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距离美国选举周期最近的一次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此访可能会面临一些负面竞选政治酿成的杂音，但这种不回避中美关系长期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迎难而上，彰显了以实际行动丰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大国风范。

　　习近平此访不回避中美关系长期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迎难而上，彰显了大国风范。

　　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展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事访问，而此时的美国政坛业已进入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预热阶段。中国议题在过去数周中上升为两党参选人竞相炒作的选战焦点，尤其在共和党阵营中更是极端言论迭出。唐纳德·特朗普抨击奥巴马政府接待规格、声称要请中国领导人吃麦当劳的狂言刚落，斯科特·沃克便悍然要求奥巴马表现出所谓“骨气”、取消访问邀请。

　　作为一州州长，参选人沃克的无礼言论只能让美国政界汗颜。而与希冀借力中国事务挽回民调颓势天壤之别的却是沃克以往在促进对华经贸合作上的不遗余力。据媒体报道，2013年4月沃克曾偕夫人率领一个30人的威斯康星州商贸代表团高调访华。为了推销威州特产花旗参，他在北京造访了同仁堂，为了促进威州对华贸易的机制化，他在上海出席了威斯康星中国中心的剪彩仪式；甚至在艾奥瓦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的引荐下，沃克还得到了习近平的接见。难以想象，这么一位勤政的“推销员”州长竟会无视本州利益、在对华事务上见风使舵地变脸。沃克的言行前后不一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对于美国政治人物而言，炒作中国事务毫无成本可言。

　　毫无成本，首当其冲的解释就是负面抹黑中国在美国民众眼中见怪不怪，甚至反而存在一定认同。根据皮尤民调机构9月最新公布的数字，截止到2015年春天，54%的美国普通受访者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正面看法者仅为38%。这组数字在共和党受访者中是更糟的63%比27%。在最令美国民众担忧的中美议题中，中国持有美国大量债务被67%的受访者认定极为严重，从而位居首位。

　　颇为令人玩味的是，在5个月前已超过中国重回美国最大债主地位的日本却在美国民众中享有明显的友好评价。根据从事中美民意研究的美国学者葛小伟（Peter H. Gries）2011年的相关调查研究，美国公众对中国大陆态度的“温度”为35度，对中国台湾为49度，对韩国为50度，而对日本则为60度。又据皮尤今年4月公布的数据，美国受访者中只有30%信任中国，而信任日本者为68%。美国民众在中日之间的亲疏，完全映射出在潜在对手与盟友之间抉择的大国博弈。但从深层次看，与留下战争伤痕的日本交好而不信任中国，全然是出于意识形态价值观上关于“他者”的偏见，中国事务也就被抛入了“政治正确”的盲区。

　　如果说沃克们的言论迎合了民意偏见，在这个标榜自由而多元的国度就不会有其他群体发出不同的声音么？关于中国议题，当然是华裔最有发言权，其逻辑俨然与犹太裔长期左右美国的中东政策一样。只是如今的现实是，犹太裔至少还能抱怨甚至抗议奥巴马力推的伊朗核协议，但华裔却在对华政策导向上一盘散沙。

　　占据全美人口2.6%的犹太裔得以介入政策与其在社会精英层次上的高分布密切关联，而规模更小的华裔虽在教育和阶层上也初具比较优势，但在对政治事务的关切和参与上趋于冷漠。至少从联邦层次和州层次的选任官员上观察，国会参众两院华裔议员的累计数字为2位和6位，日裔议员却分别是4位和12位；美国迄今只出了骆家辉一位华裔州长，但印度裔州长已有两位了。与华裔占居美国人口1.2%的水平相比，日裔和印度裔其实只有0.4%和1%。

　　当然，即便华裔群体呈现出更高的参政热情，其对华态度也未必旗帜鲜明。从族裔成长维度上看，美国华裔相继在1860年代、1960年代以及1990年代迎来增长峰值。换言之，在美华裔群体的构成犹如沉积岩，历史的激荡注定了他们不同的“故国情怀”，岁月的沉淀更塑造了他们对中国大陆的差异性看法。面对美国政治人物对中国大陆的公然抨击，华裔群体的一般反应可能是莫衷一是的，更不必说能够站出来反戈一击了。

　　那么，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的经贸链接也失去效果了么？毕竟横跨太平洋的两国贸易带来的是真金白银的利益，还不足以驱动民意形成对美国政客的压力么？目前看，这个维度上想法虽然最为现实，但实际情况仍不尽人意。

