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在当前需要解决三大难题

点击：作者：侯惠勤来源：思想火炬发布时间:2016-09-16 10:08:51

　　原标题：理想信念的坚定与哲学话语权

　　西方哲学思潮的主流还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些哲学不管其初衷是什么，今天又修补什么，其无法避免的后果就是价值的多元和相对性，最后是“渎神”及价值善恶是非的混乱。要在这种哲学的基础上建构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无异于天方夜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力。其前提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具体实践提出问题。

　　意识形态建设的重中之重是理想信念的培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与此极不相配的是“官场信仰缺失”，坚定理想信念成为从严治党的第一难题。究其原因，不能不看到哲学话语权的严重丢失这一源头。事实上，理想信念和哲学世界观紧密相关。“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1]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在当前需要解决三大难题：

　　一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缺乏足够的经验依据的前提下，如何确立共产主义的科学根据？

　　二是现实状况是“西强东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依然处于低潮，我们如何确立必胜信心？

　　三是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解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问题，关键在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多年来西方意识形态反对所谓“宏大叙事”、力推所谓“细小叙事”的非意识形态化渗透，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解构危害极大。

　　一、历史唯物主义开创了对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从而奠立了共产主义的历史根据

　　写《非共产党宣言》的罗斯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只有英国一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处于起飞阶段，而其他国家还都是处在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就得出了否定资本主义的结论，显然其依据不是事实、不是科学，而是一种道德浪漫情绪。在他看来，马克思没有考虑到，任何经济起飞都要付出社会和经济成本，任何国家的经济起飞都会出现社会贫富分化，就像一个马鞍形，分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回落。马克思没有看到这点，所以错了。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首先表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式并不是简单依据当时的一些贫富分化事实，更不是道德愤慨的情绪宣泄，而是立足于揭示资本主义的客观本性。

　　其一，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批判分析资本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不是从“邪恶”而是从“革命作用”上分析资本主义，从而把批判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否定封建主义历史规律的准确把握上。“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这就是说，马克思把对于资本主义的否定，建立在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而不是人类理性的所谓“迷误”上。

　　其二，资本主义设定了自身的发展极限，表现为自我否定的过程。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又一个原则，是内在否定原则，即自我否定。内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根据，资本主义的最终否定力量来自资本本身。《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个判断：“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2]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指出资本的本性和生命力就在于，通过追逐超额利润而获取最大值的剩余价值，因而需要永不停步的自我扩张，而使其止步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却又恰恰就是资本自身。

　　其三，马克思依据当时资本主义暴露的典型事实，首先是经济危机这一典型事实，深入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历史趋势。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永远解决不了两极分化和人的异化这两大对抗矛盾，而社会化大生产终究要引领人类跨越这一历史界限。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到来是历史的必然。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1]

　　二、历史唯物主义预告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兴起，从而奠定了共产主义的实践基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屈辱命运和艰难抗争，无不和以“鸦片战争”为起始的西方列强的入侵紧密联系。如何看待这种入侵，成为全部道路之争的焦点。在“西化”的观点看来，入侵尽管也伴随血腥和压迫，但其带来了现代文明则总是历史的进步，因而“西化”是唯一的出路；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入侵虽然依靠了现代文明，却不能使被侵略国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因而不仅本质上是野蛮的，而且预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兴起。

　　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入侵的后果时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2]这一认识成为催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重要依据。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出于高度依赖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需要，“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附属国的斗争也就必然特别尖锐起来”[3]。

　　列宁依据这一事实，不仅论证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获得解放的出路。

　　毛泽东依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经验，确立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发展方向，并庄严宣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4]。“十月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把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紧紧相连，而且决定了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方向。“十月革命”开创的建设道路，最为重要的是宣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终结，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成为中国人民必然的历史选择。

　　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现代化之所以此路不通，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所以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是因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由于一些初始条件（如没有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没有形成稳固的势力范围，没有形成世界范围“核心—边缘”的两极结构等，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竞争）的丧失，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

　　从实践上看，后发展国家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就是因为落后和受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的历时性矛盾被挤压成共时性矛盾，因此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恶果叠加显现。而且，资本主义利用与其经济政治实力相应的思想文化上的优势，不断地制造落后是因为没有实行资本主义的神话，从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混乱和分裂。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对于中国而言只能意味着国家分裂、国内混乱、国际依附、历史中断的无序状态，只能是死路一条。

　　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必定如此，即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再借此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及自觉利用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形成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也是中国梦的圆梦力量。因此，是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成为辨别中国梦和借中国梦兜售“西化梦”的根本界限。

　　三、历史唯物主义给了我们面对现实、坚定信念的“战略定力”，奠立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方法论依据

　　我国今天面临着两个“三不变”的基本现实：

　　一是就国内而言，今天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不变，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变，我国仍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不变；

　　二是就国际而言，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具有经济科技的优势地位并对我采取高压态势不变，西方利用各种方式“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不变，我国将继续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但坚持改革开放、通过学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大战略不变。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必须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既不被假象迷惑，又不粉饰太平。这里的关键是正确看待马克思关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判断之间的关系。

