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长生：苏共在选拔接班人方面的得失教训与启示

点击：作者：朱长生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7-04-19 11: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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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一党制国家，苏共作为国家唯一的政治领导力量和执政党，党的领导人拥有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管理党和国家的权力。因此，在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诸多原因中，缺乏一个规范、民主的接班人选拔、权力更替机制，不能确保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具有坚定政治信念、始终忠于党的事业，勇于并善于改革创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也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斯大林之后的苏共几位总书记的产生大多都没有摆脱出幕后斗争、阴谋策划或权力交易这些非民主化过程，以至每当权力更替总是重演历史，形成一种怪圈与苏共权力更替特有的模式。依靠这种模式造就的领导人总是存有各种各样的缺陷，难以担当大任，对苏共、苏联产生巨大的、甚至是覆地翻天般的影响。教训极其深刻、极其惨痛。

　　一、选拔方式

　　斯大林之后，苏共相继经历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与戈尔巴乔夫5位总书记执政，其产生、选拔过程大都伴随着“阴谋”与“斗争”，此外再无规律、规则可寻。每当权力真空出现时，还没有一位为各方一致认可接受、毫无阻碍的当然接班人，一般都需要通过一番斗争，甚至较长一段时间的角力才最终确立全面的领导地位。

　　1、密室策划搞“宫廷政变”取得党的领导权

　　这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登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总书记宝座，掌握苏共最高领导权采取的方式。

　　斯大林逝世的当晚，在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上，马林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填补斯大林留下的权力空缺。贝利亚（内务部长）、莫洛托夫（外交部长）、布尔加宁（国防部长）、卡冈诺维奇为第一副主席。

　　最初的权力重组显示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成为真正掌握权力的人，左右着重要的人事任命。几天后，马林科夫主动辞去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以便集中精力抓好政府的工作，从而使赫鲁晓夫成为书记处中唯一的主席团成员。

　　赫在成为实际上的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之后，处处感到来自掌握着斯大林时期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只受斯大林一人控制的国家警察机关的贝利亚的威胁。于是便与布尔加宁密谋策划，争取到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的支持，依靠朱可夫、莫斯卡连科等苏军高级将领，趁贝利亚出差东德之机加紧部署，在贝利亚回来的第二天便借以召开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为名，诱捕贝利亚。清除贝利亚，使赫鲁晓夫在党内官员中的地位直线上升，迅速排到了最前位，很快（在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上）就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时代以“宫廷政变”方式开始，也以“宫廷政变”方式结束。1964年10月，借赫鲁晓夫到黑海边休假之机，赫鲁晓夫的党内战友谢列平、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在莫科斯密谋撤换赫鲁晓夫，首先在没有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得到通过，并得到了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的支持，让勃列日涅夫通知赫鲁晓夫回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全会，结果赫鲁晓夫被摘掉乌纱帽。

　　2、经过“三驾马车”式的集体领导阶段逐步巩固并全面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在出任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之初，权力基础都还相当薄弱，在经历了一段“三驾马车”式的集体领导阶段后，才最终确立、巩固并夺取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地位，登上权力的顶峰。

　　赫鲁晓夫在解决了贝利亚的问题后，形成了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组成的“三驾马车”联合执掌党政军大权的局面。在揭批和审理贝利亚案件过程中，马林科夫因在1949年炮制的“列宁格勒案件”等问题上同贝利亚有牵连，地位受到削弱。后来又因政府在农业方面工作不利承担责任与受大清洗问题上的牵连，马林科夫被迫于1955年辞去部长会议主席，遗职由布尔加宁接任，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至此，马、赫、布三驾马车终结，形成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朱可夫新三驾马车。此时的赫鲁晓夫已占据主动地位。

　　1957年6月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又借助朱可夫的支持，清除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七人“反党集团”，同时削弱了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的势力。4个月后，又以朱可夫“破坏党对军队的领导”、“在军队中培植对自己的个人迷信”为名，解除了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随后赫鲁晓夫接替布尔加宁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从而使自己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赫鲁晓夫下台后，在苏联最高领导层无人能够完全按照自已的意志左右党和国家的局势，于是又形成了以勃列日涅夫（党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为首的三驾马车体制。

