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先钟：欧洲18世纪军事革命和战略思想

点击：作者：钮先钟来源：首席战略官发布时间:2016-08-27 09:35:12

作者|钮先钟，著名战略思想家、学者

来源|《西方战略思想史》

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史的范畴中常被称为“启蒙时代”（The Enlishtenment）。在此时代中，所有一切的思想家，尽管各有其不同的兴趣和专精，但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或多或少都受到某种基本假定的影响。简言之，他们虽可能各有其不同的分析方法和不同的研究成果，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起点。

也许最足以显示此种基本假定者即为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者的著作。这些人都受到17世纪的科学方法的影响，主张用数学推理来作为寻求真理的手段，并认为此种方法不受所谓神意的支配。这些学者的最大贡献即为发展了一种系统哲学（Systematic Philosophy），而其基础又是古典的希腊观念，相信人是理性动物，知道如何推理。诚如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所云：“自然的控制和掌握是可能的。”而笛卡儿又是受到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影响，后者是马基雅维里的信徒，认为通过政治的运作，人可以增大其控制命运或自然的可能性。 [ 注：Mark V．Kauppi and Paul R．Viotti，The Global Philosophers（Lexington，1992），p．184． ]

18世纪的学者虽然也像17世纪的学者同样地重视理性，但他们对于理性的观念还是有不同的认知。在17世纪时，理性是被视为一种不变的法则，也可以说是人类知识中的最高级和最完全的部分。所以理性本身是永恒的，也是人类探求的对象。在18世纪时，理性则常被认为是人类的一种天赋能力。由于人类能赖此以发掘万事万物的奥秘，知识始能日益进步，生活始能日益改善，因此，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所重视的是逻辑法则，完整的观念，并企图建立抽象的体系。18世纪的学者则企图通过分析、比较、排列、综合，从而发现事实的真相，所以，他们的态度比较客观，而其心灵也具有较高度的弹性。

在此一世纪中，不仅自然科学的研究蔚为风气，历史哲学的探讨也开受到重视。伏尔泰（Francois Voltaire，1694–1778）认为应研究全人类成功和失败的历史，以寻求前进的途径。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认为在研究某一思想家的学说时，必先明了其时代背景。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1689–1755）也非常重视历史，并相信政治与法律的根基实深植于历史之中。

概括言之，启蒙时代的特殊时代精神即所谓系统精神（Esprit Systemantique，英译Systematic Spirit）。卡赛尔（Ernst Cassirer）在所著《启蒙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启蒙时代要求哲学应有自由活动的能力，而在此无所不在的活动之中，哲学即能发现现实的基本形式，包括所有一切自然和人文都在内。”他又说：“对于启蒙时代而言，哲学并非一种特殊的知识领域，而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媒体，一切的原理（principles）都是在其中形成、发展和建立。” [ 注：Ernst Cassirer，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English translation（Princeton，1952），p．197． ]

启蒙时代的学者不仅心胸开阔，不持门户之见，而且也秉性乐观，充满自信。他们认为通过理智的运用，即能克服迷信、偏见和传统，从而了解管治自然的法则，而尤其重要的还有管治人事的法则。这种法则被认为是普遍性的，尤其是合理性的，所以也就能适用于所有的人类。

由狄德罗和达朗贝（Diderot and D'Alembert）所主编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在1751年首次出版，可以作为时代精神的象征。换言之，它象征所有人类文化和自然现象都是在理智支配之下。所以，战争也自不例外。

这部《百科全书》中载有“战争”（Guerre）一条，撰稿人为李布龙（Le Blond）。他是大致这样叙述的：战争理论以发源于不同时代经验中的规律和原则为基础。军事理论由古代作家所建立，再由近代军事思想家来作进一步的发展。除最著名的蒙丘可利以外，还有一系列较晚近的作家，其中大多数都是法国人。 [ 注：Diderot and D'Alembert（ed．），Encyclopédie（Paris，1257），vol．Ⅶ，pp．823–826． ]

概括地说，当启蒙运动在法国达到其最高潮时，军事思想家也就开始把此种时代精神引入军事领域。他们首先指出，战争一向都是受到武断的、传统和盲目的偏见所控制，现在应该使用精密的分析、系统的综合来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则。而大致说来，此种法则应不受环境差异和历史变迁的影响。简言之，军事组织和战争指导都应变成一种正规的学问，有其明确的理论架构。

