，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优待文化技术干部条例》，规定“物质优待的标准依照其能力学识的程度规定之，要使他们及其家属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对于特殊的人才，不惜重价延聘”。当时一般技术人员的待遇均高于党政机关干部(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津贴每月仅10元)。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生活上的优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尊重，也充分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推动了边区的文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对知识分子团结尊重的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使广大知识分子树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与广大工农群众更好地结合，实现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在为工农兵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也对他们进行了教育改造。

　　广大知识分子到了延安，爱国热情是很高的，好多人是抱着追求革命的理想到延安的。但很多人的世界观还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一些知识分子还与一些工农干部产生了矛盾，面临如何与工农结合，如何为工农服务的问题。不少知识分子由于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不满，相信共产党是真心抗战的，所以到了延安，但同时有的人也总是以一种理想化的眼光看待延安，要求延安。

　　上述这些问题在文艺知识分子中表现尤为明显。在整风运动之前，大部分文艺工作者世界观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常常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并同革命利益、工农干部发生矛盾。一些人鼓吹要树立“为艺术的人生观”，要“艺术指导政治”，公开宣扬小资产阶级作家始终是中国文学运动的主力。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些知识分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不适当地强调教育和艺术等领域的所谓“正规化”。当时的鲁迅艺术学院，坐落在延安东川距城15里的桥儿沟，周围住的都是老乡。可是，一些文艺工作者常常关起门在礼堂里演出，磨练技巧。每当这时，老乡们就会在外面敲门打窗，批评他们是“关门提高”。他们下乡演出时，也是演外国的节目，老乡们听不懂、看不懂，很有意见。

　　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存在主动改造的要求。就是被公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把农民当作小说的主人公的”第一人的鲁迅，也承认“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他们认识到：以个人为创作的中心，以个人生活为描写的目标，而忽视了群众的生活，这种“心目中只知道有英雄，而不知道有群众，只知道有个人，而不知道有集体”的“个人主义”创作是违背“革命文学”要求的。认为“写小说是不够的。要脚踏实地干真的革命工作”，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螺丝钉。

　　对于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非常关心，也积极加以引导解决。1938年5月，毛泽东在鲁艺告诫文艺工作者：“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演戏要像陕北人”，不可“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毛泽东还专门做文艺界一些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工作，著名作家萧军就是一例。

　　为了深入解决文艺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5月23日，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是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鲜明地提出文艺是为群众服务的，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谈了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和感情问题，明确要求将立场、态度、感情“由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他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页)

　　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的报告中，继续阐述了文艺工作者要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实现与工农兵相结合，“这中间就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其中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党性。解决了这个思想上的问题，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在行动上和工农兵、和我们党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6页)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知识界开展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和改造运动，也是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对转变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立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大众文艺的实施，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组织文艺工作者与劳动英雄座谈，让他们了解群众，获得创作题材。其次是召开了有五十多位党员文艺工作者参加的下乡动员大会。1943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11月，中宣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强调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从而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的热潮。“到农村去、工厂去、部队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成为解放区文化工作者的行动口号，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到人民大众中去，努力学习大众语言，学习改造群众文艺。

　　在陕甘宁边区，许多文艺工作者背着背包下乡、下厂、下部队。如：诗人萧三、艾青，剧作家塞克到南泥湾，作家刘白羽、丁玲、陈学昭到农村和部队，柳青、高原到陇东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延安音乐工作者提出了到街头去、到工厂去的口号。戏剧界经常下乡、下厂为群众演出。画家背着画板，到工厂、农村，以工农大众为素描对象。

　　1943年春节开始的秧歌剧运动，就是这种结晶。2月9日，毛泽东在枣园看了秧歌剧《兄妹开荒》后满意地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群众对“文艺下乡”称赞道：艺术家把艺术从窑洞里搬到了街头来了。

　　1944年和1945年春节的新秧歌活动，在陕甘宁边区，工人、农民、士兵、店员、学生都广泛地参加了。据当时的资料记载，秧歌队的足迹几乎遍及每一个乡镇和山村，平均1500人中就有一个秧歌队。

　　知识分子的这种变化，丰富了解放区农村文化生活。王春在《继续向封建文化夺取阵地》一文中对农村文化的变化进行了描述：我们有了由巫神转过来的劳动英雄。有了主动上门替人治病的农村医生。签筒不见了，泥老爷不见了。因为蝗神可以打绝，所以蝗神庙没香火，因为旱灾真能度过，所以再不见祈雨的行列，人们参加的是农会、工会，没了枪会、佛会的阵地。要学时事政治，所以《推背图》、《东方朔》再不上场……家里的《诸神同堂图》撕了，换了毛主席;灶王牌揭了，换上了农家历。《名贤集》开始被《古话正误》、《识字课本》所代替，每一县差不多都有五六十个剧团，多的则在一百以上。

　　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后来回忆道：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最想讲的一点，就是它解决了我国几千年来文学作品的服务对象问题。它是划时代的篇章。当时能聆听《讲话》觉得很光荣，但不像人们想象的听了以后很兴奋，马上就接受了。我是琢磨了好几年才逐渐理解的。首先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我去延安前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反帝反封建的。座谈会号召我们下去熟悉人民的生活，学习人民的语言。《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下去以后，记录了老百姓的生动语言，形象鲜明。我也学着搜集，用在我的漫画中。群众熟悉这些语言，自然就看懂了我的漫画。逐渐的，我认识到了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性，两者各有内涵而又不可分开。画了一些受到大众欢迎的画以后，我很受鼓舞，渐渐地理解了我们的文艺创作必须为大众服务，反映人民的声音，与时代的脉搏相合。……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画自己观察到的东西。现在文艺作品很多，但缺乏精品，解决的途径恐怕也只能是：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诚心诚意向人民学习。

　　著名作家丁玲概括了文艺知识分子面向工农兵后取得的成绩：新的木刻、密切结合群众、反映群众斗争的木刻在古元、彦涵等的刻刀下出现了。艾青写了对劳动模范的赞歌，李季写了《王贵与李香香》的新民歌，欧阳山等写了歌颂英雄、歌颂光明以及反映陕北新生活的报告文学。接着是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以及民间说书等，都以抗日战争和曲折的阶级斗争为题材而陆续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时的秧歌经过专业的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合作，改造、提高，也从初级发展成为生动、活泼、新鲜的小歌剧。每当《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一朵红花》、《赵福贵自新》、《刘顺清开荒》等演出时，锣鼓一响，人们都从窑洞里涌出来，冲下山坡、围满广场。陕北的冬天虽然很冷，但演出场上的热烈气氛，把人们的心都熔化了。那种场面永远留在演员和观众的记忆里。那种美好亲切的享受将使人终生难忘。至于《血泪仇》、《白毛女》，更是当时广大农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这些从土到洋，既土又洋，从旧到新，真正是新的作品，代表了那一个时代，深受群众的欢迎拥护。这一辉煌成就，当年从延安出发，曾经影响全解放区、大后方蒋管区，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而且奠定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文艺发展的基石。

　　总体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和谐的，知识分子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种借中国共产党在个别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不足从而妖魔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观点，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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