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伯乐

点击：  作者：益农    来源：时政声音  发布时间:2016-03-30 12:12:46

  

      人生的成长路上，总是需要贵人帮扶的，我们今天来看看习近平遇到的贵人！

 

一、延川县委书记申昜（yáng）

 

    原中共延安地委委员、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申昜

 

习近平和申昜（右二）在一起 

 

 

    申昜同志非常关心知识青年的生活、学习和劳动生产情况。图为他和北京知青共进午餐。   

 

    申昜全力（中）推荐习近平和《平凡的人生》作者路遥上大学

 

 申昜同志系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1926年3月出生，1939年6月参加革命，194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安塞县委副书记、志丹县委书记、延安县县长、富县县委书记，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县委副书记、书记，延安地区革委会办事组组长、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地委委员、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地委顾问，1991年1月离职休养。2011年6月16日凌晨5时不幸在延安逝世，享年86岁。

 

申昜是工农干部，朴实，踏实，深入群众，平易近人。他特别关心这一批从北京到延川插队的知识青年，他理解北京知青，支持他们对当地建设的各种想法。老书记常说，这批孩子远离父母，从优越的首都北京到条件艰苦的陕北插队，肯定会有许多困难和矛盾，我们要多了解他们，多倾听他们内心的想法，支持他们的正确做法，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健康地成长。

 

 

习近平在《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写道：我已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原因都不批准。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让原来的大队支部书记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习近平的入党问题，最后被提到县委常委会上，由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拍板批准。曾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丁爱迪在一篇名为《陕北十年，那抹不去的回忆》一文中提到，他曾听到申昜与文安驿公社书记白光星明的谈话：“白书记，人家近平在你们那里表现得不错，几年了怎么也在那里拦住不让入党？这是我们陕北的孩子，我今天就请你来给我说说理由。”申昜说：“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

 

延川县地处山区，电力极其不足。经过反复寻找和比较，他们发现延川条件和四川很相似，解决山区照明做饭的电源的成功经验应该是四川。县委决定组织全县的大队书记去四川取经，谁来带队，是个问题。因为这次取经不仅是一次全县的组织活动，更是一次向四川学习，回来后在全县推广的科技活动。带队的人需要有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还要有相当的科学知识。经过在全县的莅选，老书记申昜指名由年青的梁家河大队书记习近平担任这个县级学习团的领队，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李洪仁协助习近平管理县学习团的生活诸事，县委干部为知青干部的工作保驾护航，延川县又开了全国风气之先。

 

申昜认为学习用沼气发电，是个有科技含量的技术，当地干部的水平不如北京知青，习近平虽然年青，但干活不惜力，工作有办法，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通过自修）和实践能力，能带领全县完成学习任务。

 

从四川回来，习近平带领梁家河大队打了三个坝，两口大井。在陕北农村，尤其是山乡，打坝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习近平带领老乡在每个山沟里筑起一道大坝，挡住洪水，防止水土流失，也保住了庄稼。梁家河大队的沼气池是延川县的第一个沼气池，发出来的电解决了大队做饭和照明的问题。像这样的沼气池，习近平带领老乡，共建了42个。

 

习近平要离开了陕北要去上大学，临走前专程去申昜家里告别，申昜的老伴做了一碗家里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上的红烧肉款待他。

 

 

1974年文安驿团代会代表合影，后排右四为习近平

 

文革时期的延川县城

 

申昜给习近平的叮嘱：“第一，回北京路过洛阳，先去看一下你父亲，向他报告这个好消息。第二，告诉你父亲，这个县委书记和你一样，也是南梁的后代，我相信南梁的人不会反党，你父亲不会反党。（申昜的父亲申世梁和他的另外两位叔父都是习仲勋、刘志丹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南梁陕甘边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并先后牺牲在了战场上）。第三，我不送（推荐）你上大学，心里过不去，对不住南梁人！”。

 

习近平离开延川后，一直与申昜一家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不忘寄贺卡、打电话、捎礼物。习近平在宁德、厦门、福州及福建、浙江等地工作期间，多次邀请申昜和子女前去，并在家里设宴。有一次，申昜到了北京，习近平特意请申昜到家里和父亲习仲勋见了面。习近平每逢过年，都要寄张贺年卡给老书记申昜。2001年1月申延生陪同父亲一起去福建，习近平重提申昜当年叮嘱，还念念不忘申昜老伴给他做的红烧肉。2011年，申昜去世，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致电慰问并敬献花圈，“申昜同志永垂不巧，习近平敬挽”。

 