启蒙时代的军事思想家认为战争艺术也是同样地应具有此种系统化的格式，而其基础即为古今名将在多次战役中所累积的经验。从此种经验中即能归纳出若干具有普遍效力的规律和原则。不过，他们又并不认为战争艺术可以全面公式化。规律和原则的应用经常必须适应环境的要求，而如何始能作最佳的适应，则指挥作战的将领必须要能发挥其创造天才。

法国军事思想家

自从17世纪后期开始，法国政府即锐意推行军政改革，使其陆军在欧洲始终保持着首席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家在范邦领导之下，开始把系统科学的精神和原则应用到要塞战的领域中。所以，到18世纪时，在启蒙时代精神的冲击之下，法国军事思想也就自然会随之而产生强烈的反应。其显著的证明即为到18世纪中叶时，法国出版的军事著作数量迅速增加。而且此种现象也更从法国向其他欧洲国家蔓延。本书篇幅有限，自不可能作详细的介绍，在此只能对少数几位最重要的思想家及其著作加以简要的述评。

一、卜希古

卜希古（Jacques–Francois de Chastenet，Marquis de Puysegur，1655–1743）为路易十四世时期的名将之一，曾参加多次战争，并官至法兰西元帅（Marshal of France）。他所著的书名为《有原则和规律的战争艺术》（Art dela guerre par principes et par régles，英译Art of War by Principles and Rules），出版于1748年，此时他已逝世。这也是第一本对战争理论提出新观念的书，曾经被广泛传阅，并且译成多国语言出版。

他似乎是响应蒙丘可利的呼声，指出战争虽是一种最重要的科学和艺术，但一直都缺乏有系统的理论研究，大家所依赖的都只是传统和个人经验。当他在寻求战争理论时，曾遍读古今军事著作，但发现并无能令他感到满意的综合理论。于是他才决心由他自己来创建一套完整的理论。

他也像蒙丘可利一样，相信从历史的研究中可以归纳出一套普遍性的战争理论，他在书中指出，由于火器的发明，遂使某些人相信古代的军事理论已经不再有用，这是莫大的错误。不管武器如何改变，战争的科学和艺术仍然不变。历史中所有名将的成功都是坚持战争通用规律的结果。所以，他认为历史经验即为军事理论之根源。

卜希古的主要目的是想对于军队的运动和部署发展出一套有系统的理论。对于此种目的，古人的理想和实践是的确有其相当价值。他不仅曾经引述很多古人的著作，而且还对于古今的重要战役进行比较分析。最后他才提出他自己所设计的系统，并以一个假想战役来作为示范和说明。

卜希古的治学固然是以历史途径为本位，但同时又暗藏着一个更伟大的理想。由于有范邦的先例在，卜希古也就迫切希望能步其后尘。范邦既然能把科学方法，也就是所谓几何精神，应用在要塞战的领域中，从而获得伟大的成功和万人的景仰，则对于战争的其他方面，又为何不可以作此同样的尝试？而这也正是卜希古所作的企图，至少也是他所提倡的理想。

卜希古是想在野战（field warfare）领域中获得与范邦相当的成就，但事实上，那却是比较困难。基于此种理念，他遂认为必须重视地理学和几何学的研究，以及这两种科学对战争艺术的应用。因为军队是在空间中行动，地理学对于空间提供具体知识；而几何学则提供一种精密工具来分析和管制军队在空间中的运动。启蒙时代的军事思想家几乎无人不具有这样的理念，而卜希古则是他们的前导。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Oxford，1989），pp．33–36． ]

二、傅纳德

傅纳德（Jean–Charles，Chevalier de Folard，1669–1752）在他那个时代中也许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军事作家。他15岁时就从家里逃入军中，不久即以勇敢著名。他曾先后服务于法国和瑞典的陆军，颇有战功。但因为性情暴躁，不善处理人际关系，所以只能以校官终其身。不过，他却能以立言来代替立功，他的两部书：第一部是《有关战争的新发现》（Nouvelles Decouverts sur la Guerre，英译New Discoveries Concerning War）；第二部是《波里比亚史论）（Histoire de Polybeaoec un Commentaire，英译History of Polybius with a Commentary）。这两部书都曾风行一时，尤其是后者可以算是其传世之作。全书共分7卷，从1724年到1730年才分卷完成出版，而作者在其有生之年又曾加以数次修正和增补。

