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

从G20成员国到特别邀请的一批嘉宾国家，从主权国家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到主要国际经济组织领导人，外加同期举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从领导人峰会到工商峰会，即将揭幕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会议毫无疑问已经创造了这个论坛规模、层次的历史纪录，希望也将创造这个论坛历次峰会成果的纪录，而要创造最为丰富的成果，中国就需要在这次论坛上担当好自由贸易旗手的角色。

自由贸易体系对全球经济稳定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29年，正值源于华尔街投机狂热的金融危机阴风凄凄之际，美国国会通过极端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爆各国竞相报复的关税战，触发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终于将在危机边缘挣扎的世界各国推向创纪录大危机的深渊；今天，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世界贸易黑云压城，“反全球化”呼声高涨，国际经济有重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覆辙之虞，对此风险我们不可低估。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作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顺差大国，作为1990年代至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对中国的潜在杀伤力更大，我们对此给予比其它国家更多的关注，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呼吁自由贸易和抨击、遏制贸易保护主义风潮蔓延，自是理所当然。

同时，作为一个对现行国际经贸规则不公正性体会日益痛切的拥有独立利益的大国，作为一个不能也不应仅仅满足于被动地“与国际惯例接轨”，而是力图主动推动建立更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家，我们本来就还需要站上更高的层次，审视由此而凸显的国际经贸规则问题；正值山姆大叔扮演自由贸易旗手越来越力不从心，也越来越不乐意之际，无论是于本国国家利益还是于国际社会利益，中国都需要高高举起自由贸易的大旗，至少在当前这一时期担当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

毋庸讳言，美国是二战之后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首倡者和主导者；然而，时至今日，美国虽然仍然保持着对国际贸易规则发展演变最强大的影响力，但它运用这一影响力所做的不是全力以赴推进广覆盖、非歧视、无差异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不是主动向所有贸易伙伴进一步削减贸易壁垒，而是拖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后腿，同时全力推进排挤其它主要贸易大国的区域经济小集团。最典型者，莫过于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基础协议，中国这个当今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却不在成员国之中。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呼声之高涨，更是达到了多年未见之水平。

反观中国，选择与美国迥异。中国不仅早已跃居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不仅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努力推进多哈回合谈判，而且持续主动向所有贸易伙伴降低贸易壁垒；中国也搞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制定了“一带一路”规划，但中国的目的并不是利用自己的优势拉拢一批小伙伴组成半封闭的圈子而担当“老大”，而是寻求更加开放的竞争环境。正因为如此，中国连续数年部署外贸工作都把扩大进口放在突出地位，中国近两年接连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对象并不是后发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而是人均国民收入大大高于中国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仅仅2015年12月9日一天之内，中国就宣布了三条充分体现中国寻求更开放贸易环境决心和诚意的消息：中韩自贸协定、中澳自贸协定将于20日同时生效；2016年1月1日起调整部分进出口关税，特别是扩大进口日用消费品降税范围，降低部分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关税以鼓励其进口，降低、取消一批商品的出口关税。就是对明显含有排挤中国之意的TPP，中国的公开反应也是强调要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同时提出了中欧自由贸易区等构想。

中国当前之所以需要出演自由贸易旗手，还因为从政治体制来看，在当前这个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不确定性高涨的时期，中国体制更有助于其发挥自由贸易倡导者作用。各国民间都存在强弱不等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中、美、欧、日、俄各国皆不例外；是否将民间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转为政府的实际行动，这是政府（这里指的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内的广义政府部门）的决策；而在同等民间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下，是否采取保护主义行动，取决于该国政治体制赋予保护主义势力的政治游说能力、政治决策者本人对保护主义势力的需求，以及该国“玩弄”国际规则的能力。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本身就更容易使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取得与其实际经济实力份额不相称的政治能量，美国宪法将对外贸易政策决策权授予国会，这种体制使得美国那些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或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利益集团比在行政主导的国家更容易左右国家贸易政策走向，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更刺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道德风险恶性膨胀。须知，由于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演变，1980年代以来尤甚，他们更有能力“玩弄”以世贸组织规则为代表的国际经贸规则，在纸面上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前提下行保护主义之实，以至于2009年次贷危机高潮期间美国在经济刺激法案中塞进“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世贸组织总干事却不得不捏着鼻子认可这项条款未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这种能力将激励他们诉诸保护主义手段的道德风险。印度等视中国为经济发展最大竞争对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同样引进了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致使他们的贸易政策决策常常显得冲动多而冷静通盘考虑少，将意愿当作现实，对中国的“瑜亮情结”更时刻都在干扰印度等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与上述国家相反，中国政体更有利于强有力的决策者排除干扰，克服一时短期利益诱惑而去追求长期利益目标。