在延安，申昜在各级干部和普通群众中的口碑非常好，都赞扬他的人品好、办事能力强。想不到的是，他这一辈子，不经意的就做了一件大好事，历史选择了他这个县委书记，为一个未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在黄土高原的山沟里走完了第一里程，简直是个历史的传奇。实际上，很简单的一句话可以概括，无私加上一颗平常心。用梁家河农民的话说是“君子之交”，可见黄土地的人情魅力。

 

申昜担任延川县委书记期间，知识青年工作在整个延安地区是重中之重，中央和省委对申昜抓知识青年的工作给予过高度评价和表扬。他抓知识青年成长成才方面业绩很突出，培育出了许多全国有名的先进典型，习近平办沼气站，就是其中一例。

 

发展一个知青入党并担任大队支部书记，对一个县委书记来说，的确是小事一桩，似乎不值得一提。可发展对象是习近平，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气氛中，就不那么简单了，对一个县委书记的压力和风险不能算小。申昜不管这些，可以说政策水平高，可以说是高尚的情感给了他动力。有“南梁”情结，有陕北人的质朴情感“这是我们陕北的孩子”，很像是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一位老人保护一个年轻战士。

 

      二、县委书记副雷增寿 

 

前排居中为雷增寿

 

 雷增寿是1972年12月从陕西省委组织部调到陕北延川县委的。当时的省委书记李瑞山说，陕北基层缺干部。于是，在富裕的关中地区生活和成长，在省城西安工作的雷增寿就服从组织的需要到延川县委担任副书记。

 

 那时的延川县很小很穷，五分钟就从城东走到城西，窑洞顶上的大片荒草在寒风中摇曳，全县只有一个显得很寒酸的小饭店，没有大城市常见的公共汽车，县委只有一辆小车。五个县常委兼职各种工作，雷增寿是省委派下来的专职副书记。 1975年，由于优异表现和突出贡献，习近平被农民群众推荐上大学。那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还在审查中。主管大学招生的县委副书记雷增寿给习仲勋所在的洛阳拖拉机厂发政审调查函，得到的回复是“习仲勋的问题影响不影响习近平上大学，由你们定。”雷增寿认为，习仲勋是西北地区最早参加的共产党人，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改变不了人民对他的感情。父亲的审查不该连累儿子，习近平的表现延川人有目共睹，他插队的表现，入党后的能力，在全县大队书记中是出类拔萃的，因为父亲的审查上不了大学，这不公平。于是，雷增寿一锤定音：“同意他上学。” 1975年8月，在当地老乡的推荐和县委的支持下，习近平带着两箱子书，离开梁家河，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三：北京清华附中知青、团县委书记陶海粟

 

 在同一篇文章中，习近平还写到：我的成长进步始于陕北。最大的收获一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大学，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县团委书记也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负责的赵家河大队后说：让你到这里“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么样我都认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坏了算我的。

 

 

这个团县委书记就是陶海粟。

 

 他1969年1月插队延川县。1973年任延川县团委书记、张家河公社党委书记，是延川插队知青中最早提拔为正科级干部的。在任期间，身先士卒，带头苦干，忠心耿耿。1977年恢复高考后，公社书记陶海粟只用了一月复习，就一举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后来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出版了经济学的著作。

 

陶海粟是延川县最早提拔的北京知青之一，不全是因劳动好，更多的是人们对他的看重。无论在农村人还是城里人，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好后生”，不提拔这样的人，大家才觉得“日怪”。他从团委书记一直当到公社书记，走到那里都落下了好。同事们夸他，部下们服他，老百姓爱戴他。张家河公社的人，干部、农民，民办教师，说起他来，没有不夸奖、不佩服的，有人甚至动情地称他为张家河公社“永远的书记”。

 

 

 有回忆文章写到，陶海粟是个能文能武的人，不但当得好书记，文章也写得好。当我因在县文化馆油印的春节文艺演唱材料上发表了几首秧歌词顾盼自雄的时候，他已经在省上的《群众艺术》发表了长长的诗歌，而且还是偶然为之。这还不是最令人折服的，最令人折服的是他的知识。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出去的，从公社书记任上一步考到北京大学，足见他知识上的实力。

 

 这人英俊里透出一股秀气，潇洒间夹杂些许腼腆，脸面白癣，一口皓齿，额头开阔，气宇轩昂，不苟言笑而彬彬有礼，讲话语调平和，但柔中含刚，满肚子学问却深藏不露，正是那种大智若愚的人物。

 

 

陶海粟（右1）在陕西延川县第三次团代会主席台上

 

