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只有在封锁被打破之后才是可能的。

郭松民| 中国改革开放的两条历史经验

——在xx大学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01

　　谢谢主持人的盛情介绍。

　　今年是改革开放政策提出四十年，各种纪念活动很多，“改革”“开放”再次成了热词。

　　严格说起来，近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就具有了必要性、必然性。为什么呢?因为从1840年开始，中国就已经内在于西方建立并主导的世界体系。在无法“逃出”或者彻底摧毁、彻底改造这个体系的情况下，自我调整以应对、适应这个体系，和这个体系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就是不可避免的，概括来说，就是一曰改革，一曰开放。

　　在近代以前，中国仍然是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国家时，那时是没有改革开放的迫切性的，未来如果真的能够实现了从“世界的中国”向“中国的世界”的转变，那也将失去改革开放的迫切性。

　　所以，改革开放并不是四十年，而是贯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年的历史，甚至贯穿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近180年的历史。

02

　　最近我研究了一下发端于1974年，持续近两年的“评法批儒”运动。对这场涉及到全党全民的理论与历史的大学习、大讨论，后来有许多阴谋论的解释，现在看来都过于诛心了。

　　今天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看待历史。

　　当年进行的这场运动，对法家做了全面肯定，对儒家则进行了比较严厉的批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家被认为是主张并且敢于进行“改革创新”的，而儒家则被认为是守旧的，是主张复辟、倒退的。

　　发动“评法批儒”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回应当时已经出现的否定文革的声音，为文革进行辩护，但客观上却为四年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改革开放”做了舆论和精神上的准备。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这一事实也证明了，文革和改革，这看似对立的两极，其实具有内在联系的一面，并且具有某种连续性和共同之处。

　　这种共同之处就在于，文革和改革指向了一个共同的对象——文革前十七年建立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

03

　　那么，文革和改革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文革的对象，是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上层建筑。所以文革也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革命”。文革的目的，是为了使上层建筑能够更好地为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公有制服务，能够巩固公有制而不是削弱公有制。

　　所以文革又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为什么叫“继续革命”呢?因为上层建筑脱胎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又受到苏联的巨大影响，不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须通过继续革命来加以改善。“继续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革命。

　　以大历史的眼光看，文革是人类自大航海时代以来5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反超西方，建立一个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高的政治文明的最大胆努力，这一努力虽然失败，但其推动人类进步的积极作用不能低估，就像法国大革命狂飙突进的阶段过去之后，法国出现了帝国和王朝复辟，但我们却不能低估法国大革命对人类的贡献一样。

　　文革谢幕之后，改革开始。

　　和文革同又不同的改革，其对象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文革从北京大学开始，改革从小岗村开始，再形象不过地展示两者的联系与区别——文革要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改革要改经济基础。

　　小平同志亲自制定并反复强调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上层建筑的主要内容，这是不能改的。“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指经济基础，包括农村人民公社、城市的集体、国营企业等，这些都是可以改的。

　　只是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不再拥有“建立比西方更高的政治文明”的信心了，“接轨”成了唯一可欲、可求的前景。

　　历史规律的无情之处在于，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也很难“坚持”。四十年之后，“四项”当中，只有“党的领导”这一最坚硬的内核还在坚持，但也日复一日地受到“普世价值”的冲击，其他三项，要么已经消解于无形，要么也严重变形了。

　　还有，历史虚无主义为什么始终难以消除?说到底还是因为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所有制发生了变化。一切对历史的认知说到底是对现实的反映，这是单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所无法解决的。

04

　　下面说说开放。

　　和改革一样，开放也有历史必然性。既然中国内在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那就必须和这个体系进行交流，不开放是不行的。

　　但开放，是一个历史概念，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目前关于开放的叙述，充满了形而上学的陈词滥调，这不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历史，也不利于我们正确地总结“开放”的经验教训。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实际意义的开放，不是一个单方面可以完成的行为，必须要开放的对象配合才能够完成。

