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于幼军后尘，王蒙又反思文革！但通篇不讲社会主义，怎能理解文革？

点击：作者：钱昌明来源：乌有之乡网发布时间:2016-03-27 10:30:57

原标题：王蒙读不懂毛泽东,更读不懂文革

——评《反思文革责无旁贷》

【 提要：2016年第三期《炎黄春秋》发表了王蒙的《反思文革责无旁贷》一文。政论文毕竟不是意识流小说。如果说，文学上的“意识流”创作，可以引发人们的品味与联想;那么，政论文中的模凌两可、似是而非，实质上反映了作者言不由衷、鼠首两端的政治立场。王蒙不讲马克思主义，不讲社会主义，他自然也就读不懂毛泽东，读不懂毛泽东，他又怎能读懂“文革”？】

　　2016年第三期《炎黄春秋》，发表了王蒙的《反思文革责无旁贷》一文(下简称《反思》)。初读以后，颇有如堕五里雾中之感，让人陷入一派迷茫。也许这就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意识流”手法，较多的是朦胧、片段的意识。表面看，没有明确、完整的认知，实际上使用“曲笔”，故意给你拉上一层面纱。

　　政论文毕竟不是意识流小说。如果说，文学上的“意识流”创作，可以引发人们的品味与联想;那么，政论文中的模凌两可、似是而非，实质上反映了作者言不由衷、鼠首两端的政治立场。

　　综观《反思》全文，共讲了五条：一、毛泽东更有兴趣的，是粪土当今万户侯、万卷书、亿万富翁;二、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不似政变，恰似政变;三、“五七”指示，毛泽东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模式;四、毛泽东晚年谈及文革，话带悲情色彩;五、总结文革，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

　　《反思》的“五条内容”，实际上触及到“文革”中的三大问题。即：是“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后人的历史责任是什么?很可惜，在这些涉及社会主义核心问题上，王蒙根本读不懂毛泽东，更不可能读懂“文革”。

　　是“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

　　“文革”中最流行的一句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反思“文革”，绕不过对这句口号的评价。

　　王蒙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天生的“革命者”，他来到世间就是来“造反”的：“造全世界的反的，尤其是要造那些比他与他的国家强大富裕、自命优越的大人先生们的反。就像帕瓦罗蒂，他是来给人类唱歌的，不唱了，他也就离去了。”

　　王蒙把毛泽东的革命、造反事业，形象化为“摸老虎屁骰”。在《反思》中，他列举了毛泽东的人生表现，说他的经历就是“摸老虎屁股”的一生：

　　“他要摸国民党蒋介石的老虎屁股”，“他百分百地成功了”;

　　“他要摸美国与联合国的老虎屁股，他也取得了胜利”;

　　“他要摸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头号老虎的屁股，他也基本成功了”;

　　“他干脆摸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屁股’，痛痛快快地骂了法共与意共，他也没有吃亏”;

　　“他摸了地主老财的老虎屁股，消灭了这个阶级”;

　　“他摸了资产阶级的老虎屁股，只动了一个小拇指，为君谈笑定‘资’‘社’”;

　　“1957年，他摸了大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的老虎屁股，其实，一摸就知道了，不是老虎而是老鼠最多是呱呱叫的青蛙的几乎体量等于零的小屁股”;

　　“1958年，他要摸的是整个经济规律与经济体系的老虎屁股，他受挫了”;

　　“1966年，他摸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各种党阀军阀(他的话)的老虎屁股了，他要粪土这一切现有的自己的体制与权力运转机制了!”