 陶海粟当公社书记期间，为人和工作都表现得十分出色。他为人民服务、造福当地群众的理想和周密有力的组织才能，在任期内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亲自规划实施的好几项规模浩大的农田基建工程，今天已成为当地老百姓赖以生存的主要资本。记得有一位农民在参加农田会战中不慎扭伤了脚住进医院，陶书记亲自买了糖果去医院看望，仅此一举，不知使多少老百姓受到感动。有一年秋天，由于雨多路滑，种小麦的化肥迟迟送不到公社，陶书记急了，就在喇叭里通知公社所有青壮年农民步行到城里背化肥，第二天便有上千名泥腿子浩浩荡荡冒雨进县城。陶书记领着这些农民，从农副公司库房里一包一包地往出搬运。这一举一动使当时的县革委会大为震惊和感动，立即抽调人马，于三日内将所需化肥全部突击运送到位。陶书记的优秀之处还在于，他不拘私情，在任何是非面前都表现出一种坚决而分明的立场，以满腔热情维护正义，用铁石心肠惩治邪恶。凭这些，他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赢得了极高声望，陶海粟的名字成为老百姓抵挡作恶者的有力武器。那时候，在那一带流窜着一个名叫“憨锁”的人，这家伙五十多岁未曾婚娶，自称会给人“施法”，所到之处，白吃白喝而外，总爱调戏农家妇女，人们恨之人骨却不敢慢待。只有陶书记能镇住此人。当他赖在谁家不走时，只要村中随便一个人在远处向那家主人喊一声：“晚上多做一个人的饭，陶书记下乡来了——”主人会意，立即回复一句：“噢，是公社陶书记到我家吃饭吗？那让我赶紧准备喀！”这时候，憨锁会如坐针毡，不顾主人再三“挽留”而立即逃之夭夭。

 

张家河公社欢送公社书记陶海粟（二排左7）考上北京大学留念

 

  1977 年，高考制度恢复，陶海粟犹豫再三之后，一举考中北京大学。临走时，几百名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自发来到公社里，依依不舍地为他们的好书记送行。整整几十年过去了，现在那一带的老百姓依然念念不忘这位北京来的好后生，他们常常把所有在那个地方当过书记的人拿来与陶书记比较，当有不遂心者，便会骂道：“狗日的连陶书记脚后跟也拾不上！"

 

记得那年夏天，我们村社员正在一个叫桃卜山的地里割小麦，陶海粟书记下乡来到地里，只见他一言不发，拿起镰刀就干了起来，大伙见公社书记埋头大干，也都不说话，低下头一个劲的割小麦，此时，地里一片寂静，只听见“嚓、嚓、嚓”的镰刀声，陶海粟头上的汗水不停的滴在地上，可他却顾不上擦一把。中午收工，陶海粟挑上一担小麦，健步如飞，大伙都在私下议论，北京知青细皮嫩肉，能吃下这种苦？大家都不禁连连称赞，从心底里佩服陶书记的这种吃苦精神和工作作风。

 

为了响应毛主席“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陶海粟组织动员群众在川道道路两旁栽种了两行剑杆杨，可是有的群众却不爱护，不是栓牲畜，就是肆意践踏，陶海粟发现后火冒三丈，怒发冲冠，见到有人在树上栓驴，马上严厉批评：“他妈的，你把驴栓在树上，干什么？”还在会上动员干部共同制止这种不爱护树的行为，只要他看到有毁坏树的行为就立即制止，之后，出于对陶书记的害怕和敬畏，谁也不敢再有毁损树的行为了，后来这些剑杆杨一株不缺，都长成了参天大树，直到八十年代还屹立在道路两旁，风一吹，发出“沙、沙、沙”的声响，成为张家河川一道靓丽的风景，人们都说，这是陶海粟书记的功劳。

 

陶海粟的政治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记得一年正月，公社闹秧歌，各大队秧歌陆续进场表演，刘泉村的秧歌队在表演中，水船手的唱腔是过去的段子，只不过是描绘坐水船的女子长得如何漂亮，这在现在看来很正常，但在当时好像带有封建色彩，其他人还没有反应，正唱着，陶海粟却大喝一声,制止了演唱，秧歌顿时停了下来，当时围观的群众心里非常害怕，精神高度紧张，反映了当时政治第一的严肃气氛。之后此事却再也没有追究。

 