傅纳德认为若欲真正精通战争艺术，则经验与学识都同样需要，他主张应通过史例来学习，他的书中充满对史事的精密分析，但那只是一种用来说明其战术观念的手段。他主张以马其顿方阵为模范，采用一种重纵队（heavy column）来作为战斗队形。此种新观念在当时虽曾引起广泛的兴趣，但未能获得测试的机会。不过，以后在拿破仑战争时却终于在法国的战术中出现。 [ 注：John R．Elting，The Super–Strategists（Charles Scribner's son，1985），pp．82–83． ]

傅纳德可谓才高见忌，一生中都不得意。他的文笔非常犀利，以至于经常引起笔战而争论不休。尽管如此，他的书在许多年后还是继续有人研读，并为他博得不朽之名。此外，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实：在所有知名的军事思想家之中，只有傅纳德一人对于马基雅维里的战争艺术曾予以毫不保留的否定（已见第五章）。

三、沙克斯

沙克斯（Maurice de Saxe，1696–1750）曾经一度受教于傅纳德，至少可以说傅纳德对他的关系是介乎师友之间，但沙克斯不仅功名远过于其师，而且在思想方面也令人有青出于蓝之感。沙克斯是撒克逊（Saxony）国君奥古斯都（Frederick Augustus，后为波兰国王）的私生子。沙克斯的一生可以说是多彩多姿。他12岁即开始戎马生涯，曾经是马尔波罗（Marlborough）和尤金亲王（Prince of Eugene）的部下。1720年转入法国陆军，那时已经是少将（marechal de camp），到1743年就升到法兰西元帅的官阶。最后在奥地利继承权战争（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1740–1748）中更曾获得法国全军统帅（Marshal General of All the Armies of France）的荣衔，而整个欧洲也都公认他是那个时代中最伟大的将才。 [ 注：沙克斯的私生活也同样地富有传奇意味，其风流多情也不亚于乃父，有关他的传记至少在20本以上，但很可惜对于其一生的事迹仍然缺乏现代化的学术性研究。 ]

从沙克斯自己所说的话来推断，他似乎并不太重视立言，但他所写的书仍然流传后世，并使他得以在战略思想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的书命名为《我的梦想》（Mes reveries，英译名为 My Reveries on the Art of War），写于1732年，但到其死后始在1756年出版。 [ 注：这本书在当时即已有两种英译本。近代节译本载于Roots of Strategy（ed．Thomas R．Philips）书中（The 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Co．，1940）。本书以下的引述均取自该书。 ]

沙克斯在其书中告诉他的读者说：“我在13个晚上写完这本书，当时我正在病中，所以非常可能，它会显示我的发烧状况。这也使我对于书中体裁的缺乏规律，文字的缺乏修饰，有了辩解的理由。我是以军人身份来写此书，并用它来排遣我的烦恼。” [ 注：同上书，p．300。 ] 沙克斯很遗憾地指出：

战争是一种在阴影掩盖之下的科学，在其隐蔽中不可能用踏实的步伐行动。惯例和偏见，无知的自然结果，即为其基础和支撑。所有一切的科学都有原则和规律，战争则无。 [ 注：同上书，p．189。]

他虽然对此种情况表示遗憾，但他又似乎无意改变它，至少他是自认力有未逮。他在书中明确宣称：“我写这本书并非由于想要对战争艺术建立一种新体系（new system）。我之著书只是聊以自娱并教育自己。” [ 注：同上书，p．189。 ]

沙克斯又感慨地指出，伟大的将军并未留下有启发性的原则，史学家仅根据其想象来写战争。古斯塔夫在军事组织方面曾创建一套为许多人所遵行的方法，而蒙丘可利则是惟一曾经详细研讨军事问题的人。不过，自从古斯塔夫之后，就有每况愈下之感。他说：

我们只是学习他的形式，而忽视原则……除习惯外即更无他物，我们不知什么是原则。傅纳德可能是惟一敢于超越此种偏见的人。不过，最后他也还是错了。 [ 注：这本书在当时即已有两种英译本。近代节译本载于Roots of Strategy（ed．Thomas R．Philips）书中（The 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Co．，1940）。本书以下的引述均取自该书，pp．189–190。 ]