　　致力于推进经贸交流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近年来持续发布各年度的美国对华出口数据，该数据也被国内主流媒体视为验证中美经贸关系趋强的重要指标。根据最新的数字，美国对华出口额在过去十年间增长了198%。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覆盖的加、墨两邻国，中国跃居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国，虽然1208亿美元的总额大概只是第二位墨西哥的二分之一强。

　　不过，从对华出口中直接获利的其实主要还是美国的大企业，普通民众得以体感切身获益的几率很小；而且对华出口的大企业也完全可以不为中国背书，甚至即便他们给抹黑中国的政治人物捐款也通常不会招致中方取消合约的报复。更何况，交通设备、电脑电子设备等位居前列的美国对华出口行业本身也握有极大的竞争优势。

　　另一组数据或许距离政治影响力更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荣鼎咨询公司在今年5月联合发布了一份很有心思的报告，题为《新邻居：中国在美国国会各选区的投资》。该报告之所以将统计维度下降到国会各众议院选区，摆明了就是要测量中国投资可能积蓄的代议政治影响。据此报告，中国投资已广泛遍及了全美44个州，但其广度明显强于深度。

　　选取创造就业数量这个能令民众最直接感受到实际获益的指标加以衡量，数量最多者为北卡罗来纳州第七选区的7640个岗位，而这个位于北卡南部腹地的选区总人口可达74.6万人。推算起来，因中国投资而实现就业的人口在选区内约为1.02%，即便计入这些就业人口可能波及到的家庭成员，中资能够惠及的民意规模最乐观也难以超过5%。这种低比例的潜在民意压力在一个传统保守倾向选区中的意义可能微乎其微。即便在去年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戴维·劳泽（David Rouzer）终结了温和派民主党对该选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控制，其中原因也是政党政治回摆的尘埃落定，与那1%或5%的潜在动员并不瓜葛。也正是由于中资毫无民意压力的窘况，兰迪·福布斯（Randy Forbes）所在的弗吉尼亚州第四选区竟也能位列创造就业数排名的第四位，这位中国连线联席主席可是主张对华强硬、插手南海事务的彻头彻尾的军事鹰派。

　　固守偏见的意识形态思维、分散而矛盾的华裔群体以及未能有效转化为政治压力的经贸成就，共同放任了美国政治人物在中国事务上的肆无忌惮。从中长期而言，有效应对这些瓶颈、为染指中国议题增加必要的政治成本，才能真正为中美关系夯实基础。

　　从意识形态角度讲，过去30年中国成功的改革开放经验举世瞩目，坚持市场经济与和平发展的决心也绝不会动摇。虽然在制度和道路选择上不同于西方国家，但迅速发展的中国当然会遵守国际秩序，并将更多给世界提供丰富的公共产品与收益。这些对于国家发展与国际地位的预期，也正是本次习近平主席访美要传达给美国政界与民众“增信释疑”的积极信号。

　　对于华裔群体而言，一个稳定而健康发展的中美关系显然是对这个群体福祉的最大促进，也决定着该群体在美社会地位的上升空间。中国驻美使领馆有必要持续通过更为有效地社区服务方式联络、整合一切可能的潜在华裔民意，促进形成为中美关系敢言的“正能量”。在本次访美并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在大洋彼岸度过中秋佳节，向在美华裔传递出了来自祖国的挂念与期望。

　　关于贸易实践向政治影响的转化，有赖于中美经贸合作日臻成熟的纵深发展。对于赴美投资的中国企业而言，除了要扩展市场、引进技术、实现盈利之外，更要着重采取美国本土化的运营方式，与美国本地社区、公众分享“蛋糕”，甚至汇为美国本土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只有这种“嵌入”而非“侵入”式的投资才能真正长久，也将最终形成对华积极的某种规模的民意诉求。习近平主席本次访美被期待的关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惊喜”，正是在为两国经贸纵深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关键突破。

　　作为距离美国选举周期最近的一次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此访可能会面临一些负面竞选政治酿成的杂音，但这种不回避中美关系长期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迎难而上，彰显了以实际行动丰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大国风范。相比之下，竞争出任下届美国总统的两党参选人们应该停止哗众取宠，有水平且负责任地讨论关乎两国共同利益的中美关系，否则又哪里有大国可言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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