一九七七年秋季，在陶海粟书记的领导下，张家河公社组织各大队的社员在川道展开千人大会战，目的是改河道，建良田，每人每天按七方土分配任务，白天完不成任务搞夜战，那真是红旗招展，热火朝天，陶海粟和大家一样，抡起老镢铁锨，挥汗如雨，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不像现在有的领导拿着工具照照相，做做样子，伊然一副作秀的派头，在陶海粟的身体力行认真组织领导下，使河水改了道，荒滩变良田。如今，这些人造良田里枣树成林，一望无垠，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陕西著名作家谷溪在《关于一张照片的回忆》中写道：陶海粟也是北京来延川插队的知青，他是清华附中的高才生（高中）。1973年他已成为共青团延川县委书记。他对习近平非常关心。他抽调习近平为“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进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村。陶任队长，习为队员，陶是挂名，习是长驻。

 

  陶海粟给我说过，有一回他去赵家河，见习近平正翻修一个旧厕所，陶说：“这活太脏，你干不了。”习说：“这个厕所年久失修。” 2013年1月6日，我接通了陶海粟在美国的电话。他说，舒展说的这张照片，是他珍藏多年的一张照片。他曾用这张合影制作成生日卡，送给了习近平。

 

 

 据陶海粟回忆，这张照片是1973年在延川县革委会二排的那道矮墙前拍的。左一是雷平生，现为北京协和医院药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导师；右一是雷榕生，现为国家行政学院信息技术部副主任，他俩是亲兄弟，是前总参作战部长雷英夫的儿子，他们和习近平都是八一学校的同学，在梁家河插队时同住一个窑洞。那年，三人一块进城办事，留下了这张照片。

 

 陶海粟因其仁重耿直自带威严。赵家河大队的老人说，当年陕北有文化者少之，县里因其品行端正，有文化而善思，故其思想政治觉悟为知青中出类拔萃者。当年插队之时曾与习近平来村中进行“路线教育”，都是好娃娃。

 

四、梁玉明 

 

延川文安驿镇梁家河村支书梁玉明

 

习近平在延安会见梁玉明

 

 

习近平寄来的贺卡和信件

 

 习近平初来梁家河受不了，5个月跑回北京，到北京不久就被警察抓到位于海淀镇后官园9号的海淀分局学习班半年“劳改”。分局学习班与拘留所一墙之隔，东院拘留所，西院就是学习班。习近平第二次回到梁家河。他说，回去是有家不能回，还把我当盲流。并带来母亲齐心写给梁玉明的一份信，信中说，我把近平交给你了，你好好教育他，帮助他渡过难关。

 

后来梁家河20余知青，想尽办法三年之内陆续离开终身难忘的梁家河村，唯有习近平还在梁家河。习近平72年就与梁支书是“铁磁”（好朋友的意思）了，习近平入党还是梁支书73年三番五次的跑成功的。

 

全村通讯基本靠吼，梁支书站在自家高坡上“二娃子，到队部来哇”。吼声在山川回荡，村中最远的窑洞清晰可闻。陕北出大嗓门，去年春晚那位“山丹丹，红艳艳”唱红的歌手，他声嘶力竭吼出的分贝，还真不如梁支书的功底。

 

知青们对他的评价是：可亲，心地善良，一心为集体，从不谈个人生活困难。在谈及帮教知青过程中，他说：“我记得在1970年秋季，有名知青回了趟北京，回村后在村口遇见我，当他一见到我时，就气愤地对我说，他再不回北京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回去是有家不能回，还把我当成氓流。我点头表示理解，并把他谦让到我家去休息，我担水回来做了饭，一块吃了晚饭。因他年龄最小，想家是很正常的，回去北京受到冷落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他的家庭一时被落入低谷。”开始劝导他几句后，就拿出他妈妈给梁玉明来的信，递给他看，信的大致内容是：梁书记，你好，你今后不要再让近平回北京了，我把近平就交给你了！你要好好教育他，帮助他度过难关。习近平看完信后说：“我妈妈说的很对，我到咱村来就是要听你的话，你是党支书，你今后就多批评帮助我吧。以后我不再回北京，好好在梁家河扎根，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梁玉明听后很受感动，便又开导了他好多道理，要求他把带来的书好好读完，将来一定能派上用场。两人当晚拉了半夜的话。从此，梁玉明和习近平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走的更近了，经常在一起劳动，谈天说地，拉家常谈理想，谈论国家大事，同时梁玉明自己从习近平的文化理念中学到不少知识。

 