有人批评沙克斯的书是只知注意细节而忽视大体。事实上，他也并非没有理由，他指出对于基本原则的知识正是天才行动的先决条件。因此，他首先详论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并认为这也正是对战争研究做出综合结论的基础。

他对组织、训练、战斗、装备、补给等方面都曾提出新的观念，有些在当时看来，的确有一点近似梦想，不过大致说来，他的建议仍然是近情合理。他反对募兵制，主张采取普遍的征兵制，认为每个公民在20岁到30岁之间都应服役5年。他认为军队应有合理的服装，适当的给养，优厚的俸饷，一切升迁都应有公平标准而不考虑人员的出身。他又主张军队在平时必须勤加训练，而尤其要锻炼体力，并指出“所有一切的运动和战斗都是要靠两条腿”。事实上，他是和马基雅维里一样，这些观念都是以罗马历史为来源。他甚至于还建议学习罗马人，把醋加在饮水中以产生净化作用，以及在行军时应吹奏军乐，因为那可以使动作迅速整齐。 [ 注：Roots of Strategy，p．194，p．185． ]

沙克斯主张法国应将其步兵改组成为“兵团”（legions），由轻重步兵、骑兵和轻炮兵所混合组成，换言之，与现代的步兵师很类似。至于说到战略方面，就理论而言，他是主张采取避战的战略（Strategy of evasion）。他说：

我不赞成双方展开一场旗鼓相当的会战（pitched battles），尤其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而我也深信一位智将在其一生的战争中都不至于被迫进入这样的会战。 [ 注：这本书在当时即已有两种英译本。近代节译本载于Roots of Strategy（ed．Thomas R．Philippe）书中（The 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Co．，1940）。本书以下的引述均取自该书，p．298。 ]

但实际上，只要他发现一有能够击败敌军的机会，则从不放过，而且更主张对于已经被击败的敌军必须穷追不舍，直到将其完全歼灭时为止。

在沙克斯的思想中，最值得称赞的是他对于心理因素的重视和了解。他主张对于一般士兵应备加爱护，给予以公平合理的待遇，但对于军官则必须保持严格的要求，否则他们也就不能任劳任怨，恪尽职守。他对于军队的士气（精神）问题曾经提出若干疑问：为什么得胜之师会突然变得不堪一击？为什么某些部队在攻击时经常能获成功，而在防御却会变得不可信赖？将军如何能使其人员保持良好的精神？沙克斯对此一问题所提出的总答案有如下述：

关键在于人心（human hearts），而这正也是我们所应深入研究的。对于战争的行业，这是一个最重要、最深奥和最需要学识的问题，但从来没有人曾有所论著。若缺乏对人心的知识，则只好依赖运气，而那又是多变无常的。 [ 注：Roots of Strategy，pp．190–191． ]

在古今中外的许多兵学著作中，似乎都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强调心理因素的重要。仅凭这一点，沙克斯的思想即可以永垂不朽。

四、梅齐乐

梅齐乐（Paul Gideon Joly de Maizeroy，1719–1780）在战争史中并不出名，但在战略思想史中却有不朽的地位，因为我们现在通用的“战略”这个名词是他所首创。1766年他还是法国陆军的一位中校，可以说官运很不亨通，但在那一年却出版了其名为《战术教程，理论，实务与历史》（Cours de tactique，theoretique，practique，et historique）的大著中的第一和第二两卷。以后在1767年和1773年又陆续出版了第三和第四两卷。最后到1777年又出版了《战争理论》（Theorie de la guerre）一书。他的书很畅销，曾一再重印，并被译成德文和英文。

梅齐乐并不宣称他自己是军事科学的创建者，他认为那是早已存在的学问。不过，他说战争艺术在法国的发展一向都是采取一种懒惰而盲目的路线，所幸“在一个启蒙和好学的时代中，已经有许多人的眼睛都用来发现在各种科学和艺术领域中的错误，而战争也像其他领域一样有其观察者。” [ 注：P．C．Joly de Maizeroy，Cours de tactique，theoretique，practique，et hisorique（Pails，1785），vol．Ⅰ，p．357． ]

