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解决党内矛盾、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的有效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和不断巩固党的团结与统一的重要保证。从诞生之日起，我们党就自觉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敢于拿起这一武器，排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凝聚起强大的奋进力量。

延安时期，是我党培育和造就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优良作风的重要时期，研究借鉴延安时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成功经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用是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关键所在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应从领导做起，检查自己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错误。先检查自己，批评自己，不能只说下面不好。这是领导干部应当具有的政治品格。如果工作出了毛病，作为领导者，自己应首先反省，承担责任，不能上推下卸，诿过于人。一般说来，看别人的毛病比较容易，看自己的毛病比较难。领导者本来有责任，但不批评自己，光批评别人，这种批评便没有效力，别人是不会接受的。

刘少奇在《论党》一文中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在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地进行了诚恳的与必要的自我批评，那里党员和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会开展，积极性也就会提高，内部团结也就会达到，工作也就会改进，缺点也就会克服，而且负责人的威信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这在我们党内及人民中已有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相反，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不肯或惧怕批评自己的缺点与揭露自己的错误，企图掩盖与隐藏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或在别人批评后不表示感谢别人，不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而是面红耳赤，反口相讥，或寻隙报复，那么，那里的党员和人民中的民主与自我批评，就不会开展，积极性就不会提高，内部团结就不能达到，缺点不能克服，工作不能进步，负责人的威信也就会丧失。”由此可见，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过程中，领导干部能否起到带头作用是关键。

当年的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在这方面堪称典范。在当时严峻复杂的斗争环境下，为了打击敌特的阴谋破坏活动，纯洁党的干部队伍，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审查干部，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在审干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偏差，演化成群众性的反特运动，打击面过宽，伤害了许多同志。从1943年12月起，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系列指示进行甄别、平反。毛泽东1944年5月22日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当场行脱帽鞠躬礼，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1945年2月，他在中央党校讲话时又一次作自我批评说：在审干中“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在党的七大上，他又一次说：“审干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是于天下共欢乐的。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毛泽东这样诚恳地承担责任的态度非常感人，许多受冤屈的同志消了气，心情舒畅了，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

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领导同志过去曾经犯过错误，从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开始多次作自我批评，严格剖析犯错误的根源。周恩来1941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学习中，亲自讲述从建党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每当讲到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错误时，总是把自己摆进去，当众做严格的自我批评。1943年他回到延安后，从11月15日起，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五天发言，对自己在党的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以及应吸取的教训进行了认真检查。任弼时对自己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误认为是不重视理论，也曾主张“积极进攻”，在“一苏大”和宁都会议上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党的七大会议中，有8位同志在大会上作自我批评。正是在中央领导的带动下，批评与自我批评得以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澄清了路线是非，搞清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表现形式及其严重危害，使全党上下充满生机与活力。 

2、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是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保证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广泛深入开展，需要发扬民主作保障，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曾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同时，还要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发扬人民民主，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但“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毛泽东认为，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1945年7月，毛泽东在杨家岭家中与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黄炎培提出希望中共能找到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延安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发扬民主，虚心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生动活泼局面。

1941年6月初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征粮会议，下雨响雷，击毁了礼堂一角，打死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有群众知道后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边区保安处要抓人，毛泽东予以制止，要求了解情况，弄清原因。原来是公粮征收太多，老百姓负担太重，引起不满。当时并没有追究骂人者的问题，而是把原定1942年征收20万担公粮减少为16万担。这件事也引发了毛泽东对财政经济问题的研究，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使我们走出困境，创造了奇迹。

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开明绅士李鼎铭等11人，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的经济紊乱之现象》案，当时有许多人不理解，而毛泽东则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精兵简政决议，表现出我们党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情怀。

1942年12月底，毛泽东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在同他们谈话时得知，陕甘宁边区一家老百姓给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就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百姓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民主政治、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的倡导与弘扬，搭建起了切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治平台，使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实施。

