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期以来，中国各大媒体先后报道了委内瑞拉因国际石油价格大跌导致财政收入锐减，经济陷入困境，物资严重短缺，哄抢事件不断的消息。国内的一些米奴幼鼠们见此消息兴奋异常，它们由委内瑞拉的宏观经济政策引申到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最终又扯出了中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谣言，借以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所谓中国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谣言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已成为中外反毛反共反社势力三十余年来污蔑诽谤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要谣言之一,一有机会必反复鼓噪，大有将谎言重复一万次变成真相的趋势。只所以它们抓住这一谣言不放，是因为如果“三年大饥荒”造成当时中国5%以上的人被活活饿死，这是多大的反人类罪呀，共产党还能执政下去吗?社会主义制度还能存在吗——这就是制造并反复传播“饿死三千万”谣言的险恶用心。

     一、“饿死三千万”为什么是谣言。

全世界无论哪个国家如果在和平年代导致全国近二十分之一的人口饿死，都将会是一起严重的人口事件，必然造成国内动乱或世界震惊。1959年中国刚刚解放十周年，正是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集团封锁扼制新中国最疯狂时期，而且中国大陆还潜伏很多美蒋特务，如果新中国真的出现“饿死三千万人”，美国、台湾必然会抓住这一严重人口灾难大做文章，作为反华、反共、和平演变的重量级新闻而采用一切手段大肆渲染。而事实上直到八十年代初，国内外除认同中国1959-1961年发生了全局性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外，均无大规模饿死人的传言。据最近解密的美国CIA等情报机构1961年4月4日内部发表的关于大跃进期间中国的情况分析的文件显示，中国大跃进后期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经济建设出现了不小的问题，并影响到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导致一段时间内人们营养不良。但文件中并无大量饿死人的记载。

大家知道，中国从1962年至1979年下乡或回乡知识青年总计二千九百余万人，17年中全国人口从6亿增长到9亿，平均计算二十五人中有一名知青，到八十年代初全国90%以上的人都认识或了解身边的知青情况。而三年困难时期如果平均每二十人中有一人饿死，为什么到八十年代初全国99%以上的人都不知道或未听说身边有人被大量饿死呢?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现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口约三亿多，他(她)们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见证者，至今也没见几个人拿出真凭实据证明那时他的家人、亲友、乡邻中谁被活活饿死(恶意造谣者除外)。要知道，那个时代非正常死亡一人也算是重要新闻，即使政府封锁消息，通过民间口口相传也能迅速传播到周边数十公里范围，而“饿死三千万人”属于涉及全国千家万户的特大灾难事件，全国人民和中外媒体当时都不知情，直到事过二十多年后才大吃一惊地突然出笼并炒作，只能说明“饿死三千万”是事后人为制造的十分荒谬的谣言。

到目前为止，用文字叙述“饿死3600万”且影响最大最广的文学作品是《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于2008年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一书，但该书已被孙经先教授运用统计学、逻辑学原理和大量历史数据或事实给予了深刻揭露和批判，驳斥和否定了书中编造的一系列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重大错误和谣诼。2014年7月6日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孙经先同杨继绳进行了面对面直接对话和辩论，杨继绳对孙经先教授揭露《墓碑》中的一系列重大谬误的发言无法做出实质性的反驳和回应还无理取闹，充分证明了说谎者的心虚。据杨继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白：我现在主要精力用于围绕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胡乱读书，胡思乱想，胡思乱写。“三胡”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精神生活的需要，也为了偿还文债，换取些许Money也是一个目的(摘引自2015-11-12[天行健地势坤微信号]《杨继绳荣获瑞典史迪格·拉森奖》一文)。由此可见，杨继绳的《墓碑》就是个“三胡”产品，是为满足自己精神需要和骗取金钱的胡言乱语。

上述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饿死3600万”就是一个针对中国共产党而编造的重大政治谣言。

    二、谣言是怎样制造传播的?

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将1949—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编辑成《统计年鉴》予以出版公布。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材料公布后，美国官方反映异常敏感和强烈，他们似乎从这些材料中看出了破绽，于是紧紧地扣住1958——1962年的人口资料大做文章。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带领他的助手对这些人口数据进行了研究和推算，估算出1958年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口为8620万人，减去正常死亡人口 5940万人，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680万人(约为2700万人)，并进一步推算出 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科尔将这一推算结论写成《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在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及教育委员会的《人口与人口学第27号报告》公开出版发行。

该文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报道了中国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消息传到国内，正好迎合了一些反毛反社的伤痕派、西化派的政治需要，他们兴高采烈，如获至宝，添油加醋地广为传播“人民公社、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杨继绳之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配合西方抹黑社会主义新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利用自己的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身份，打着“还原历史”、“揭露罪恶”的旗号，用历史虚无主义手法，胡编历史，伪造数据，炮制出《墓碑》一书，意在肆意抹黑毛泽东时代、恶意毁谤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推翻中共领导的罪恶目的(这也正是杨继绳之流的精神需要)。值得一提的是，杨继绳的《墓碑》一书在被国内有良知的专家学者彻底揭露和否定后，瑞典2015年“史迪格·拉森奖”却于2015年10月授予了“因挖掘和告知中国饿死3600万真相”的杨继绳。这充分暴露了所谓“饿死三千万”是一起典型的由中外敌对势力内外勾结、相互配合、精心编制的政治谣言，是泼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的一盆污水。

