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上讲，世界上各主要文明体在进行一场竞赛，看谁能首先通过变革走出当前的困境。这一场竞赛的胜者将会是未来几十年乃至本世纪世界文明的领导者。

　　 当今世界，各主要文明体都面临着乱象与危机。

　　 中美尤其如此。中美真正的竞争不在南海、不在人民币国际化、不在TPP，而在于谁能通过制度变革、根本解决国内问题。

　　 美国当前乱象纷繁：总统大选异常噪杂，街头和校园的群体性抗争不断发生。其基本原因是过去三十多年来全球化发展对美国社会的冲击。美国必须建立一系列基本的、高效的社会福利制度，以此来稳定在全球化进程中失意的社会群体。这就必然要求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的一群人，尤其是华尔街，贡献更多的税收。美国联邦政府75%的税源来自个人所得税，但是个人所得税恰恰是美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不是缓解社会收入差距的稳定器。华尔街大佬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资本增值，其税率仅为15%。与之相对，劳动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动辄25%~30%，甚至更高，这显然是引发社会民众广泛不满的直接原因。在崇尚高度自由和独立精神的美国社会，一方面有天才型的企业家，如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等;另一方面，却是流落街头、失去亲情呵护和社会安抚的低收入人群。这部分低收入人群往往得不到正式的工作，因为他们长期酗酒、吸毒，难以逾越大部分用工企业所设置的验血要求。政府必须承担起安抚医治这部分社会弱势群体的责任。美国的根本优势在于，法治深入人心。竞选的选情再闹、民众的抗议再广，一旦司法机构介入，社会各界基本是认同法院的判断，这是美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基石。

　　 欧洲的情况与美国几乎相反，那就是超额福利，政府财政支出一般占到GDP的40%左右，而政府开支的一半是用于社会福利。欧洲的主体，除德国之外，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体制改革。德国之所以今日经济在全球经济一片低迷中仍然坚如磐石，根本原因是上个世纪90年左派总理施罗德所推行的、右派所推崇的一揽子式的社会福利改革。

　　 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一般需要“形左实右”或者“形右实左”。美国今天需要一个以极右派面目出现的(如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大刀阔斧地采取左派的改革方式，扶持弱势群体，完善基本社会保障，缓解社会矛盾。而欧洲大陆则需要当年德国式的左派政府上台，上台以后借助于广泛的民意大力推进右派式改革，这就是当年施罗德政府之所以成功的政治逻辑。

　　 反观中国自己，也是矛盾重重，必须直面问题、创新思路，必须提出有别于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新思路。这套新思路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精准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点德国是老师。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广为接受，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思维的主流思想，但是必须要建立一套体制来精准调控。在这方面，德国、新加坡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举例说来，在医疗制度方面，既要让药厂、医生、医院等主体的积极性被市场机制所调动，又不能完全让市场信马由缰，必须由政府精准地提出一套政策提供普惠性的基本医疗。 再比如说房地产市场，其行为基础应该是市场经济，从开发商到物业管理、住户、二手房交易等等，但政府的调控必须到位——既要保证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又要防止房价的大起大落。

　　 第二，法制理念和体制必须生根发芽。这一点美国是老师。 在美国任何重大的社会抗争，从白人阻止黑人上学，到黑人在地方法院遭遇不合理判决后的骚乱;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戈尔与小布什的总统竞选之争，只要上升到法律层面并有司法系统介入，绝大多数民众都能接受。当今中国社会的法律基础极其薄弱，舆论、道德、政治、人情都在阻碍着法律制度的运行。这就使得社会丧失了一个基本的“锚”。香港社会在过去两年中发生的悲剧，恰恰是因为法制的普世观的丧失，明显犯法的行为和个人无法得到惩治。

　　 第三，必须建立一群有理想的、受约束、被激励的执政精英。在此，新加坡是老师。执政精英必须有崇高的理想，这才能在社会上建立起公信，也才能从根本上保持其不腐败。同时有理想的执政精英必须受到约束和激励，必须让其业绩与其得到个人利益相匹配。光靠“讲理想”是不可能长期可持续地集聚起一群执政精英;反过来，光靠制度约束和激励也不可能维持一群有理想执政群体。有理想、受约束、被激励并不矛盾。

　　 如果中国的改革能在以上三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将没有任何悬念地实现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中国综合国力也将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中华文明的号召力也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再上台阶。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会随之上升。中美当今竞争的格局将会彻底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