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多年缺乏顶层设计遗留的历史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再次面临令人闻之色变的“国企改革”】
本人3月8日、21日分别发表了两篇长博《改革弊端不能再延续》和《改革弊端拨乱反正(一)》,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其中提到在过去三十年(主要是后二十年)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由于缺乏顶层设计,改革流于碎片化,因而也存在很多弊端。主要体现在:
1、在制度设计上,罔顾民间缺乏资金积淀这一国情,普通百姓根本无力参与资源分配,相当部分先富者是靠利用手中权力或父辈影响力,化公为私把本属于全民所有的资源变成了其个人私有的财富,既催生权钱交易,成为后来出现大面积塌方式腐败的温床,又导致相当部分百姓仇富、仇官甚至对党和政府不满;
2、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改革非但没有给普通百姓带来看得见的好处,反倒令大家失去了原有生老病死和住房、就业这些基本保障,生不起、死不起、病不起、住不起、老不起这五座大山沉重地压在普通百姓头上;
3、在意识形态领域,虽然口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实际上有意无意淡化甚至侮辱开国领袖,放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导致三观不正是非不分,资产阶级的所谓宪政、民主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境外反华势力借助宗教和一些伪公知、律闹甚至共产党员在网络和现实中煽风点火、造谣滋事,导致人心涣散,党的威望和凝聚力急剧下降;
4、改开之初的国民经济,主要靠以出让不可再生的国有土地资源为龙头,带动房地产、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及百业兴旺、GDP快速增长,这办法见效快、短期效果明显但却缺乏发展后劲,无论可供出让的国有土地还是对房地产的需求都是有限的,一但资源枯蝎或需求减缓,国民经济下行是必然的。
现在,国民经济下行的局面已经出现,给本届领导班子留下了很大并且极难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由于就业、医疗甚至身后事缺乏保障,百姓有钱不敢花或没钱花,需求乏力、市场疲软;另一方面,可用于航天、航母等急需的特殊材料有效供给不足,但部分行业特别是煤炭、钢铁等原来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较大的产能却严重过剩,而在煤炭、钢铁行业中的龙头大哥,绝大多数是国企甚至央企,给国家财政造成了较大负担,迫使政府不得不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去产能”、“去库存”、减少“僵尸企业”等措施,这就使得部分国企不得不面临令国民闻之色变、极为敏感的二次改革。
国民之所以闻“国企改革”色变、极为敏感甚至反感,除了对本届政府的改革思路理解不够透彻外,主要源于对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第一次无序、混乱的“国企改革”心有余悸甚至深恶痛绝。
在此,我不得不插上一段:本人原就职于广州万宝,负责万宝集团的具体筹建和内部体制改革工作,由于万宝当时是国家四大重点试点集团之一,因此,在1986-1989年间,曾多次受原国家体改委邀请,参与过整个国家经济体制配套改革政策研讨。此时期改革比较良性,是在时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主持下进行的,鲜有提及小平同志,除了出现官倒、物价阶段性上涨和意识形态领域局部动荡外,基本没出大问题,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始于此时期。当时国民经济体系,基调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允许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并兴办民营企业,国有、集体、外资、中外合资、民营和个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和民生兜底作用不变。在这方面,原广州工人医院(又称第四人民医院)进行过很有益的尝试:该医院在保留原为广州市普通在岗职工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职能同时,辟出一隅引进外资,经过装修,另外开设了华侨港澳同胞医院。