　　以上这些，看似在罗列客观事实。其含义究竟是褒还是贬?谁也看不清楚。但随后，笔锋一转，就让人明显地感知：这是在形褒实贬：

　　“请看，天才的，集诗人、哲人、统帅、舵手、领袖气质于一身的毛泽东，他相信自己的史无前例的思想与艺术，相信群众，相信人海战术——，他不相信正规的组织原则与组织程序，也不那么相信他的同僚战友”。

　　“他的思想冲天震地，叫做曲高和寡，与俗鲜谐。有时候他自己也可能解释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要求革命的彻底性，再彻底，再彻底彻底，永不停歇。他领导的时代，最喜欢批判的一个思想观念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也就是说，他的革命机体是永无码头的海轮与永不停站的机车和永不落地的飞机”。

　　“他有一个党章中没有规定过的工作方法：动辄搞一个五人小组、七人小组、联络员，尤其是文革中搞一个文革小组，使政治局、书记处靠了边，甚至变成了“革命对象”。

　　“主席整整一辈子，从来都是强调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却很少提建造制定什么法制规范”。

　　就这样，《反思》一下就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刚愎自用、反复无常，不遵守《党章》、无视党规，只知“破坏”、不讲建设的“独夫”和“疯子”!

　　表面上王蒙把毛泽东“捧”成了“天才”、无所不能的“神”，实际上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现代中国革命斗争(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说成是毛泽东“特质”的表现。然而，他刻意回避了两个问题：

　　一是毛泽东的革命，或者说“造反”行为，究竟是“有理”，还是“有罪”?二是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究竟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他个人的随心所欲?

　　第一个问题，说白了，是一个立场问题。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私有剥削制度史;就是一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血泪史;就是一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被统治阶级的阶级压迫史。

　　如果你站在古代奴隶主、封建主和近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由少数人构成的统治阶级的立场一边，当然要维护本阶级的既得利益，希望万世长存地保持这种不合理的私有剥削社会制度。因此，什么革命、造反，自然就是大逆不道，结论只能是“造反有罪”!

　　如果你站在古代奴隶、农民阶级和近代工人、农民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一边，承受不了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再不愿意做牛做马，自然要反抗，自然想改变这种罪恶的社会制度，在“逼上梁山”的形势下，必然会起来反抗、斗争。这样，革命、造反，天经地义，因此，自然是“造反有理”!

　　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第一次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系统地构建了“打碎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其核心思想就是造反有理。诚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

　　第二个问题，怎样评价毛泽东的造反行为?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毛泽东造反的一生，他那近乎于神话“战无不胜”的成功，究竟是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还是他个人特有的随心所欲的结果?这又涉及到了一个历史观的问题。

　　用唯心史观解释历史，认为历史人物是可以随意创造历史的。英雄创造历史，全凭其主观好恶，甚至仅是一念之差。历史唯心主义者喜欢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反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引文出处同上)。也就是说，任何伟大人物的动机，只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动机相一致时，才可能成功、胜利。

　　王蒙把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与胜利(所谓的“摸老虎屁股”行为)，全都归结为是毛泽东个人的特质，看作是他个人的“无法无天”的作为，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发展相割裂的观点，远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而掉入了历史唯心论的泥坑。

　　泛泛罗列历史事件的一些表象，籍以哗众取宠;以模糊手法掩盖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是非;以阴晦的语言，否定、攻击“造反有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这就是王蒙不可能读懂毛泽东的一大原因，当然他也就不可能理解“文革”。

　　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反思“文革”，自然要探讨“文革”的起因。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究竟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它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除非这个党抛弃了自己的纲领，堕落为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标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其后，经过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党内实际上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停滞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并一直在党内占据着主导地位，才使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文革”，实质上就是这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与激化的结果。

　　毛泽东认同马克思、列宁的观点。认为：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终止，相反地，这种斗争会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

　　毛泽东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认识，认为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演变，中国确实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1966年5月，就在“文革”前夕，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谢胡团长时，讲过一段深刻的话：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亲手创立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成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那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就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一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谱》第583、584页)

　　在中共中央颁发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表述是：

　　“在我国，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很清楚，“文革”就是为了反修、防修，就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为了在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王蒙根本不讲、也不懂上述这些。于是在《反思》里，被他称为“天才”，“集诗人、哲人、统帅、舵手、领袖气质于一身的毛泽东”，立即成了一个根本不明确自己行为目的(“他自己也可能解释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而瞎折腾的一个人：