      三、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饿死三千万”的谣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美国加工编造后传回中国，西化精蝇幼鼠们三十余年来从没放弃对这一谣言的传播与放大，现在“饿死”人数已炒到八千多万，而且一口咬定那几年风调雨顺，“三年大饥荒”完全是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带来的“人祸”。杨继绳在瑞典史迪格-拉森奖颁奖典礼上的书面答谢词中写道：“从1958 年到1962年，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情况下，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因当年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过错，数以千万计中国人因饥饿而死。”把矛头直指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外造成了极其恶劣影响。为此，爱国学者孙经先教授先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红旗文稿》、《党建》等多家主流报刊上发表《“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等多篇文章，用求实的态度、严密的逻辑、科学的数据、详实的史料彻底驳斥了杨继绳及其《墓碑》的谎言，时评作家杨松林(网名“邋遢道人”)所著的《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10月出版)，对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部分省份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量以及原因和教训，进行了全面、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述，被誉为精准驳斥“饿死三千万”这个弥天大谎的第一书!大家有兴趣可以查阅。这里，笔者还想澄清三个问题。

一是中国国家统计局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真实性问题。“饿死三千万”是美国学者根据这部《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推算出中国 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结论。那么，《统计年鉴》统计的中国 1960年出生人口数是否准确呢?笔者将这一数据同第三至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发现，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公布的1960年出生人口数为13795007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出生于1960年人口数为14307196人(比《统计年鉴》多出512189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出生于1960年人口数为14443119人(比《统计年鉴》多出648112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出生于1960年人口数为14684726人(比《统计年鉴》多出889719人)。就是说，1960年出生人口在经历了“饥荒”、疾病或意外死亡、移民出国等四十年的淘汰因素后非但没有减少一人，反而还多出来近89万人，这样的数据是否荒谬之极?出现这样的错误虽不能武断地认为是有人别有用心所致，可能与当时相对落后的人工统计误漏有关，但用这些不实数据推算出来的结论只能是谬误，把谬误当真实反复炒作传播必然充满主观恶意。

二是关于是否存在“三年自然灾害”问题。其实要了解真相并不难，现在互联网查询非常方便，只需百度一下便真相大白。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1959-1961年灾情报告显示：1、1959年全国出现了五十年代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且都集中在全国主要产粮区，对粮食生长的影响十分严重。2、1960年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50年来首位。3、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为建国50年来的第2位，其中1961年8—10月东南六省遭受台风袭击11次(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50年里最多的，淹没农田180万公顷，造成大量渔船损坏、房屋倒塌、海堤冲毁等，直接死亡5000余人。时至今日，我国出现严重自然灾害时，科学的说法还是五十多年一遇(未超过三年自然灾害)。现在，一小撮西化精蝇幼鼠们一口咬定1959至1961年风调雨顺，完全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

三是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为因素问题。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遭遇“三年困难时期”既有天灾，也有人祸，人祸的主要因素分外因和内因。外因是，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义撕毁合同，趁我国遇到经济困难逼债，试图以此迫使中共屈服于苏联，为了还债，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传》第1547—第1548页)，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内因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尤其是农村人民公社的成立，工人农民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党中央顺应民心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但是从中央到地方一些领导干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滋生了树政绩急于求成的“极左”思维，只图“多快”、忽视“好省”，一平二调、公社食堂、放卫星、浮夸风相继出台，什么徐水经验、桃园经验引领潮流，尤其是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造成的极大浪费和1959年在农业生产计划中减少粮食播种面积以及超额征收统购粮等“极左”政策，严重削弱了抵御三年自然灾害的能力，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面对天灾人祸，毛主席、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一是从1959至1961年，采取全国粮食统一调配和进口等办法，向灾区农村返销了总计546.6亿公斤粮食，占总征购量的34.4%，有效缓解了粮荒。二是针对1958年以来全国范围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从1960年下半年起在全国开展了一次自下而上的纠“五风”教育整风运动，迅速纠正了“五风”的危害。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齐心协力和互帮互助下，虽因粮食短缺，营养不良使少数年老多病或体质衰弱者因免疫能力下降而早亡，但并未发生全国范围的群体性、大范围的死人事件。像信阳地区饿死人现象是由于地方主要领导执行错误路线造成的极端个别事件，不具普通性。将个别地区极端现象放大成全国普遍现象从而捏造出“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中外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一环。

综上所述，“饿死三千万”是美国反华势力利用中国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中的不实数据而捏造的，被国内西化卖国集团反复放大传播用于反毛反共反社宣传的重大政治谣言。三十年来，只要有爱国人士正确评价社会主义成就、歌颂毛主席、共产党，就总会有人跳出来用所谓“饿死三千万”进行恶毒攻击和诽谤。“饿死三千万”谣言已经成为了中外敌对势力毁谤毛泽东主席、攻击中国共产党、抹黑社会主义和对抗习总书记关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论断的重要工具。面对这一现象，民间揭露、批驳的文章很多，但官方却异乎寻常地一直保持沉默，既不认可，也不辟谣，好似谣言与己无关，的确令人匪夷所思。为此，笔者作为一名普通中共党员在此慎重呼吁党和政府，不能再沉默了，“饿死三千万”谣言看似污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时期，实质上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面对这一泼在中国共产党头上的污水，必须坚决予以澄清。只有实事求是地对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中的不实数据进行纠正或说明，公开“三年困难时期”真相，划清责任界线，旗帜鲜明地维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象，彻查谣言传播网络，重拳打击敌对势力的进攻，才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使谣言不攻自破。否则，继续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最终受伤害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