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之所以需要中国担当自由贸易旗手，还因为长期以来的自由贸易旗手美国已经深陷过度干预外部事务和过度透支国力的泥潭，美国需要适度收缩过度扩张的战线，保养国力，但这种有利于美国长期可持续稳定发展的调整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在一定时期内压缩美国左右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也无法与贸易保护主义截然区分开来。在这种传统自由贸易旗手出现一定程度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需要另一个国家至少在当前这个时期内出演自由贸易旗手；当世之时，环顾全球，论德论力，舍中国其谁？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贸易业界人士已经将中国视为当今自由贸易的旗手。

那么，中国应当怎样当好当今的自由贸易旗手？首要的是做好本国国内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发挥国际作用的基础和前提。

其次，中国不搞舍此即彼的霸权争夺战，而是提供新的选择，开展公开公平的竞争。我们呼吁重启多哈回合动力，但如果一时不能实现，我们也不会强求；我们不阻挠贸易伙伴寻求参与TPP，我们只是发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而且相信这个启动时间晚于TPP的区域自贸协定谈判最终可能比TPP更早开始落实。尽管美国对它眼里的贸易霸权竞争者分外警惕，百般防范；但中国对这种霸权不感兴趣，不会主动去争夺，更不会去搞新形式的“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问题是美国自己，如果你寻求的目标不是在开放的市场上展开公平的竞争，而是企图利用自己无可匹敌的政治影响力去寻求建立类似1930年代英国建立的“帝国特惠制”，从雄心勃勃推进全球多边自由贸易而退缩到乞灵于区域性的特惠安排，又怎能遏制住“自由贸易”旗号从自己手中滑落？

读史可以明志。回顾英国及其帝国特惠制的历史，看到这个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上百年来“自由贸易”的旗手丧失了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的雄心，退缩到了乞灵于英帝国范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特惠安排，还有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保驾护航，有英镑集团等一系列配套安排，英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仍然无可奈何花落去，“帝国特惠制”这个英国用以维持其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的体系最终还是失败了，美国是否可以从中汲取点什么呢？

第三，中国需要推动主要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以实现各国和世界经济稳定、复苏，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削弱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在动机。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国际贸易政策协调。同时，贸易政策也不能取代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作用。

第四，在寻求改革国际经济协作机制、完善全球治理的时候，中国应重视公平与效率兼顾。如果说原来的国际经济协作机制话语权过度集中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其它国家主要充当被动承受者，因而不甚公平；那么，现在的一些国际经济协作机制革新则存在效率低下、因而无法发挥实际作用的风险。我们毫无疑问必须高度重视二十国集团（G20）机制这个平台，但这个平台参与者非常多，其国内经济政治情况差别巨大，政府政治治理能力有天渊之别，因而诉求相去甚远，协调困难，效率低下，若要把太多具体事务决策职能赋予这个平台，那肯定是做不好的。看看欧盟决策效率低下而且存在许多逆向选择的决策，英国脱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如此，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对我们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取得代表世界多数人口的国家支持、实现国际合法性的渠道，是达成原则性共识的地方，并不适合承担太多的具体决策职能，具体决策更多地可能需要通过中美G2机制达成，再加上中国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对话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