　　在这三驾马车体制中以柯西金政治实力最强，波德戈尔内最弱。勃列日涅夫在经济和外交方面受制于柯西金、党务方面受制于波德戈尔内，不能随意行动。同时，政治上又面临着来自倒赫主谋、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列平的威胁。于是勃列日涅夫便开始积极在党内外培植个人势力，对付政治对手。至20世纪70年中后期起先后迫使谢列平、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退出政坛，从而使三驾马车体制寿终正寝，最终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3、通过幕后权力斗争、交易取得总书记地位

　　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与戈尔巴乔夫虽都在前任过世后未经过中间期很快出任总书记，但也都经历过一段幕后权力斗争与权力交易。

　　勃列日涅夫去世前，尽管做出了由安德罗波夫接班的强烈暗示，但在最终确定接班人之前也曾有过一场短暂、但十分激烈的斗争。

　　勃列日涅夫生前最贴身的亲信——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契尔年科及其一班人，还有那些害怕发生剧变的人曾经跃跃欲试，密谋推举契尔年科为一把手。但因密谋活动早被安德罗波夫所知，契尔年科的拥护者们不敢涉险反对前克格勃头子、当时党内二号人物安德罗波夫，只好妥协、后退，让契尔年科接任第二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1]。而在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病逝后，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仍占上风的保守势力，便立即把更加老态龙钟且又平庸无能的契尔年科推上了总书记的宝座。

　　从契尔年科去世当夜起，苏共党的领导层内就展开了又一场政治游戏与权力交易。当晚的政治局会议上，当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格里申科提名会议主持人戈尔巴乔夫出任总书记时，没有一个人做出响应。戈只好建议将“这一问题”放到第二天解决。戈尔巴乔夫深知，葛罗米柯是当时政治局中唯一在国内知名度高、在人民中受尊敬的领袖，在决定总书记人选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在政治局中能得到他的提名，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支持。于是打发密使去同老资格的外长葛罗米柯接触，表示如能当选，由葛出任未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较为合适。葛罗米柯答复有兴趣在新的水平上搞国际问题。正因为有了葛罗米柯的支持，才使戈尔巴乔夫顺利地当上了最后一任总书记。

　　二、弊端与危害

　　斯大林之后的苏共几任接班人夺取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斗争不是公开进行的，而是在政见分歧掩饰下进行的。“权力竞争中，谁占有通向权力之路的有利位置，谁就可能取胜”。这种独特的“选拔”方式，激化了党内的政治斗争，产生示范效应，引起连锁反应，并使得在批判党内集权与专制现象的同时，又使集权与专制现象有所发展，败坏了党内风气，党的领袖终身制、老化情况更为严重，极大地制约了国家的发展，并因选错了领袖，导致亡党亡国，危害极其严重。

　　1、引发了“宫廷政变”的恶性循环

　　赫鲁晓夫依靠“宫廷政变”方式清除了通往最高权力道路上的最大威胁贝利亚。先串连布尔加宁，后分化马林科夫与贝利亚“联盟”，再争取莫洛托夫的支持，又做通卡冈诺维奇等党和国家核心领导层人士的工作，设计一举解决了贝利亚，开创了苏共党内以“宫廷政变”方式解决权力斗争问题的先河。此后，党内权力斗争不断，并在赫鲁晓夫任内又上演了一场针对其本人的未遂“宫廷政变”。赫鲁晓夫在处理内政外交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使其在党内领导层得罪了不少人，并促使他们联合起来走向对立面。

　　1957年6月18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为代表的7名反对派改变事先约定的议程，突然向毫无一点精神准备的赫鲁晓夫发难，批评赫攫取了太多的权力，不尊重中央主席团内的其他同志，压制首创和独创精神，以7票对4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解除赫鲁晓夫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决定。后因中央全会的反对，才使赫鲁晓夫免遭一劫。