3、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是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前提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要尊重事实，以事实为依据，绝不能凭主观臆造和个人好恶看人看事，因为，“只有客观的铁的事实，只有在实践中已证明了的经验，只有真理，才能够战胜一切。”要坚决反对草率行事，以鲁莽家的态度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和批评别人的错误要抓住中心，不应纠缠细枝末梢不放，简单粗暴，避免“过”与“不及”。要首先“对事”，然后“对人”，把问题弄明白，把错误与缺点的性质、严重程度、产生的原因弄清楚，只要犯错误的同志不是有意的，并且愿意改正错误，就应该欢迎，而不是斤斤计较或一棍子把人打死。要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寓情于理，以理服人，不能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因为有缺点和错误就否定一切。要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与人为善，而不是冷嘲热讽。正如毛泽东所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腐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汲取在党的历史上的一些教训，即：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的教训，认真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不是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而是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对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党内犯严重“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不是否定一切，在指出和批评其错误同时，又肯定他们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的正确方面。像王明、博古这些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党的七大上依然被选为中央委员，王稼祥落选，经毛泽东做工作，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显示了我们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心与诚意，也使党的七大形成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生动局面。

4、坚持真理、不讲面子是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本质体现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完全站在党的正确立场上，站在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为帮助其他同志的进步和弄清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如刘少奇所讲：“只有自己首先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才能纠正人家不正确的立场；只有自己是完全正派的，然后才能矫正别人的不正派。所谓‘必先正己，然后才能正人’。只有自己首先不动摇，然后才能帮助动摇的人。只有自己有正确的原则、正确的理论，然后才能克服人家不正确的原则和不正确的理论。只有自己对于原则问题具有明确性，才能改正人家的不明确。”否则就难以达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

因此，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诚心诚意， 出于公心。反对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反对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反对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反对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泰然处之，行若无事。

要像陈云在党的七大发言中指出的那样：“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只有你不怕丢脸，撕破了面皮，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那时候也许还有些面子。”“如果强调讲面子，在讨论问题时，就会不客观，看问题就有个人的角度，有利于他，有利于他的面子，就赞成你的意见；对于他的面子不好看的，便不赞成。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掺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假如不讲真理，只讲面子，为了保住面子而背弃真理，那怎么能使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起来呢？要看到“我们之所以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为的损害党的威信，败坏党的纪律，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的提高党的威信，巩固党的纪律，加强党的领导”。

5、联系实际、自我反省是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根本要求 

　　陈云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一个郑重的党，考察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的标志之一，就是看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如果他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敢于研究并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那他就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如果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马马虎虎的态度，那就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特别是要联系自己的工作与思想实际来开展。要善于做自我批评，深刻检查与反省自己，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觉悟，改进作风，增强党性。自我批评是批评的前提，如果只批评别人而不作自我批评，就难以使人心服口服。只有不怕亮丑，勇于暴露自己的思想，才能认识和克服自己的缺点，也只有这样开展批评才具有说服力。

毛泽东曾讲：“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在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的就非常好。当时为促使大家自觉地进行检查与反省，小组、支部、部里和学校的领导带头检查反省自己，现身说法。比如副校长彭真就曾多次检查反省自己过去的工作，批判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这种严于律己、现身说法的批评办法效果很好。在严格检查自己的基础上，进行相互之间的批评。被批评者如果有不同的意见，仍可以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甚至坚持自己的意见。有些问题如果一时不能求得一致意见，宁可暂时挂起来，也不强求一致。

当年在延安“写笔记”是开展批评与自我评的创造。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一文中指出：“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张闻天就写了近四万字的《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对于六届四中全会后所犯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周恩来也写了五万字的笔记，对自己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不留情面的解剖。正是联系实际而不是简单的空洞无物的说教、把个人置身其中而不是游离之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许多人的脑海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与烙印。 

文章来源：《理论导刊》2013年第12期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