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香港《明报》观点版刊载了香港浸会大学高级讲师吕秉权先生的评论文章《23条立法前，人大可能再释法？》。吕在文中引述了两位笔者于2016年8月发表的学术论文《主权、国家安全与政制改革：“港独”的〈基本法〉防控机制》，及王理万博士于2017年1月发表的学术论文《“港独”思潮的演化趋势与法理应对》。结合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吕先生得出结论：在香港特区就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前，人大常委会可能解释《基本法》第27条中的“言论自由”，以限缩“港独”思潮的生存空间。吕先生是香港知名的传媒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他在文末透露出对言论自由的担忧：“以‘打击港独’之名，被打击的可能不止港独，还可能波及香港的法治”。

香港公众对吕文的反应不得而知，但在吕文之后，相继有《北京预告“招呼”港人新手段：就〈基本法〉27条释法?》、《陆学者又倡释法禁港独损言论自由》、《百分百的讲独自由》等在《852邮报》、《联合新闻网》和《立场新闻》等港台媒体上刊载。此类文章在“转述”上述两篇学术论文之馀，表达了对以“释法”和“立法”手段遏制“港独”的担忧和不满。如果说吕文还算“克制”的话，后续的几篇文章就相当“直接”了：直斥登载学术论文的期刊为“傀儡期刊”，将“释法”视为“动摇香港人权和法治”，呼吁港人“严正看待，聚焦关注，坚决反对”。

“对立思维”话语陷阱

在网络时代，“真相流失于传播中”。笔者上述论文中有关“23条立法”的部分，不过表达了“言论自由应以国家安全为限”、“港独会给香港带来破坏和动乱”、“立法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尊重香港民意”、“国家安全不止在于中央政府的安全，也在于包括香港700万市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安全”等近乎“常识”的观点，经转述和重新解释后，竟然成为了“冲击香港法治的法律工具”。然而，当“23条立法”被置于“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对立面，当“讲独”成为港人要“誓死捍卫”的自由，当“打击港独”成为“破坏香港法治”的同义词，说明“一国两制”的话语体系早已落入了被香港部分势力臆造的“中港对立”话语陷阱。

事实上，被误解的不止上述两篇学术论文，更有应对“港独”的法律机制“立法”和“释法”本身。以“23条立法”为例，香港特区立法维护国家安全，乃是《基本法》明文规定的宪制义务，但实情却是：一些港人视之为“洪水猛兽”，一提起“23条立法”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连资深“泛民”意见领袖吴霭仪都不得不承认“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像是一个符号，只是有人提出便会震动人心，激起争议，令各派条件反射：建制派即时‘撑’，非建制派即时‘反’。碰上特首选举，谁提23条就是民主敌人”。（吴霭仪：《给准特首与新一代的备忘——23条立法的前世今生》，载2017年3月10日《立场新闻》观点版。）再以去年的“人大释法”为例，很明显，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意在“消独”，没有也无意于破坏香港法治，但是“释法冲击香港法治”、“以释法之名，行修法之实”、“醉翁之意不在酒，释法之意不在独”等伪命题却被反覆炒作且大行其道。

打击分离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在世界各地都是理所当然的，为何在香港特区却成了如此“过分”和“恐怖”的事情？笔者将这种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差距归因为四个方面：

一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立思维”。众所周知，由于种种歷史原因，香港社会流行着一种“恐共”、“仇共”情绪，香港反对派已经习惯了将中国（内地）视为专制且落后的“他者”，而将香港看作文明且先进的“主体”。纵然香港回归已近二十年，仍有不少反对派不肯接受香港已经回归祖国的现实，亦不愿承认中央对香港特区的合法权威；对于这些反对派而言，西方“文明国家”立法维护国家安全是天经地义，但是在“专制且落后”的中国，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却会因为法律条文随时有被“曲解”和“滥用”的可能。

二是被滥用的高度自治话语。香港回归后，根据基本法的规定，中央尊重香港特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支持与尊重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尊重港人自我治理的权利。但是，中央对于高度自治的尊重与诚意，被香港部分势力理解为中央“放手不管”，进而助长了“特区独大”的心态，不经常行使的权力被当作不存在。在往后的日子里，不少港人期望中央继续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全然无视香港的政治环境已经到了中央不能“袖手旁观”的地步。当香港社会普遍形成了“中央不应干预香港事务”的心态，中央再去行使“全面管治权”，几乎必然招致强烈反弹。

三是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人作为“趋利避害”的动物，天生地就倾向于“权利”而嫌恶“义务”。在“普世价值”的年代，“主权”观念早已为“人权”观念所解构，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已经成为了绝对的“政治正确”，主权、国家安全和民族主义等传统观念无法佔据任何道德优势。何况是在自诩为“自由民主”阵营一员的香港，百馀年的殖民历史早已淡化了香港部分人的国民意识，要港人为国家安全而妥协个人自由更加不易。