　　举个例子。你愿意打开朝向邻居花园的窗户，这无疑是一种开放。但如果邻居在你的窗外砌上一堵围墙呢?你的开放就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可笑。你再自责自己为什么不开放，那就是发神经。

　　在新中国七十年的历史上，很多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能不能打破封锁?不是历史地、辩证地研究这个问题，而是笼统地把新中国前三十年归结“封闭落后”，这是一种肤浅的、错误的、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05

　　打破封锁为什么会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主题?不打破封锁为什么谈不上对外开放?

　　追根溯源，就在于新中国是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下起步，通过革命来建国的。中国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的状态，也使中国开罪了主要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美国。

　　美国一方面痛恨新中国取消了它和蒋介石通过《中美商约》获得的全部特权(抗美援朝反而不是美国封锁中国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担心革命会四处蔓延，于是对中国采取了封锁和围堵政策。这种政策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

　　在美国对新中国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新中国只能向社会主义阵营开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对苏联和整个社会阵营是充分开放的，奠定新中国工业基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轮开放。

　　当时的开放，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包括文化上的。毛主席对年轻一代著名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讲话，就是对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讲的，这些留学生很多成了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纺织姑娘》等苏联歌曲，成为整整两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

　　五十年代，中国一方面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开放，另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包括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援越抗美、炮击金门等，只有从打破封锁的意义上，才能理解毛主席决策进行的这些军事行动的意义。 

06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再次发生巨大变化——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也加入了围堵中国的行列。1960年，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更是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

　　中苏破裂的责任，主要在苏联方面，而苏联围堵中国，给苏联自身带来的后果更严重，因为这成了苏联解体的重要诱因。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刚刚修改完成的书稿《冲出重围——新中国的五次战争》对此有详细论述，这里不赘。 

　　这个时候对中国来说，主要矛盾并不是开放，而是打破封锁。在没有打破封锁的情况下谈论开放是毫无意义的。

　　新中国打破封锁的努力，包括掌握两弹一星，大力度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等，而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在中苏边境珍宝岛进行的自卫反击战。

　　通过珍宝岛之战，中国正式冲出了已经蜕变为“苏联阵营”的原社会主义阵营，世界格局由原来美苏两极对峙，变为中美苏的“大三角”格局，而中国恰好处在最有利的一角上——美苏必须相互竞争，谁先解除对中国的封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谁就将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

　　而中国核威慑力量的形成，援越抗美的胜利，也将美国置于有求于中国的位置。尼克松率先认识到，继续封锁中国已经变成对美国自己的封锁，由于中国的巨大存在，离开了中国的合作，美国根本无法解决它必须解决各类国际难题——这是尼克松1972年翩然访华的真正原因。

　　封锁既已打破，开放也就水到渠成。

　　这是新中国的第二轮开放，是向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开放。尼克松访华前，新中国已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后，西方掀起了与中国建交的高潮，原来围墙高耸的地方，现在已经空空荡荡——开放的条件历史性的形成了。

　　所以1972年才是中国第二轮开放的真正起点。

07

　　通观毛泽东主席主导的两轮开放，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样的特点，即绝不为开放而开放，绝不为开放而失去主动性、主体性。坚持了这样的原则，开放就会有利于中国而不是有害于中国，无论苏联还是美国，都不能把有损于中国的条件强加给中国。

　　遗憾的是，毛泽东主席在中国第二轮开放的起点就去世了，他的这些原则在此后的岁月里并没有得到很好坚持。可以预期的是，如果中国能够始终在保持主动性、主体性的原则下坚持开放，今天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地位将会主动、有利得多。

　　改革不能损害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基础，这是决定一个国家性质的东西，开放不能损害中国的主体性——这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根据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我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所能够总结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今天，我们都在谈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问题，再出发，就以这两条历史经验为起点吧!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