　　以“宫廷政变”方式开始步入政治巅峰的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没有摆脱以“宫廷政变”结束政治生涯的结局。贝利亚案件10年后，叱咤风云的赫鲁晓夫因“健康原因”被迫辞职下野，所不同的是贝利亚掉了脑袋，而赫鲁晓夫还被允许去过领养老金的孤独生活。

　　1991年亚纳耶夫等人成立“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扣押戈尔巴乔夫，又搞了一次震惊世界的“宫廷政变”。斯大林之后苏共历史上这种多发的“宫廷政变”，不仅给苏党自身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也给苏联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不良影响。1991年的“宫廷政变”，尽管没有成功，但却极大地削弱了戈尔巴乔夫政权，加速了苏共的垮台进程，导致苏联朝着解体的方向发展。

　　2、助长了集权与专制的陋习

　　高度集权与专制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斯大林之后的苏共接班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一方面虽也在批判斯大林体制（如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但与此同时，也在程度不同地受着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苏共历史上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加之他们本人往往也是靠夺权斗争上台的，十分懂得权力的重要性，更加害怕失去权力。

　　通过“宫廷政变”迫使赫鲁晓夫下台的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就经常担心自己是否会遭遇赫鲁晓夫同样的命运，后来在拿掉了谢列平和波德戈尔内等人，并营造了他的第聂伯彼德罗夫斯克和摩尔达维亚帮后才稳坐了18年。直到苏共的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仍时常被赫鲁晓夫下台的阴影所困扰，不时担心权力的宝座塌陷。为此，执政期间他们对权力也就变得更为贪婪。

　　赫鲁晓夫在大批特批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的同时，也在不断削弱、清除政治对手的过程中，继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捞到手后，逐步地又将政府会议主席的权力抓到了手，从而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在其执政后期，听不进不同意见，压制党内民主，个人擅自决定党和国家大事，给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一系列混乱现象。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还比较注重维护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集权过多。但到了70年代中期，领袖地位稳固以后，也开始大搞起个人集权。1977年取代波德戈尔内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国防会议主席，造成党的总书记独揽军政大权的局面。对涉及国内外局势的重要问题只有极少数人专断独行。据揭露，像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这样的大事，也只由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党内二把手）、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和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等4个做出决定[2]。

　　戈尔巴乔夫在出任总书记后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社会上大力推进所谓的民主化进程的同时，在党内，在重要的干部人事问题上却搞起了个人专制与集权，架空中央书记和政治局，一次中央委员会换届未经政治局集体讨论就擅自更换了100多名委员。这

　　种集权与专制又反过来推进了党的领袖与高层领导核心成员的终身制。勃列日涅夫本人是除斯大林之外苏共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总书记，到1981年，以他为首的5人最高领导核心,平均年龄高达75岁[3]，为世界上所仅见。

　　3、阻碍了发展进程，导致亡党亡国

　　在苏联这样一个由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高度集权的国家里，党的总书记（第一书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往往也是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其执政能力、思想倾向如何将直接关系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党和国家的兴衰。遗憾的是，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却使斯大林之后，在苏共接班人队伍中很难产生理想信念坚定、善于治党治国、勇于改革创新的大政治家，“领袖的接班人问题，往往都是在幕后，在很小的圈子里，甚至是在施展阴谋的背景中决定的”，因此真正有才干和学识的人就很难被发现[4]。只能产生一些像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这样的平庸之辈或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左右摇摆、立场信念不坚定者。

　　勃列日涅夫文化、理论素养不高，没有突出才能和智慧，是一个习惯于执行上级指示的按章办事的执行型人才。苏联在这样一位既无坚强意志、又无宽广经济视野，更无长远目标的领袖治理的18年间，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政治体制朝着集权化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在1971-1985年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以上），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下降到使苏联“几乎临近停顿的程度”[5]，“积累了大量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他的治理“导致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全面停滞”，这期间成为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转折时期”，“为苏联的解体准备了条件”[6]。