当年，大队为知青修了个知青院5孔石窑，梁玉明家与知青院成了邻居，习近平有空就往他家跑，有啥心里话就对他说。当时接触他最多的就是习近平和雷平生。1972年，村里知青全走了，就剩习近平一个人，因为习近平爱农民，有文化有学问，村里男女老少都爱往他住的窑里跑，每天晚上，常常是一窑的人，爱听他讲山外的事。支书梁玉明也不例外，常说近平见多识广，比他懂的多的多。经过一段时间观察，老梁觉得习近平不光有理想有抱负，而且目光远大，言行一致，是个培养的好苗子。从此，他就重点培养他，对他讲党的组织、党的光荣使命。经过一年的锻炼与考验，梁玉明认为他成熟了，具备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鼓励他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并在支部会上作了宣布，不几天就让他填了入党志愿书。当时习近平说：“你有热情介绍我，我也有决心入党，但就怕上边不会批准。”

 

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后，形成了决议。梁玉明立即将习近平的志愿书和支部决议一并送到公社党委。当时那位书记对梁玉明说：“你梁玉明可真胆大，现在这种形势，你敢把黑帮子弟介绍入党。”梁玉明不紧不慢地说：“不是我胆大，是毛主席的政策胆大。”该书记说：“毛主席哪有这个政策？”老梁说：“中央的政策有一条，父母有问题不能株连子女，重在个人表现。再说习近平的父母谁给作结论了？”这位书记不高兴地说：“我没有看过这个政策，我不能批！”梁玉明也有些不高兴，“你这个官没当好，连政策都没学好，怎么能作好工作。”两人你一言他一语，最终还是把支部决议退了回来。 

 

 

       村民张卫庞展示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时送给他的针线包，上面有习母齐心为习近平绣的三个红字：“娘的心。”

 

 起初入党申请递交到公社，公社书记不批。梁玉明还挨了骂：“你这么胆大，敢把‘黑五类’子弟介绍入党。”

 

得知消息后，习近平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失望。习近平笑着说：“我就知道他不会批。”。事情就此搁置。后来，已经是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2000年接受《中华儿女》专访时说：“我那时候已没有一些人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之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

 

 

       回到村里老梁把情况告诉了习近平，并鼓励他别灰心，申请你继续写，看他批不批。此后，习近平热血在沸腾，加入党的决心更加坚定，先后又写了9份申请书。梁玉明拿着他的10份申请，步行跑了往返三趟公社。第三次遇见新任公社书记白光星。他看完10份申请，梁玉明的介绍和支部的决议，笑着说：“梁玉明，你把政策把握的很好，也是个敢于负责的有心书记。过几天我到县上开会，向县委申书记请示汇报后再定。”梁玉明总算较满意地回村了，他又告诉习近平：“别灰心，有希望了！”

 

事过不到十日，梁玉明接到县上通知：县委申书记要找习近平谈话，习近平按时到了延川县委。时过10多天，习近平的入党事宜终于批复了。梁玉明接到通知立即告诉了习近平，并说：“你的党龄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算起。”近平激动地拉住梁玉明的手说：“梁书记，真是感谢你了，没有你这样有心的支书奔跑，我是入不了党的。”入党做群众调查时，村民对习近平评价很高。

 

“这件事很让习近平高兴。他说，哎呀，群众看得起我。”梁玉明回忆。

 

1975年中旬，习近平同志结束了他在梁家河7年的插队生活，分别时他含着泪对全村人说：“我在咱村劳动了七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事，二是劳动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是我受益终生的东西。

 

此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迈进北京清华大学的校门去深造。随后社党委又让梁玉明接回支书这负担子，直至1997年因年老自动退下位子，先后任村干部35年。

 

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村后，从上学到参加工作，梁玉明坚持多年给他写信，一则鼓励，二则慰问。当习近平在政治舞台上每上一个台阶，梁玉明都会激动的心情久久难平。但习近平也是同样，从来没有忘记扶自己上马的梁玉明和全村群众，每次给他复信中都要关心全村人的生产、生活和村里经济建设。同时，坚持每年春节给全村每户寄张贺年卡，表示慰问祝福。

 

几十年过去了，梁玉明先后几次被习近平邀请到厦门、福州、云南和北京家中做客和他交谈，但多数老梁都是为村里拉高压电、修学校，汇报村里群众生活。习近平尽力都一一解决。村里也有个别人为个人之事去找习近平解决，但梁玉明在习近平面前从来没有找过麻烦，从来没有提出过个人的私事要求。

 

 

2009年，习近平来延安调研，第一个就是接梁玉明到延安宾馆见面，在交谈中一再询问他有啥个人要求，梁玉明说：儿女自有儿女福，现在党的政策这么好，我和儿女家家都过的很幸福，你就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