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姓党”更重要的是党性，执政党的党性不强才是今天中国意识形态混乱的根本原因。这种党性不强不仅突出地表现在执政党媒体的党组织上，表现在相当一批类似任志强这样的党员身上，而且很严重地表现在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上，表现在执政党制定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政策上。

“党媒必须姓党”、“党校必须姓党”，这是执政党领导人最近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知名网络“大V”任志强就是因为对这句话提出质疑(同时还因为他以往的许多超越“底线”的言论)而招致了严厉的批评并失去了在网上“大胆直言”的权利。不仅如此，作为“共产党员”，他很有可能还会受到其组织的严厉处分。

“党媒姓党”对不对呢?任志强的质疑有没有道理呢?我以为，“党媒姓党”是无可非议的，任志强的质疑是说不通的。所谓“党媒姓党”，是指执政党办的媒体要接受党的领导，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围绕党当前的中心任务引导舆论。在三年前写的一篇题为《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媒体人”的言论自由》的文章中，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一家媒体发什么文章，最后的决定权在它的老板手里。在现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一个媒体的言论自由，从根本上说就是这家媒体老板的言论自由。……。无论在‘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在奉行‘普世价值’的美国，这都是一个基本的规则。”对于执政党办的媒体来说，它们的老板就是党，要求它们“姓党”并没有什么不妥。至于争论“党媒”是用党费办的还是“纳税人”的钱办的，在今天中国的政治生态下显然不是在严肃地讨论问题，而是在抬扛。如果这样去追问，那各级党的领导机构的专职党务人员的工资也是问题了，推而广之，当年任志强的父母高级干部的职位和他本人国企董事长位置的取得之合法性也都是问题了。因此，除非彻底颠覆现行的政治制度和让执政党下台，否则这样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任志强们质疑“党媒姓党”的理由，是执政党对媒体的管控会影响到他们的言论自由。而在我看来，在今天的中国，不是言论自由不够的问题，而是自由主义泛滥、意识形态混乱的问题。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从上倒下都可以大谈特谈资本主义的先进和社会主义的落后，这是自由不够还是自由泛滥呢?在一个号称共产党的政党内，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可以随便冷嘲热讽，这是自由不够还是自由泛滥呢?在一个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建立的人民共和国里，那些抹黑革命先烈、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在法庭原告席上起诉捍卫先烈名誉的人，这是自由不够还是自由泛滥呢?在一个由毛泽东领导人民结束战乱和平建设的新中国里，有人可以对开国领袖肆无忌惮地辱骂和污蔑，这是自由不够还是自由泛滥呢?当然，公开批评在位的最高领导人的自由大概还很小，公开批评改革开放的自由大概还没有。

今天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执政党的缺位和错位。因此，此时提出“党媒姓党”不仅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是非常及时的。但是，比“姓党”更重要的是党性;执政党的党性不强才是意识形态混乱的根本原因。这种党性不强不仅突出地表现在执政党媒体的党组织上，表现在相当一批类似任志强这样的党员身上，而且很严重地表现在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上，表现在执政党制定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政策上。

党性首先表现在立党的目的性上，亦即党的奋斗目标和宗旨上。今天的中国执政党仍然在使用“共产党”这样的名称，它的党章也仍然将它的最终奋斗目标确立为实现共产主义，并且宣称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不管这个历史阶段有多长，不管经过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他们的全部努力都应该，也只应该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消灭私有制。如果党的所作所为偏离了这个目标甚至与这个目标背道而驰，党性就必然会发生偏离甚至颠覆性的改变。

党性同时还表现在党的阶级性上，亦即党的阶级利益代表性上。所有的政治党派都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无论中外，也无论阶级，概莫例外。迄今为止所有有历史记载的人类社会都是阶级社会，阶级斗争也一直贯穿始终。阶级斗争有两种存在形式：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前者是以“法制”和国家的形式存在的，后者是以“造反”和革命的形式存在的;前者表现为长期的、静态的、不露声色的社会形态，后者表现为短暂的、动荡的、疾风骤雨的社会形态。一般的说，当社会处于前一种形态的时候，社会的统治者是不愿意承认阶级的存在的，也是反对使用“阶级斗争”这样的政治术语的。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政党通常也不愿意直接表明它们的阶级属性;它们总是喜欢将自己说成是“全体公民”利益的代表。但是，剥削阶级的本性是贪得无厌，这样的本性一定会将社会推向两极分化，因此，没有一个阶级压迫的社会形态可以长治久安。当被压迫者的忍耐达到极限时，对立阶级双方的地位就开始互相转化，被压迫阶级就会从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阶级反抗就会开始，革命也会应运而生。而这时出现的代表被剥削阶级利益的“革命党”则一般很愿意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阶级立场。一个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当“革命党”取得政权以后，它们中的一些会慢慢开始模糊自己的阶级属性，把自己“超脱”成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先进组织。从前的无产阶级政党会开始用宽泛的“人民”或“群众”来取代自己以往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它们会在自己的章程里用类似“全民党”和“民族先锋队”这样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来自我定位。一般来说，当一个革命政党开始刻意模糊自己的阶级属性时，它要么已经成了剥削阶级的代表，要么自己本身就成了一个利益集团。毫无疑问，阶级性的转变必然带来党性的异化甚至完全的翻转。

党性最后还表现在党的组织性纪律性上，亦即党的凝聚力和行动一致性上。没有凝聚力的政党不能称其为政党。党的凝聚力来自两个方面：个体成员对共同信仰的忠诚和党的纪律对个体成员的约束;其中个体成员对信仰的忠诚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共同的信仰只能来自崇高的目标，而那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类的低级的、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带来的则只能是对凝聚力的破坏。单纯的强化党纪和反腐败这样的手段，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的约束和震慑的作用，却无助于提高党员的信仰忠诚、无助于加强党员的党性自觉。硬性地要求向什么人“看 齐”，不会带来真正的全党步调一致;人为地规定出一个“核 心”，也不会使全体党员万众一心。失去了共同理想，丧失了党的阶级立场，无论是党组织还是党员个人的党性都只能是越来越差。

用上面谈到的党性标准来观察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尽管党章还没有被根本性地修改，尽管“社会主义”还没有被“改旗易帜”，执政党的实质行为与它的党章，国家的实际状态与它的宪法，已经完全名不副实。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极不相符，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运行模式严重冲突。这种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严重地弱化和虚化了执政党的党性，造成了大批党员的思想混乱，造成了相当多的党报党刊的自由主义倾向，也造成了许多党组织在理论与宣传上的各行其是。这是三十多年执政党思想政治路线变化的必然结果，是“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必须面对的冷酷现实。这个问题绝不是可以通过“党媒姓党”轻易解决的。在党纪面前，有些人可能暂时会以出言谨慎代替口无遮拦，人们甚至可能会能看到媒体上一段时间的众口一词，但那不过是些空话、套话和假话。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党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