　　往往有人用“两个决不会”去否定“两个必然”和“两个彻底决裂”，并借以否定十月革命及其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鼓吹资本主义不可超越，否定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因此，我们必须对“两个必然”“两个决不会”和“两个彻底决裂”三者间的关系有一个透彻的理论把握。我认为，“两个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思想，也就是说，从战略上、从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当今历史的总趋势上，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的确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战略分析，表明了历史不可逆转的大潮流、大趋势。“两个决不会”是一个战术思想，就具体的国家或地区以及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而言，资本主义不但还有自我调整的空间，而且在科技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也不会立即丧失。社会主义还需要走艰难的道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需要经历一个较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能指望速战速决，要有应对困难的充分准备，这是必须遵循的战术原则。

　　但是，需要指出，战略管全局、大势、本质和结局，因而是我们信念的依据；而战术管局部、现状、细节和过程，因而是我们行动的依据。战略和战术从一定意义上看也是“务虚”和“务实”的关系。务虚不是空谈，而是看清大形势、理清大思路、把握大方向、奠定大依据，达到提高信心的目的，因而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在重大的战略转折关口，总要进行理论务虚，充分证明了其重要性。与之相对的务实，并非求真务实的大务实，而是具体组织实施的行动方案，因而必须充分依据当下的主客观条件，必须充分认识当前的艰难险阻，必须善于处理发展和收缩、坚持和妥协、优势和劣势的关系，以达到不断有所改善、有所突破、有所进展的目的，争取现有条件下的最好结果。

　　两者不能错位。如同毛泽东所讲，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有共产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必然的信心，借以确立我们的战略目标和理想信念。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必须重视对手，要看到资本主义在今天还有较大的调节空间，在今天和今后的一个时期还具有优势地位，战胜资本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如果把战略变成了战术，就可能犯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而如果将战术变成战略，则可能犯迷失方向、悲观失望的错误。用“两个决不会”去否定“两个必然”，就是犯了用战术思想取代战略思想的错误。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不断地强化理论素质和政治素质，那么在今天的情况下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完全是可能的。

　　四、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把握，是坚持党的世界观基础、坚定理想信念的关键

　　为什么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都一直称马克思哲学是新唯物主义？而且列宁特别强调哲学的党性原则就是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是最根本的哲学原则。他们为什么那么强调其哲学的唯物主义特征？而今天大量的想改变这一概括的想法，包括用实践唯物主义取代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都是不可取的？

　　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他们的社会主义叫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没有自己的价值追求，追求工人阶级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都是价值追求。但是为什么他们毫不含糊地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第一特征定位在科学上，以区别于形形色色的其他什么社会主义？今天有很多人想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定位在价值社会主义上，为什么是不可取的？

　　事实很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来自科学。正是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解剖，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才开创了改变世界的历史进程。科学认识基础上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人民实践的信心、凝聚力和创造论的依据，“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我们检验一切“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只要其客观后果是否认历史客观规律的存在、否认科学认识历史客观规律的可能性，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格格不入。由此可见，今天流行的许多时髦的西方哲学思潮，包括生存论哲学、实践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等等，从局部看也有所长，但就世界观而言，以“拒斥形而上”的名义消解“宏大历史叙事”，实际上就是拒斥历史的客观规律，因而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去甚远，我们千万不能昏头昏脑地跟风“转向”。

　　就价值观而言，西方哲学思潮的主流还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些哲学不管其初衷是什么，今天又修补什么，其无法避免的后果就是价值的多元和相对性，最后是“渎神”及价值善恶是非的混乱。要在这种哲学的基础上建构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无异于天方夜谭。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两点必须明确：1　、其是社会主义价值而不是“普世价值”；2、其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

　　就第一点而言，社会主义作为最终要超越资本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尽管其今天的发展水平还低于发达资本主义，然而其核心价值观必然体现了超越现存的历史制高点，从而高于当下流行的西方核心价值观。这种超越西方“普世价值”的历史眼界，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就第二点而言，今天有不少人对于集体主义讳莫如深，总怕因此挫伤了个人的积极性，而直言不讳要把个人主义作为主导价值观的也不乏其人。其实，重视个人并不必然导致个人主义价值观，也不一定和集体主义相冲突。实际上，只有在真正的集体中，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可能的；而个人主义的主宰，只能导致人的功利化和自我封闭，导致神圣感以至社会道德的沦丧。正如海尔布隆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设法通过培养普遍的社会意识来克服资产阶级生活的异化和分裂时，也必须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它的文化。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精神气质很可能是‘神圣的’而不是‘渎神的’，是道义上负责的而不是不讲道德的，是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而不是只讲求实际功利的。功利主义的打算将让位于对个人责任的考虑。社会主义社会必将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资产阶级社会只讲求个人名利，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以心怀集体为荣。”[5]

　　我们今天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力。其前提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具体实践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而言，所谓的学术性，就是要把决定了广大群众思想和行动的问题找准、道理说透，起到辨别是非、释疑解惑、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功效，从理论上阐明问题，而不是脱离实际、故弄玄虚，甚至混淆是非、散布谬误。因此，在根本的世界观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混乱和动摇。

参考文献：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美]R.L. 海尔布隆纳. 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M].易克信，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1982.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来源：思想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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