　　契尔年科的短暂执政期间，苏联更是被形容为处于“濒死状态”。戈尔巴乔夫失当的改革战略和混乱的改革措施不仅未能使苏联克服困难，走向振兴和繁荣，反而使苏联陷入了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危机。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能够坚持党的领导、依靠党的领导，后来就开始不断削弱党的领导，使党失去了执政地位，使国家处于无序和失控状态，最后在党岌岌可危之际，弃党而去，导致亡党，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制度改变。

　　三、教训与启示

　　苏共由兴至衰的历程表明，接班人问题关系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对于党的事业的接班人来说，什么品质最为重要？如何确保权力始终掌握在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最大限度地让那些信念坚定、有治党治国才能的最杰出的领导人走上最高决策的位置，避免和淘汰那些平庸的领导者进入最高决策层，走近最高领袖的位置，并及时淘汰那些立场、信念不坚定的领导人出核心决策层？这是苏共积93年的历史和74年的执政经历始终没有回答与解决的问题，既是苏共自身的不幸与悲剧，又是苏共留给世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沉重的战略思考与时代课题。

　　1、马克思主义政党若不把忠诚理想信念作为对接班人的第一要求将是极其危险的

　　忠诚应该说是对接班人的第一要求。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忠诚于党的事业，在任何风浪的考验面前都不改初衷，这是对接班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

　　列宁认为，党的核心应该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这些人要献身革命，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广阔的政治视野，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并无限忠于工人阶级。

　　斯大林也提出了干部选拔的政治、业务和年轻化三条标准。但苏共在斯大林之后选择的接班人上却没有处理好革命化，也就是政治标准与其他标准的关系。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选择戈尔巴乔夫作契尔年科的接班人。

　　在经历了三年时间连续送走三位党的领导人之后，全党上下普遍期待，能够出现一位年轻一些的领导人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局中“精力充沛、年富力强、身体健康的人”而胜出。党与党的高层当时不仅没有发现他身上除此之外，还“缺乏应有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缺乏驾驭和控制局面的能力，而且更没有觉察，他“同时还有一种魔鬼般喜欢背叛的特性”，背叛党“和全国人民据以追随他、信赖他的理想”；没有预料到，他会“在他整个历史时期里，都是为了消灭党，消灭国家，并把那些反对这种目的和行为的活动家们一个个罢免掉。”[7]

　　当年曾在政治局第一个提名戈尔巴乔夫出任总书记的党内元老葛罗米柯，事后为自己的判断而懊悔不已，陷入深深地自责中，最后抱恨而去。

　　2001年俄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的苏联解体十周年研讨会上，与会的多数专家认为，苏共的垮台，不是一党制的失败，而是苏共领导层的决策错误，戈尔巴乔夫取消党的领导，从而引发了亡党亡国的灾难。

　　苏共选拔接班人的深刻教训表明，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如果缺少了忠诚，也就是革命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定的信仰，没有牢固地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甚至成为思想上的反对派、信念上的背叛者，则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方面越突出，对党和国家的危害则越大。

　　2、马克思主义政党若不建立正常的、法制化的接班人选拔与权力交接机制将是极其有害的

　　建立正常的接班人选拔机制，实现规范、有序的高层权力交接，使从接班人的挑选到权力移交这一过程都有制度作保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苏共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始终未能就接班人的选拔与权力交接问题做出过任何制度性规定，党的领袖任期长期实行终身制，成为党内权力正常更替的障碍，是斯大林之后，苏共党内权力斗争不断，“宫廷政变”多发，甚至领导人衔接出现断层的主要原因。

　　“老的太老，年轻人还没有脱颖而出”，就是安德罗波夫去世后苏联政坛上权力衔接断层状况的写照，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选择一个比前任更老的病夫契尔年科（73岁）治国的无奈。从党和国家的利益角度上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在身体和精力都已经出现明显衰竭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离开领导岗位，而将像安德罗波夫这样的大政治家适时地扶上最高的决策位置上（上任时已是拖着病弱之身的68岁的老人）？