四是建制派与反对派在话语能力上的巨大差距。长期以来，反对派在香港社会佔据了道德和舆论制高点，他们非常善于利用其享有的媒体资源和话语优势，以偏颇的方式解读“一国两制”，不时向建制派、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发难。反观建制派、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他们的话语体系尚未形成，议题设置能力不强，舆论引导能力较弱，习惯于被动因应，难以有效引导香港舆论。甚至当反对派宣扬“违法达义”和“勇武抗争”等明显违反法治精神的主张时，建制派、特区政府都不能及时予以阻遏和纠正，只有当前者做出“辱华”等极端“出格”的举动，后者才可进行最低限度的舆论“还击”。

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会导致多重不利后果：首先是“港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港独”最先威胁到的是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因而遏制“港独”不仅是中央政府的任务，更是香港特区的任务。同时，遏制“港独”也需要香港社会的配合与支持。如果香港社会执意纵容或偏袒“港独”，那么“港独”的问题将长期得不到解决。其次是中央在香港的合法权威得不到落实。《基本法》规定了多项中央享有的权力，由于反对派善于製造议题和操纵舆论，中央依照正当程序行使合法权力屡屡遭到质疑，这种情境显然不利于中央治港权和对港政策的落实。再次是香港的“人心回归”遥遥无期。中央对于“一国两制”的阐释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一国两制”的政策法律优势如果不能转化成舆论优势，就不能赢得香港民心，甚至可能起到反作用。最后是“一国两制”的长远事业受阻。“一国两制”的诠释和论述权如果受制于人，中央对港方针政策和香港政府的施政必然会在“话语陷阱”中越陷越深。

话语创新的几点思考

进入二十一世纪，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怎么说”。这告诫我们，在宣传“一国两制”时，不仅应当注重对“一国两制”实质的宣传，更应当注重宣传“一国两制”的形式。要言之，应当以香港社会能够接受的形式宣传“一国两制”的实质。应对“港独”则更是如此。考虑到“港独”问题的严峻性，为了争取香港社会对打击“港独”的支持，应当加强“一国两制”话语方式的创新，使得遏制“港独”的话语能够为香港社会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关于“反港独”的话语方式创新，笔者仅此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思考：

第一，从起点上，应当从香港—内地“命运共同体”出发。由于“两制”的差异性，不少港人认为香港与内地之间存在互相竞争的权力关系，因而需要构建“港人统一体”来对抗内地和中央。这种设想显然是片面和错误的。香港与内地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港独”亦是如此，它既损害了国家利益，也损害了香港市民的利益。在宣传“反港独”时，应当始终将香港和内地作为命运共同体，将香港社会作为“反港独”的统一战线，避免渲染香港与内地的对立。

第二，从情感上，应当具备平等对待和换位思考的能力。虽然中央与香港之间存在垂直的权力关系，但是就香港与内地而言，两地的媒体、学者、网民之间应当是平等的。香港社会少数人出于歷史优越感，将内地视为“专制落后”的“他者”固然不对。但是内地的媒体、学者、网民也应当摒弃那种“恩主心态”。在论述“一国两制”和“反港独”时，应当具备平等对待和换位思考的能力，顾及港人的感情和接受能力。

第三，从逻辑上，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和就事论事的原则。早些时候，由于两地矛盾激化，香港与内地的网络上瀰漫着一种不理性的情绪，双方网民对骂，这种谩骂式的“交流”显然不利于“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论述“一国两制”和“反港独”时，内地的学者和媒体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和就事论事的原则，不动辄诉诸于“殖民心态”和“国际阴谋”等诛心之论；辩论时，应当聚焦于争论的事件本身，避免给予别有用心人士转移视线的机会。

第四，在论证上，应当基于客观事实，形成全方位的“反港独”论述。宣传“一国两制”和“反港独”，不应当停留在“喊口号”的浅薄层面。相反，论者应当深入了解香港社会的歷史和现实，研究“一国两制”的来龙去脉和前世今生。面对“港独”谬论，应当“摆事实、讲道理”，从文化、歷史、法理和情理等层面论述“港独”的不成立性，指明“港独”对香港社会的危害，从而形成全方位的“反港独”论述。

第五，在语言上，应当选择故事化、富有人情味的表达方式。在论述“一国两制”和“反港独”时，应当避免冷冰冰的意识形态话语、杀气腾腾的民族主义话语和老套僵化的道德指责。相反，论者应当深入了解、研究和掌握香港社会的话语思维和表达习惯，增强内地与香港社会传播对话与接轨的力度，寻求内地与香港在感情上的共振，使“一国两制”和“反港独”话语能够为香港社会更好地理解和充分接受。

祝捷系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章小杉系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