工人医院的收费是很低廉的,但环境相对较差,挂号、候诊、交费、取药均要排队、等候,而华侨港澳同胞医院环境很好,全部装上了原来很少见的空调,进去后有专门的护士导诊、安排就坐并递上茶水,除就诊需本人亲自面见医生外,其余挂号、候诊、交费、取药均由护士代劳,但收费很昂贵。就这样,该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资金积累和政府投入,发展为现在比较现代化的钟南山院士所在的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当时的改革思路,由国家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普通百姓不会病不起;但如果你有钱,嫌公立医院条件简陋、就诊麻烦,可以去高价的外资或私家医院就医,两者互不排斥、同时并存、相互补充、错位发展。不但医疗如此,住房、教育、就业、殡葬等改革,莫不如是。至于国企改革,是对部分的确产能过剩而又非国计民生的基础或支柱产业,视不同情况,分阶段采取关停并转留的方式进行,在妥善安置好原有企业职工的前提下,循序渐进,改好一批,再进行第二批、第三批。但在我们的原有改革设计中,绝对不会在未有提供社会保障或就业替代措施的前提下突然出现大规模下岗失业潮,更加没有把国营或集体企业以改革的名义实质进行私改或变相私改即改制的构思,国有或集体资产也不会流入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或个人手中。如按原来的设计思路走下去,中国的改革开放将是较为平稳的,不会出现后来那么多的民生和社会问题。可惜,在其后的20多年中,改革已经明显偏离了原有设计轨道,其成果即现状,除官方及一部分人外,民间的认同率并不高。
大规模的下岗失业潮和以国企改革为名进行的改制,最早出现在原中央领导更替后的90年代。我个人认为,这是后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最为伤害百姓,对我国原有整个政治和经济体系、道德信仰基础破坏最大的一个阶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1、首先,改制的理论依据是国有集体企业吃大锅饭,人的积极性不高,生产效率低下。我个人认为,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我70年代后期下乡当知青、80-90年代分别在广州氮肥厂当工人和在广州万宝当干部,期间分别担任万宝属下三个分公司法人代表、行政一把手。无论当知青、工人或走上领导岗位,所在的都是国企。而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干部职工,在当时都是尽自己所能,不计报酬、加班加点拼命工作,力图为所在企业多作贡献的。去年我到湖南出差,与原长沙中意集团总裁相聚,谈起当年情况,都觉得我们就一工作机器,不需要什么劳动法,天天加班加点也没人要、没人给加班费,食堂能煮个夜宵就很满足了。更难能可贵的是,虽然我们这一代纪检监察部门人很少,但很少贪官。我在万宝工作长达10多年,集团员工共有3万多人,总共才有4个中层以下干部或普通职员因为收受客户给的香烟、饮料折价3000多元而被判刑。其余的,包括我,几经审查、审计都没查出有经济问题。我分析总结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廉洁奉公和勤勉敬业的主要原因,源于从小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熏陶和党的宣传教育长大,自觉、自律、有信仰、有奉献精神,在当时我们的心目中,工作不是为个人谋私利或留后路(没有下岗失业出现之前,也根本不需要留后路),而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我查过十八大后落马的高官,绝大多数是90年后才被提到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职位的,而我们这些在80年代就享受处级以上待遇的干部,很少出问题。特别是万宝,在所谓改革改制、包括我在内原有中层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迫离开以后,光曾经担任过副总经理(厅局级)以上高管,被判刑的就有两人、畏罪自杀一人。而在80年代,这些人要么还没来万宝,要么只是个普通职员。这不是原有的企业体制问题,是后来的信仰和自律意识缺失,以及选人用人机制出问题。因此,改制缺乏理论和实际依据,无此必要,更加不是非改不可。
