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舆论场里围绕“共产主义”的争论形贯穿习总访美整个行程，至今未有平息的迹象。中国官媒的参与规模和力度似乎说明，这是缘起于中共高层有意识有规划的政治运作。曾经引发一场世界范围内政治运动的“共产主义”，似乎在21世纪又有了抬头之势。

不过，现在中国官媒所宣称的“共产主义”虽然还未呈现出清晰的形态，但可以肯定将与当时的“共产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前后两轮“共产主义”的主要实践支撑分别是苏联和中国，更准确地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所发展积累的成就和经验。显然，苏中两国的存在和发展方式显然有着绝大的不同。中国如今所呈现出的发展形势，证明了苏联的失败并非“共产主义”错误的标志；甚至也可能说明，“共产主义”不仅有其价值意义，而且确实有优越于“资本主义”之处。

基于中国自身的实践成就，习总重新抛出“共产主义”，中共变得更加自信并展开一轮宣传攻势，就成为一件较为自然的事情。如果说习总所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与之相关的“两个一百年”、“四个全面”是一些阶段性目标，那么其直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重构则将有可能使之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成为中共的一个具有根本性和宏大视野的最高理想。

不可否认，“共产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实践曾经导致一系列问题和灾难，正如“资本主义”出现后所诱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今“颜色革命”出现后阿拉伯地区的战争与动荡。苏联的解体与东欧剧变被理解为“共产主义”的不可实现和巨大错误，其极端化的一面被展示出来，继而被先前与之对立的一方污名化。在此之后，失去制约和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消极一面也得以大量释放。

西方针对社会主义国家集权特点总结出来“自由”、“民主”两个关键词作为“普世价值”，将其视为自身优越性所在，并以武力为后盾向全世界推广。但是，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集权政府瓦解后随即陷入混乱的现实案例，一次次证明了其方式的错误和失当。西方国家应当对此有所反思。

正是在这种对比中，才显示出中国存在的价值。其不同的状态虽然未必至于最终取代西方，至少也是对现有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方式的一种有益补充。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实践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不仅要规避西方的一些失误，还需确保不会重蹈自身过去的覆辙。

“共产主义”并不能把中国的经验价值完全概括，这更是一种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而其具体表现形式需要依据不同国家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本身的理念又较具包容性、开放性，集合了当时人类社会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公正”等等文明理念。“共产主义”是一种过于远大的理想，以至于超脱于当时的现实，因而被列宁、斯大林等人运用时导致了严重问题。中国在宣介之时亦需将其视为一种宏观引领，谨防使其实质化。美国的”三权分立“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不适应，中国的很多制度样式也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习总的两大目标：“中国梦”与“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普世关怀，与中国传统政治的“天下观”，以及当下深化开放和走出去国家战略利益趋向相结合，共同构成了此番“共产主义”论调兴起的强大动机。如果对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有益，则可将其视为中国崛起之后的责任和贡献。

中共对“共产主义”的高调诠释和宣传，也是一次意识形态攻势。“共产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当在21世纪“资本主义”又出现问题时，“共产主义”又兴盛起来。两者之间似乎是“相克”关系，其实也是“相生”的关系。双方的特点能够相互补充。资本主义强调“自由”“民主”“人权”，共产主义则侧重“平等”“公正”“发展”，而且并不排斥甚至是包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也能构成一种相互补充，如果双方能够克制矛盾共同合作，能够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更大更多贡献。这可能也是习总一代，我党，以及中国在当今和未来的价值和使命所在。

中共此番重推“共产主义”，绝不可能再回到之前的理解、定义和操作。这从中共党媒官媒的新解读新说法中就能看出来。那么，今天的人们也不应再过于纠结沉浸在过去的记忆和印象中来看待。“消灭私有产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强硬手段早已是过去式，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合理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要求、改善民生和社会保障、发展互联网事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促进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人们的“自由”“平等”“民主”“公正”“解放”“发展”“自我实现”等等，才是“共产主义”。

从这一层面来看，中共对“共产主义”的重构具有长远的意义。习总在上任初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与之相关的“两个一百年”、“四个全面”更像是一些阶段性目标，那么其直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重构则将有可能使之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成为中共的一个具有根本性和宏大视野的最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