　　俄罗斯一些学者在苏联解体后还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俄国这样一个大国在19世纪能出大量人才，在十月革命时能出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那样一批有才华和学识的人才，而后来几十年中就出现不了人才，只能出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那样的平庸之辈来当政？答案只有一个，是当时的苏共和国家领导体制（高度集权、专制与领袖职务的终身制等）。是这种体制扼杀了富有创见、积极探索、勇于改革的大政治家，而过剩地产生了鼠目寸光、抱残守缺的官僚。

　　官僚产生多了，就会成气候，形成政治势力。他们既无强烈的时代感，又乏坚定政治信念，更欠探索真理的苦苦追求的精神。他们想要的是私利，首先维护的就是自己及其小集团的利益。为了这些利益可以抛弃信仰，不惜坑害国家利益。于是，“社会主义”有可能成为他们的一个招牌，国家利益是他们的挡箭牌。代表这些官僚利益的领导人处于最高权力的位置上，苏联整个国家就会明显地缺乏活力[8]。

　　这种体制也是导致领导人素质普遍治国能力低下，国家发展缓慢，甚至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缺乏使善于治党、治国的政治家脱颖而出的环境与机制，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将无法实现高层权力的平稳过渡，将无法保障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繁荣昌盛，这是苏共在选拔接班人方面留下的又一重要教训。

　　3、马克思主义政党若不大力推进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化建设将是极其可怕的

　　缺乏民主是斯大林之后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表现在决定接班人的程序上，纵观斯大林之后的苏共党史，每次最高领导人的交替，最初都是在少数领导人的小圈子，在幕后通过权力斗争、阴谋策划或权力交易完成的。在这种名为具有最广泛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苏联的广大党员和人民，甚至中央委员，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真正表达意见的权利[9]。表现在领导层的政治生活上，也很不正常。

　　以赫鲁晓夫后期为例，在赫本人大搞一言堂的情况下，核心层大多数成员缺乏原则，刻意奉承，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当大多数领导成员感到赫鲁晓夫的路线和政策太冒险、太不成熟时，他们便只好通过“宫廷政变”换马。勃列日涅夫与戈尔巴乔夫时期也都有不同的表现。

　　可以说，赫鲁晓夫时期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任人唯亲、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政策、措施选择连连失误，这些都与当事者本人缺少民主作风，党内政治生活缺乏民主分不开的。由于缺少民主，党的接班人的选拔往往不能体现全党的意志，党也不仅不能及时纠正领袖选择上的失误，不仅不能及时纠正领导人因个人主观臆断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决策失误，反而还要为此承担责任。由于缺乏民主使曾经生气勃勃的战斗党变成了一个经不住风浪考验的万马齐喑的官僚化组织。

　　当1991年“819”事件以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停止苏共的活动，有着74年执政经验、拥有1800万党员的党竟然很少有人出来抗争。可以说党内缺少民主也是苏共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的教训说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一个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表现，只有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大力推进民主化建设，党才有可能避免选拔接班人上的失误、才有可能避免决策上的失误，不犯或者少犯错误；全党上下才会有高度的责任感，感到自己是这一组织真正的战士和光荣的一员。这样，在党处于危难之中时，党的领导干部与广大党员才能够自觉地、勇敢地为捍卫自己的党而斗争。

　　总之，从苏共在选拔接班人问题上的失误中，一切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都可以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由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来掌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10]，一定要从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重视接班人的选拔；只有建立一个正常、法制化的接班人选拔与权力交接机制，只有大力推进党内的民主化建设，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充分体现全党的意志，才能“确保各级领导核心由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组成”[11]，才能减少党的重大失误，才能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注释：

　　[1]（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著译出版社 1996年5月第1版第39页；

　　[2]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6月新1版第728页；

　　[3]《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2期，第59页；

　　[4]《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5]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4页；

　　[6]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第1版第592页；

　　[7][俄]尼· 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78页；

　　[8]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5）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年6月第1版第724页；

　　[9]宫达菲等主编：《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年12月第1版第23页；

　　[10]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11月第1版 16页；

　　[11]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