梅齐乐深信历史研究是军事理论的基础。在当时他也是研究古代战争的权威专家。他不仅对希腊和罗马的战争进行深入的分析，而且更将古今战史作对比的研究。同时他在 1770年又把拜占庭利奥六世的Tactica译为法文出版，而那本书又是以毛里斯的Stategicon为基础。 [ 注：有关这两本拜占庭经典名著的内容，可参看本书第三章。 ] 梅齐乐相信只要认真研究历史，则一定能够获得明确的教训。同时他也相信战争艺术的根本不会受到任何改变的影响。

虽然火药以及其他新武器的发明曾经在战争的机械部分（mechanism of war）中产生若干改变，但我们不相信对于那种科学的根本部分，或大动作（great manoeuvres）会有任何重大影响。指导大行动（operations）的艺术仍然如故。 [ 注：P．C．Joly de Maizeroy Cours de tactique，vol．Ⅰ，p．Ⅷ． ]

在梅齐乐的思想架构中，战争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是机械的（mechanical）部分，所包括者为部队的组成和秩序，以及宿营、行军、运动、战斗等等，……这可以从原则中演绎出来，并用规律来教育。另一部分则相当高深（sublime），而只能存在于将军的头脑中，随着时间、地点和其他环境而经常变化，所以在所有各方面都永远不可能完全一样。 [ 注：同上书，vol．Ⅱ，p．353． ]

军队的结构和他们的战斗准则也就构成“战术”（tactics）的领域。这个观念出自希腊，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人使用。在傅纳德提倡之下，启蒙时代的军事思想家开始普遍使用这个名词。最初是照希腊原意解释，即为一种陆军组织和战斗队形的体系。不过，到18世纪60年代，而尤其是在18世纪70年代，它更被认为是军事理论的核心，同时“战术”也被用作一种概括名词，把全部战争艺术都包括在内。所以，梅齐乐著作中的最初目的即为寻求完善的战术体系。

战争艺术还有第二个领域，那就是作战的指导（the conduct of operations）。梅齐乐对这个领域提供了一个新名词，即为“战略”（Strategy）。1777年梅齐乐在其所著《战争理论》书中首次使用此一名词，其灵感的来源是出自拜占庭毛里斯皇帝的书名（Stategicon）。这个名词慢慢地变成法国的军语，而到19世纪开始时，英国人几乎还完全不知道有这个名词的存在。 [ 注：Charles James，New and Enlarged Military Dictionary（1802）中尚无“Strategy”一字之存在。 ] 相反梅齐乐的书在日耳曼（德国）却有很多的读者，所以这个名词也就很快地被接受。到19世纪时，“战略”在欧洲遂已成通用名词。

梅齐乐在其书中曾对战略与战术的差异作了比较分析如下：

战略是属于心灵的最崇高的部分，也就是属于理性的领域。战术很容易简化成为固定的规律，因为它像要塞一样是完全几何性的。战略则似乎很难如此，因为它是有赖于各种不同的环境，包括物质、政治、精神等在内，那从来就不会完全一样，而完全是属于天才的领域。尽管如此，又还是有若干概括规律的存在，可以安全地加以确定，并视为不变。 [ 注：P．G．Joly de Maizeroy，Theorie dela guerre（Nancy，1777），pp·LⅩⅩⅩⅤ–LⅩⅩⅩ Ⅵ． ]

梅齐乐对于此种战略规律又称之为“军事辩证法”（military dialectic），并曾列举如下：

不要做敌方似乎希望的事情（投其所好）；发现敌方的主要目的，以免为其欺骗行动所误导；经常准备破坏敌方的主动，并不受其支配；对于未来的计划和可能发生的情况，维持相对的行动自由；当敌人采取冒险行动和处于紧急关头时，应乘机打击敌人；必须选择适当时间和地点以控制战斗；不可偏离自己的主要目标，并确保交通线的安全。…… [ 注：P．C．Joly de Maizeroy，Theorie dela guerre（Nancy，1777），pp．LⅩⅩⅩⅤ–LⅩⅩⅩⅥ．，pp．304–305． ]

梅齐乐所列举的战略原则似乎只是一种孤立的教条，并不能构成完整的体系。不过，在18世纪后期，军事思想家的努力大致都集中在战术方面，梅齐乐首创“战略”名词，并在这一方面从事初步的研究，仍然要算是开风气之先，应予以高度的肯定。