2、其次,改革是必须的,但又不能胡来。包括在毛泽东时代,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民众觉悟提高和建设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基础设施等整体布局需要,农村由单干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城镇由私营、公私合营再到国营或集体化,本身就是一种改革。随着毛泽东时代打破帝国列强对新生红色政权封锁,自力更新、艰苦奋斗,在国际上赢得了尊严和尊重,封锁已经逐渐放松,以及冷战时代基本结束的国际大环境下,适度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换代,并对随着生产力发展已经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局部进行调整或称改革,包括国有或集体企业同样是必须的。但问题首先搞清楚为什么要改,以及怎样改。再说,改革与改制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改革只是对产业布局和公有制企业内部人财物产供销等管理机制进行适当调整、改良,而改制则是改变公有制企业的性质及其与国家、国民的关系。改革可以积极探索、大胆试行,而改制则必须慎之又慎。本届领导班子出于对产业布局重新调整而提出的国企改革,之所以令相当部分国民闻之色变、极为敏感,源于上述90年代借改革为名进行改制的方向性错误和实际效果的失败。
除了我前两篇系列长博和本文所提及的90年代借改革为名行改制之实,使本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被少数人瓜分、掠夺和占有,造成几千万产业工人下岗失业、殃及近亿人口且至今未有得到有效补偿和救济外,同样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试举两例来论证盲目改制的失败与危害:
第一例,是本文配图所用的健力宝。健力宝与大多曾经盛极一时的国有或集体企业一样,奠基于毛泽东时代,崛起于80年代良性改革时期,而衰落于90年代开始的改制。1983年,时任广东三水县酒厂厂长的李经纬,去广州出差,在街边买了一瓶易拉罐装的可口可乐,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喝到这个饮料,突然萌发了做饮料的念头。一个偶然机会,曾经担任过县体委副主任的他听说广东体育科学研究所研发出一种“能让运动员迅速恢复体力,而普通人也能喝”的饮料,便找上门去要求合作。由此,一种橙黄色的饮料水被开发了出来,被李经纬引入原三水酒厂生产,并将这种饮料命名为“健力宝”,时为1984年。当年的三水酒厂年利润只有几万元,但李经纬和他的创业团队却敢把目光直接盯向奥运会。8月,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在8月7日的女排决赛上,中国女排以勇不可挡之势,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美国队,实现“三连冠”。当时有记者发了一篇花边新闻稿《靠“魔水”快速进击?》,他好奇地发现女排运动员在比赛中一直在喝一种从没有看到过的饮料,于是便猜测“中国运动员取得15块奥运金牌,可能是因为喝了具有某种神奇功效的新型运动饮品”。随后,一位随团采访的《羊城晚报》记者看到了这篇新闻,便将之妙手改写成“中国魔水”风靡洛杉矶,由此,健力宝一夜成名并迅速为国人所熟悉和接受。1984年,健力宝的年销售额只有345万元,第二年就飞蹿到1650万元,再一年达到1.3亿元,至1997年,其销售额突破50亿元,成为唯一可与可口可乐抗衡的“民族饮料第一品牌”。同年8月,中国饮料协会公布行业数据,健力宝在产量、总产值、销售收入和税利四项均排名第一。但,健力宝的命运却在此时刻以无比残酷而又莫名其妙的转制方式开始走向了自我毁灭的衰落之路。至今无人追究:当时的三水市市长为何在健力宝鼎盛时期突然决定要出售健力宝,又为何拒不接受李经纬及其创业团队4.5亿元的报价,最终以3.38亿元将健力宝75%的股权卖给毫无饮料行业从业经历、号称气功大师的骗子张海?在签约仪式上,功败垂成的李经纬如一匹被弃的老战驹,配图中我称之为“含泪无语问苍天”的照片被刊登在国内所有新闻媒体上,观者无不为之动容。最终,与市政府彻底闹僵了的李经纬,被以贪污罪判刑15年,并于2013年4月22日因病去世,一代悲剧英雄从此谢幕。而骗子张海,则以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同样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曾经盛极一时的健力宝,逐渐淡出了饮料的主流市场。张海在服刑期间,数度花钱买减刑并在保外就医时弃保潜逃到了海外。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都对张海的出逃极为重视,总结经验教训严格限制减刑,但健力宝在所谓改制中由盛至衰的教训,却至今无人触及,对健力宝衰落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原三水市市长,不但无人问责,而且还一路升迁。
