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女儿凌孜说：共产党不能忘记了来时的路！“那时候拿着枪杆去闹革命，为的就是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让他们过上好生活。”这番话很简单，也极为深得人心。如今比较浮夸、腐败、欺上瞒下、日鬼到棒槌。凌孜的提醒，发出了老百姓的心声，不管怎么宣传和谐之音，但整个社会日趋焦虑、浮躁，离德离心，信任缺失，距离公平渐行渐远，社会的摇摆、动荡似乎越来越近，重回万恶的旧社会视乎成为现实，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愿望逐步被抛到九霄云外，资产阶级、钱老大成为庄主，不知道死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看到今天的现实作何感想。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色后代”也无不忧虑万分：全国政协委员、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原政委、革命家曾山的女儿曾海生曾在一封提案中说道：“我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发展的速度上去了，但发展的质量又如何？ ”社会道德之所以沦丧，在曾海生看来，责任不在社会而在政府。“主要是收入差距过大，很多人心理不平衡。”曾海生回忆，当年她在北大荒插队，一个月22块钱就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大家都差不多，一些老职工也不过30来块。但现在一些国企老总年薪却动辄上千万。“同样工作8小时，很多人会问，凭什么你拿那么多？”

如今的老百姓有这样一个困惑：如果好日子只给了少数人，这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初衷不是背道而驰吗？我们的改革还算成功吗？“28年的革命战争，祖父辈们哪个不是大浪淘沙活下来的。虽然后来在困难时期，工作上有失误，但老百姓也能理解，他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伊丽苏娅说。

但现在，“红色后代”眼中那个虽然穷，但没什么算计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这好比咱们一家人，他可能做得不太好，比较笨，但心是好的。但如果换一个人，是为了把家人的钱弄到自己兜里去。那你是一种什么样情绪？”凌孜说，“那个时候，遍地都是雷锋式的人，今天你打着灯笼满世界找去。不是没有，少之又少。”

和所有普罗大众的感受一样，“红色后代”们承认，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亲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改革。

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强人推动只是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动力，更来自整个社会。如今，中国又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对于改革的争论如何处理，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可以从上一次改革中寻找经验。

凌孜说，执政党有一个传统，就是出了什么问题，有个整顿巩固提高的阶段，现在最缺的是对过去30年的总结和反思。“哪些问题做得好，哪些地方走了弯路，究竟我们现在要改什么？都可以好好捋一捋。”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全国政协委员、陶铸之女陶斯亮认为，反腐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而如何反腐，她又首推从吏治开始。

她提议，把竞争机制引入党内干部选拔，通过差额选举保证每个干部，都像干细胞一样，是优秀的，健康的，逐渐去替代那些“癌细胞”。

毛新宇说，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贪腐，就是因为老人家预见到会有糖衣炮弹的进攻。“老人家在七届二中全会时就强调，进京赶考不能学李自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开国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的案子，这说明主席深知腐败问题对党的危害。”毛新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经验，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训。”凌孜说，唐太宗能创造贞观之治，正是因为有魏征这样的大臣讲负面的意见，皇上就是听了难受但是爱听。但崇祯就是被贪腐包围了，看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最后国家就坏了。“

如果共产党忘记了来时的路，那真要亡党亡国。这是不光是红色后代的忧虑，也是所有爱党百姓的忧虑和心声，只有腐败官员才恐惧与愤恨这样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