　　“从1949年，他马不停蹄，不断策划，不断发动，不断号召。他左一拳右一脚，左一掌右一推拿：‘镇反’、‘肃反’、土改、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丁玲、批判赫鲁晓夫、‘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直至“史无前例，搞得鬼哭狼嚎却又风云激荡的文化大革命”。

　　王蒙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不似政变，恰似政变”。什么意思?就是指责“文革不合法!”在这里，王蒙似乎成了一个“外国人”，他竟不知道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是“党领导一切!”文革既然是党中央发动的，这就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的合法。

　　王蒙认为，“文革”只是“个人迷信与无政府主义的暴力结合”，“于是各种社会中坚力量中坚人士弯腰低头、戴高帽子游街……牛棚林立，抄家随意，闹得人身安全彻底失去保障”。在这里，王蒙根本分不清现象与本质，殊不知这全是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搞乱阵线，利用手中的权力所进行的对抗与反扑，这些全是背离毛泽东思想的恶行。

　　王蒙认为，毛泽东在大跃进前，还讲“把钢、粮产量搞上去”，“但1960年代以后，他似乎听不得‘生产力’一词了，一提生产力就要批唯生产力论”。在这里，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要求，被他一笔抹煞了，也完全无视“文革”十年中，中国经济平均保持着年增速8.21%高水平的事实!

　　王蒙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五七指示，“内容相当泛漫，说明当时文革到底要干点什么尚未明晰成型，先发动群众至少是小将起来再说”。“毛泽东搞文革如罗丹之搞雕塑，罗丹的说法是‘怎么样做雕塑呢?把不要的统统凿掉就是了’”。在这里，他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和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思想全都歪曲了。

　　王蒙认为，毛泽东的“不破不立”命题是错的，提出“哪怕把世界上的所有‘害人虫’都扫除干净了，粮食不够吃还是不够吃，房子不够住还是闹蜗居”。在这里，他似乎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一窍不通。殊不知，破，就是批判;批判，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难道新中国不是在批判旧中国的过程中建立的?)。政治与经济虽是两回事，但又是不能割裂的。政治上扫除了“害人虫”，提高了人的劳动积极性，就能促进经济发展，就是解放了生产力。“害人虫”扫除了，庄稼长得好了，粮食必然多了，为什么反而会不够吃?这是什么逻辑?

　　可见，王蒙不讲马克思主义，不讲社会主义，因此，他自然读不懂毛泽东，既然读不懂毛泽东，他又怎能读懂“文革”?

　　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

　　“文革”发动离今天已整整五十年，离它的结束也已四十年了!反思“文革”，究竟为了什么?说到底，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的问题。

　　早在1964年2月，毛泽东就在担忧中国的发展前途，这也正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内在动因。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邸延生：《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王蒙在《反思》中也提到，毛泽东晚年谈及文革，话带悲情色彩。这倒不假。为什么?因为毛泽东在“文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深深感受到修正主义复辟势力的强大。他在担忧，担忧自己去世后中国的命运。

　　1976年毛泽东病重辞世。可悲的是，他老人家“文革”前夕对谢胡的谈话，竟成了残酷的现实。又过了几十年，毛泽东最不想出现的情景果然在神州大地重现：

　　“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安石曾经说过：‘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毛主席在杭州会议期间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

　　“文革”，尽管最终是以失败告终的，但严酷的现实反证了当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动“文革”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任何人，只要他能尊重客观事实，能运用正常的逻辑思维，反思“文革”，只能得出唯一的结论：“文革”是否定不了的!王蒙读不懂人民领袖毛泽东，当然也就不可能读懂“文革”，这是被他的特殊的身份与处境所决定的。

　　王蒙既是1948年入党的“老党员”，又是当今荣登“2010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的著名作家，80年代中担任过文化部长、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院长，是中国传媒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十余所高等院校的教授、名誉教授、顾问，是地地道道的社会精英。因为是“老党员”，只要良知未泯，他还不至于充当反毛、反共的急先锋;但作为当今社会精英，他又不想失去既得利益，自然也不愿意选择社会主义的回归。因而，在“反思文革”的过程中，他也只能写出像《反思》这样似是而非——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否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