第二例,是我所熟悉的万宝集团。我是1984年进入万宝的,当时叫广州冰箱厂,万宝的前身是广州二轻机修厂,是个只有100多人,年营业额和亏损额均为100来万的小型集体企业,1983年开始引进国外成套技术设备,转产电冰箱。在我入职次年,联合10来个同是小型的集体企业,成立广州市电冰箱工业公司,后改称万宝电器工业公司。在当时的创始人带领及整个创业团队通力合作下,万宝发展很快,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产品由原来单一的电冰箱发展为拥有空调器、冷冻冷藏柜、洗衣机及电磁炉等大小家电系列。1987年,由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主办的国内企业综合实力排名中,分行业排名,万宝雄踞家电行业榜首;不分行业则排全国第41位、广东省第3位、广州市第二位。1988年,万宝集团成立,并经国务院批准,与一汽、二汽、深圳赛格一起,被列为国家四大重点试点集团之一。在80年代中前期至90年代中期,万宝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万宝的衰落,主因一是其创始人出国访问逾期不归后群龙无首;二是在其离职后,当时的广州市委、市政府用人不当,尤其是第三任继任者,完全不懂生产经营,万宝内部40多个成员单位由原来人财物产供销六统一、组成联合舰队集群式大规模参与海内外市场竞争,到改革成化整为零、各自为战,24个工业企业之间甚至出现互相内战,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统一指挥和集团合力;三是外资渗入,国有资产被大量稀释并流失,缺乏发展后劲。最典型的是其中的万宝番禺基地,该基地是我担任万宝集团筹建办主任期间,出于万宝长远发展需要,提出并经当时的创始人同意后,具体负责项目前期征地等规划工作的。当时我很年轻,胆子特别大,一下子就圈了近100万平方米山地,连三通一平,项目用地总投入约1亿元。后来集团主要领导易人,以30多亿元作价,与几个知名外国品牌制造商合资,分别成立空调、压缩机和小家电等中外合资企业。刚开始,万宝是占大股的,但后来外资方以前期开发市场投入较大、发生亏损为由,要求万宝追加投资,但此时万宝已开始走下坡路,无力增加巨额投资,唯有减少持股比例。如今该地块市值约150亿,但万宝只占很小股份,虽然产值等统计口仍然归属万宝,表面上还是个大型企业,但万宝品牌所占市场份额已不可与昔日同语。去年,我家原有的万宝冰箱在使用10多年后坏了,虽然人早已离开,不过出于对昔日所在企业感情,我叫家人重新买一台万宝的,但跑遍广州市场难觅其踪,只好作罢。又一个知名的民族品牌,就这样衰落了。
由此可见,改革甚或改制同样是把双刃剑,特别是改制,一定要慎之又慎。切不可让职工大规模下岗失业而又没有就业替代或社会保障措施的现象再度发生,又或者借改革或改制为名,让本来已经被极不公平地分配了一次的社会资源或财富再度进行不公平的二次分配。因为无论怎样混改,除职工内部持股外,有资本或称资格参与国企股份制改造的,只是早已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普通百姓日子本已过得紧巴巴的,何来闲钱投资国企改革并从中获取收益?改革,不能只是少数人的盛宴,说好的让全体国民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不能永远都是一张没有兑现的空头支票。80年代的物价上涨,说是改革阵痛;90年代的下岗失业潮,也说是改革阵痛;00年代的就业困难,还说是改革阵痛。现在已经10年代了,国民经济的下行,可否别再说是改革阵痛?我从10来岁开始痛到现在,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果断措施为国民止痛。否则,长期的痛已经不能说是阵痛,而是过度伤害引致的肌肉痉挛,再不止痛,是会死人的。
至于有些网民一见国企改革的字眼就骂,特别提到混改,骂得更厉害,本人认为大可不必。虽然我也有怨言,也会发牢骚,但毕竟是曾经的小半个过来人,深知本届政府的确有他的难处。我理解为何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并不完全认同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在供给侧这一观点。我在想,是否可以借助这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解决需求端拉动乏力这另一主要矛盾,彻底跳出一个经济泡沫破灭、不得不重新制造另一个泡沫去填充的周期性怪圈,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性快速增长?还是那句话,由于命题太大,为免晦涩难懂、篇幅过长,等我有空再写出《改革弊端拨乱反正(三)》去阐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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