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腾讯高级副总裁、腾讯究院院长郭凯天，日前在《互联网+时代的立法与公共政策》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互联网+”时代，产业间的融合创新层出不穷，政府如果套用传统的互联网监管模式，会极大地遏制创新。因此在处理这些新问题时，迫切需要政府的管理理念实现由“监管”到“治理”的转变，在这其中，更要特别重视包容性治理与内生性治理。

    一、“互联网+”是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曾很长时间领先于欧美，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技术变迁速度的不断加快，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加快科技创新，希望能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目前多数观点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将对全球经济社会产生颠覆性影响，且速度会远远快于前三次工业革命。从技术革命的规律来看，我认为正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开展的“互联网+”行动，依托其强大的“连接”能力与“赋能”功效，将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全局性、系统性的影响，是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牢牢抓住的一次历史机遇。

回顾三次工业革命，我们发现“连接”与“赋能”是历次科技革命所共有的巨大力量。所谓“连接”，即新技术的发展所催生的新的工具或者应用，将以往孤立隔绝的人口和物质资源等连接在一起，使得人类远程的大规模协作成为可能，资源得以最大程度发挥其价值，从而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所谓“赋能”，一方面是指人们为适应新生产要求，不断增长个人知识和能力，但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企业和个人在“连接”的基础上，进一步释放自身潜力，探索未知，为创造新的社会变革提供可能。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催生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五大洲得以连接起来，带动了欧洲财富的急剧增长，催生了以欧洲为主导的全球格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技术和内燃机的出现，使得公路、铁路、电网等系统成为了国家基础设施，将内陆连成一体，使得国土资源丰富的大陆国家抓住机会，崛起为新的巨头，美国和苏联恰是如此。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中，“要致富，先修路”的连接理念与此一脉相承。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或者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借助于日益发达的传感器和智能终端，使得连接更加便利，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随时随地连接在一起，万物互联成为可能，各类资源所蕴含的活力得到巨大释放。看到潜在巨大机遇的企业和创业者，借助于互联网这一“连接一切”的基础设施，正在探索如何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创作更多的社会经济财富。

当下的中国，我们在“连接”和“赋能”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截至2015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提高至48.8%，成为全球最大的网民国家。在产业层面看，各领域的企业对“互联网+”进行了广泛探索和深入实践，资本市场也纷纷投入到“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来，从网络约租车到O2O，从互联网理财到网络医疗，从3D打印到智能制造，互联网应用不仅融入到交通金融、商贸、教育、医疗等服务业务，同样也渗透到制造业、农业等传统行业，推动各行业生产和组织管理模式的巨大变化，使资源得到更好地配置和利用。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也在转变传统服务理念，利用成熟的互联网技术和产品，不断提升在线服务能力，涌现出一大批口碑良好，群众点赞的政务微信、政务APP等。从公众层面看，互联网创业更是成为一股热潮席卷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在塑造新的经济格局。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指出，“每每出现新的技术革命，人类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便会发生深刻变革。但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这些突然发生的变革可能要持续很多年才能全面展开。”因此，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战略的持续实施，我们经济社会的诸多领域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革命性变化。

    二、“互联网+”时代需要解决新问题

我们注意到，任何一次新的科技革命，都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技术与传统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二是新技术发展本身所带来的新问题，三是传统社会问题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新变化。

在新技术与传统利益之间的冲突方面，恰如当年火车刚刚发明的时候，被要求时速不得超过5公里，以避免对马车运输业造成冲击。在“互联网+”所带来的产业融合过程中，大量的创新模式由于会涉及到传统产业格局和管理模式，也会产生政策监管方面的新问题。目前在网络约租车、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医疗等领域，已经陆续出现一些创新与监管的问题。

目前我国在互联网的管理方面，主要参考传统行业管理模式，强调在行业细分基础上的市场准入监管。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产业间的融合创新层出不穷，如果套用传统的监管模式，会极大的遏制创新。因此在处理这些新问题时，迫切需要政府的管理理念实现由“监管”到“治理”的转变。在这其中，更是要特别重视包容性治理与内生性治理。

所谓包容性治理，即对于产业创新发展有实际需求，而且在技术上可以保障安全性和可行性，但政策上还有障碍的问题，应该尽快打通。例如在支付领域，二维码支付一度因安全问题被叫停，但后来经充分研究论证后，证明了此种支付方式的安全可靠，目前该支付方式已经被公众广泛采用，极大地便利了百姓生活。所谓内生性治理，即要重视市场自身的力量，对于通过市场充分竞争验证的行业内生性管理方法，可以在行政管理中予以引入，并可用于完善和更新旧的行政管理机制。例如在网络约租车领域，其通过信用评级和评价体系建设，很好的解决了司机资质和服务质量的问题，值得传统交通领域的借鉴。

除了新旧利益的碰撞的问题外，新技术本身也会带来许多新问题。典型的如网络安全问题，这是互联网所带来的最大的内生性问题，网络诈骗、网络黑产、信息盗取等网络犯罪问题对社会危害极大，欧盟有研究机构称，全球政府花在应对网络犯罪的成本就有4000多亿美元。这些问题也是互联网企业一直在努力应对的。除此之外，网络中立、个人数据保护、政府数据开放、版权保护、数字鸿沟等问题，也都是“互联网+”时代需要正视和回应的。

另外，一些传统社会问题，例如三农、消费、就业、人口、环境、教育等，各界都寄希望于能借助互联网予以更好地解决。

    三、互联网+时代需要开放协作的研究共同体

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往往存在不确定性，其所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更具复杂性。在我国“互联网+”这场新技术革命演化中，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生产消费模式会发生哪些变化，社会和经济会发生哪些变革，人类的协作方式会发生哪些变化，政府的管理模式会如何改变，我们是否对于迎接新变化做好思想和制度上的准备，这些都是有待于我们持续观察和深入思考的问题。

独行快，众行远。腾讯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打造开放协助的互联网学术圈，发挥自身立足实践的优势，提炼行业遇到的新型问题，与各界贤达一同思考解决之道。本书中所包含的相关互联网法律政策的文章，是从行业层面对目前我国互联网制度层面的一些观察，抛砖引玉，供各界贤达参考。未来还需要各界贤达与腾讯研究院一起，共同致力于观察、思考中国互联网发展中的新问题，以更有洞察力和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共同助力这场历史性的“互联网+”变革。

 （来源：腾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