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用化研究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 这是一个充满新意的指示，它的到来可谓恰逢其时。

在过去的20多年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长期被边缘化。活跃在各大媒体、论坛上的经济学家大多打着西方经济学的旗号，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却很难发声。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被列入高校的必修基础课程，但是经济学界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被一些庸俗经济学家所把持，这突出体现在学术成果评定、高校教学安排、学术资源分配等诸多方面。之所以出现这种令人担忧的局面，主要有两方面因素：

一方面因素是某些领导干部思想出现了蜕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所以更不会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回事。这类领导干部往往热衷于追捧西方经济学，动机其实是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工具为自己制造短期政绩、积累政治资本。前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号称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读了多遍，然后将宿迁市的公立医院卖了个精光。前吉林省委书记王珉熟读西方产权理论，短短几年间将吉林省属国企卖掉一大半，直至引爆震惊全国的“通钢事件”。所幸的是，这些“西化派”的急先锋已经因为违法案件而身陷囹圄，不致于继续祸害一方百姓。

另一方面因素则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身上。他们当下的研究确实存在局部的空白，与“活学活用”的境界尚有差距。未能做到“活学”，是指未能很好地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经济现象；未能做到“活用”，是指未能为现实中的社会经济问题及时提出解决方案。因此，要想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就应当高度重视“活学活用”——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用化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指导。

我们先从“活学”说起。就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经得起历史考验，大方向不存在错误——这正是习总书记所说的“理论自信”。但是在具体的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确实存在空白——不是马克思错了，而是马克思没见到很多东西。马克思的《资本论》创作于19世纪中期，当时垄断资本主义的格局尚未形成。在此后的150年间，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许多新格局、新现象，是马克思当年未曾讨论过的。

例如，投资银行、风投机构和大量金融衍生品在19世纪中期还没出现。马克思当然不可能未卜先知、对这些事物加以解释。又如，19世纪中期的金融行业比今天要原始得多，所以《资本论》中只探讨了金融企业的利润，却并未探讨银行利率和离岸汇率的决定机制。再如，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研发人员的劳动是高度抽象的，不像传统制造业企业中的具体劳动那样能够直观地测量出劳动价值。工人生产1000件牛仔裤的剩余价值很容易通过会计方法计算出来，可是IT工程师写1000行代码的剩余价值应该如何计算？凡此种种，不能从马克思的原著中直接找到答案。

由此可见，当今经济活动的许多领域，都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给出合理的解释。如果不进行积极创新、而只是吃马克思的“老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会因为“缺乏解释力”而流失群众基础。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应当在坚持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来阐述当下的经济运行规律，由此填补客观存在的理论空白。要尽快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活学”的境界，为当前各种复杂的经济现象提供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才不至于使得庸俗经济学大行其道。

《资本论》可没谈过什么指令性计划经济。苏联计划经济的祖师爷是布哈林（左）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右）。

我们接下来谈谈“活用”。其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方法是相通的，都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层面。基础研究侧重于构建用于分析和解释客观规律的理论体系；而应用研究则是利用客观规律开发出现实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在自然科学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其实就是理科和工科的区别。例如，流体力学属于基础研究/理科的范畴，能够阐述高温高压气体的运动规律；而航空发动机制造属于应用研究/工科的范畴，立足于开发出可用的产品，把飞机送上天空。

在社会科学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进行的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其实都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旨在阐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资本论》并未谈及公有制企业具体的管理和运作模式，更不用说指令性计划经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配套应用研究的尝试，其实直到20世纪才开始。为了配合俄共（布）1919年党纲的宣传，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了一部通俗性理论读物《共产主义ABC》，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具体包括分配制度、银行组织和货币流通、无产阶级国家的财政、住宅问题、劳动保护和社会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苏共逐渐发展出苏联政治经济学这一应用研究体系，长期用于指导苏联的社会经济建设。

苏联政治经济学曾对我国社会科学界造成深远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经济学研究长期依托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使许多人甚至产生了苏联政治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认识。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中国全面拥抱市场经济这两件大事使得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大厦轰然倒塌，砸懵了诸多中国学者，使他们失去了应用研究体系的依托。而他们手中又没有掌握苏联政治经济学之外的应用研究体系，所以难以为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提供科学的、具体的解决方案。这客观上使得西方经济学迅速攫取话语权，甚至某些拿着西方经济学皮毛招摇撞骗的“南郭先生”也得以“迎风起舞”。

痛定思痛，必须高度重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配套应用研究这个问题。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比如，根据流体力学的原理可以制造出航空发动机，但航空发动机出现故障并不意味着流体力学的原理是错的，而很有可能是设计思路或加工工艺存在问题。同理，苏联实践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是错的，而是作为应用研究的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存在问题。剩余价值理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完全经得起历史检验。150年来，数不胜数的庸俗经济学家试图推翻这些基本原理，却一个个被反驳得极为狼狈，充分暴露了他们自己的无知。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流体力学原理的正确，并不意味着由此研发出的航空发动机必然好用。工程产品的具体设计思路和加工工艺，需要大量实践和摸索，基础研究的理论并不能给出现成的答案。同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正确，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必然一路光明，实际上坎坷和曲折还挺多。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基础研究的创新，更需要应用研究的创新来完成“接地气”的过程。

习总书记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有深意，这意味着开创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研究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立足于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如稳定经济增长、调节收入分配、控制房价等等。对于这些问题，西方经济学反倒很难给出现成的答案——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比较狭窄，而且研究方向基本围绕着资本，而不是围绕着人和劳动价值。所以西方经济学不仅不探讨收入分配的问题，并且认为按照生产要素分配天经地义。指望西方经济学提供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那可真是缘木求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解决西方经济学不能解决的问题，还要解决苏联政治经济学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如何促进科技创新，如何通过集约化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通过科学的按劳分配保证劳动者的积极性等等。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应当与高科技和先进生产力结合，通过交叉研究推出一些现实意义极大的新成果，例如：如何使用大数据和分布式计算系统实现优化生产，如何使用区块链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低成本融资，等等。

区块链技术对未来公有制经济的投资分配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低成本融资，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唯有大力发展实用化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活学活用”，才能破除许多干部群众头脑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中用”的认识误区。实用化研究对增强全党上下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待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完善的、科学的应用研究体系，就再不用谈什么“摸着石头过河”了。

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用化研究，还需要改进相关的人才培养体系。现在，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大多属于“学院派”，自参加工作起一直在高等教育系统或党校系统内部发展，而极少拥有管理企业或制订政策的经验和阅历。这种培养方式非常不利于形成完善的知识结构，使得他们不容易推出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长此以往，“学院派”的研究恐将变成古代清流言官的翻版，这等于把话语权拱手相让。当务之急，是打破“圈养”人才的方式、摆脱“坐而论道”的状态，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们走进政府和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积累丰富的社会阅历。人才自己要先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拿出真知灼见。

作者：徐实 生物制药专家 投资顾问

来源：红德智库特约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