五、吉贝特

吉贝特（Jacques Antoine Hippolyte Comte de Guibert，1743–1790）出身于贵族名门，他的父亲在七年战争时为布罗吉利元帅（Marshal Broglie）的得力助手，战后又助其进行军事改革。吉贝特受其父的影响，少年时加入陆军，26岁即已获上校官阶。1772年他出版了《战术通论》（Essai general de tactique，英译A General Essay on Tactics），立即在军事领域中造成极大的震撼。事实上，他这本书也的确成为18世纪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军事名著之一。

吉贝特在著书时即已立下宏愿，要写一部不朽的杰作。他真正是一个启蒙时代出生的军人，在他的思想中到处都可以感觉到此种时代精神的存在。他对古今许多军事思想家的著作都多有讥评，并认为在战争的科学中，有若干根本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在吉贝特的书中，“战术”这个名词采取一种非常广义的解释，即包括所有一切的军事科学在内。他认为军事科学的研究必须采用科学方法。牛顿、莱布尼茨（Leibnitz）的著作可以作为模范。军事理论之所以失败，不应归咎于主题本身，而应归咎于错误的方法。换言之，他的目的是想建立一套由不变原则所构成的战术体系。他说：

战术是一种对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武器都能适用的科学。即令未来发生任何不可预知的革命，它仍然毋需改变。 [ 注：J．A．H．Guibert，A General Essay on Tactics（London，1781），p．99． ]

概括言之，吉贝特在其书中曾提出两点实际性的建议：其一为建立民兵制，即所谓公民军（citizen army）；其二为采取运动战（a war of movement）。

启蒙时代的法国学者大致都赞成采取民兵制，包括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在内，所以吉贝特随声附和实乃理所当然。他认为当时欧洲诸国都是采取君主专制的政体，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人民也不愿为政府而战。反而言之，政府对于军事科学也并无真正的兴趣。即令是普鲁士，虽以尚武著称，但其纪律也只是徒有其表，人民大多数都与军事无关，而青年也未曾接受斯巴达式的教育。至于法国，因为国王不是军人，所以情况就更松懈。简言之，所有的欧洲国家，人民都很软（soft），政府都很弱（weak）。于是吉贝特接着说：

假使在欧洲有这样一个民族兴起，在精神、政府和所使用的手段上都强烈旺盛，若再组成全民皆兵的军队，采取既定的侵略计划，则我们将会看到那个民族征服其邻国，压倒我们的脆弱社会，正像狂风之扫落叶一样。 [ 注：J．A．H Guibert，A Generak Essay on Tactics（London，1781），p．23． ]

这一段话以后曾常为人所引述，来作为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预言。实际上，吉贝特只是提倡改革而并不主张革命，所以对于他而言，应该说是不幸而言中。

吉贝特所提倡的第二种基本观念即为运动战。他认为军事组织应简化以使战争可以具有较大的机动性和决定性。他感觉到当时的陆军太笨重，太重视炮兵、要塞和补给仓库。他说，欧洲人已经缺少精神力，只知重视物质和数字；缺乏勇气而依赖金钱。他建议应学罗马兵团的模式，部队应该装备轻便，因粮于敌，以战养战。这样的兵力才能获致较大的机动性，较大的行动距离，以及较好的奇袭效果。

吉贝特认为自从范邦之时起，要塞的价值已经受到过高的评估。要塞的目的本是用来保护军队的笨重后勤系统，军事组织若能简化，则此种保护的需要也就会随之而减低。建筑要塞防线实乃劳民伤财，而把部队分散用来驻守要塞，则更使兵力的数量作不必要的增大。同时，使军事行动变成一系列的要塞攻防战，更会使战争的时间无限制延长。所以，他认为要塞的数量必须尽量减少，并以完全配合战略行动为原则。

总结言之，吉贝特所主张是要建立一种新型陆军，能够发挥高度机动性并可作弹性化的运用。有了这样的部队之后，旧式的阵地战（war of position）就会为新式的运动战（war of movement）所取代，他用一种充满幻想的语气描述如下：

一位能够摆脱一切传统偏见的将军将使其敌人感到惊慌失措，将使其没有喘息的机会，将迫使他一路败退到完全崩溃为止。不过，这样的将军又必须有其自己所建立的军队，那与我们今天的军队大有差异，只有这样才能执行这种新式的作战。 [ 注：J．A．H Guibert，A General Essay Tactics（London，1781），p．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