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尽管欠发达国家纷纷追求现代化，但绝大多数国家长期被锁定于不发达状态，鲜少能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跨国金融资本流动，是新兴国家经济大起大落的重要根源之一

       近年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遭遇发展困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经济增速普遍放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年7月数字，新兴经济体增长率逐年下滑：2013年为5.0％，2014年为4.6％，2015年降至4.2％。2015年第二季度，除中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增速平均只有1.8％，低于发达国家2％的增长率，为近年来首次。

　　二是资金外流、货币贬值。据IMF统计，目前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跌至15年最低水平，仅2014年新兴经济体外流资本总量就超过1万亿美元。人民币、俄罗斯卢布、巴西雷亚尔、土耳其里拉、墨西哥比索、印尼盾等新兴国家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均跌至近年最低点。

　　三是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日趋凸显。比如，2015年2～3月，巴西有近200万人走上街头(高峰抗议人数超过1000万人)，要求罗塞夫总统辞职；2015年3月底，南非爆发大规模排外骚乱，上万名外国人流离失所；2015年9月，印度举行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近1.5亿工人参与罢工。

　　一些经济学家警告，金砖国家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可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从更长历史时段看，当前新兴国家的经济困境并非偶发现象。

　　20世纪以来，尽管欠发达国家纷纷追求经济现代化，但绝大多数国家长期被锁定于不发达状态，鲜少能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世界银行估计，20世纪60年代确定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在2008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跨国金融资本流动，是导致新兴国家经济大起大落的重要根源之一。

　　直接冲击实体经济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趋势加快，与凯恩斯等表达的“让食利者缓慢死亡”的愿望相反，劳动力和生产过程愈来愈被用于满足获利资本的需要。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背景下，谋求更高利润的冲动，导致越来越多的资本离开生产领域，成为靠借贷获取利息，乃至纯粹玩“钱生钱”游戏的金融资本。

　　在这一趋势下，由于发展中国家利息率要比发达国家高得多，跨国金融资本源源不断涌向新兴国家，从而将这种“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掠夺财富模式，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扩散出来，进而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更直接、更严重的负面冲击。

　　金融积累体系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最为直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投机逻辑压倒生产逻辑，造成实体经济停滞。在金融资本体系下，金融投资者可以通过操纵交易市场，成为工业集团的所有者，由此使金融资本日趋决定着生产性投资的节奏、形式和地点。它们变成了产业的创立者以及最后变成产业的统治者。

　　但是，金融类型的企业股东，其收益战略与工业投资的需求毫不相干。在企业管理中，金融投资者通常根据纯金融的准则，必须在短期内实现投资回报，因此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提高剩余价值和获取剩余价值。在金融统治下，工业管理的核心词是“减员增效”和“结构重组”。在拉美地区，当地企业刚刚私有化和股票上市，跨国公司的并购就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作为收购者的跨国公司为了它们的纯商业利润而瓦解了企业的生产活动。

　　二是导致实体经济日趋被“挤出”，经济日趋虚拟化。在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政府倾向于采取严厉的货币政策，将抑制通货膨胀视为优先任务，由此导致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增长。但高利率又会引起投资和储蓄率下降，使各种金融投机活动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实际上不再被激励去进行生产投资和拓展，而愿意在利益驱动下以各种形式购买有价证券进行金融投资。

　　金融全球化还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经济法则。一般来说，商品价格上涨会削弱进出口竞争力，但资本价格上涨则将全球的资金吸引到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中。不断上涨的租金、财产和债券支出，往往会抵消工资优势，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随着金融化程度提高，生产消费型经济体变为越发负债的金融财产型的贝壳式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金融上将变得“头重脚轻”，并使得储户和债权人之间两极分化。

　　三是银行体系风险增大。在金融市场日趋发达的背景下，大企业更乐于通过发行股票在市场上借贷，而不是去银行借款。银行业为抑制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不得不寻求业务多样化。为迅速恢复利润，它们采取事先从一些企业抽资的政策，这直接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灾难性后果。同时，银行的投资/投机活动，特别是转向期货和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将银行业本身置于十分危险的处境。

　　打开财富流出“绿色通道”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连续推出货币量宽政策，稀释有毒资产，导致大量热钱涌入新兴经济体。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2010年以来，新兴国家私人资本净流入连续三年超过l万亿美元，是2000年的l0倍。这些资本大量涌入时，新兴国家资产价格、投资额和收入水平均明显上升，新兴国家“财富效应”明显。

　　但随着2013年5月美联储停止量宽政策，并进入加息周期，美元重新成为强势美元，滞留在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获利回流。从2013年开始，流入新兴国家的金融资本，由1.06万亿美元降至l530亿美元，2014年降至300亿美元。据IMF统计，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从2014年二季度的8.06万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一季度的7.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自2009年开始的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的资本流动出现逆转趋势。

　　资本外流导致新兴国家出现资产价格下降、本币贬值、经常项目平衡恶化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强势美元造成新兴国家货币贬值(2015年平均贬值20％)、投资减少或贸易额下降，由此使以美元计价的政府债务和公司债务大幅增加，尤其高度依赖外资的土耳其、南非、巴西等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土耳其一年期短期外债超过1200亿美元，外汇账户赤字1700亿美元，超过央行外汇储备6倍。巴西和印度公共债务达到GDP的2/3。

　　美元升值还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下降。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下跌50％，金属类产品下跌20％，粮食下降17％，那些主要依赖资源出口的新兴国家深受其害。比如俄罗斯出口约70％是油气，油价下跌每年给俄造成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委内瑞拉石油收入占该国出口95％，政府预算96％,油价暴跌导致该国2014年增长率下降2.4％，通胀率同比上升63.6％，为全球最高之一。

　　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结构性失衡，但借助金融资本积累体系的传导，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却成为最大受害者。

　　如何抵挡？

　　金融资本只是参与财富分配的特殊积累制度，金融资本占主导，意味着由1％～2％的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要由100％的资本来分，平均利润率因金融泡沫急剧摊薄，并趋近于零。在此背景下，金融资本要想获取高额利润，日趋退化到依靠经济投机牟利的“赌场资本主义”阶段，乃至变成靠“制造灾难”掠夺财富的“灾难资本主义”。

　　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相对落后封闭，对金融游戏规则和风险缺乏深刻了解，跨国金融资本涌入，使这些国家经济活动风险系数倍增。

　　跨国金融资本最愿意投资的，是那些可以短期获利、“快进快出”的行业，如房地产、股市、债券市场等。大量资本涌入，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出现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经济过热、本币升值等“虚拟繁荣”。当这些国家出现资本过度积累后，跨国资本便获利撤离，完成“剪羊毛”过程。而发展中国家则因资本贬值陷入经济萧条，并可能在债务偿还的严格规定下遭到劫掠。

　　尤其对那些没有实施资本账户管制、外汇储备不够多的新兴经济体来说，由于缺乏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部分国家已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同时也没有实施足够的宏观审慎监管，跨国金融资本尤其短期资本（俗称“热钱”)大量流出，使这些国家成为最大伤害者。那些易受攻击的新兴经济体，其付出的代价既可包括丧失财产、工作和经济安全，更包括丧失尊严和希望。

　　也因之，新兴经济体应汲取既往经验教训，在提高金融驾驭能力和筑牢风险堤坝的背景下，采取审慎的金融开放战略。

刊于《瞭望》2015年第50期，微信稿件有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