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栓平 纪玉山 | 中美贸易争端的警示：加快发挥综合竞争优势 推动技术自主创新

点击：  作者：代栓平 纪玉山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发布时间:2018-11-19 09:47:23

 

 

【摘 要】自主创新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战略，是我国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必经之路。

在全球产业竞争的逻辑下，科技进步和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反制措施。美国挑起贸易战，名为平衡贸易逆差，实则试图遏制中国发展。

中国自主创新战略和贸易争端不仅关乎经济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国家间竞争关系的调整和全球价值链重塑。

坚持和应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和原理，突破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禁锢，深化改革开放，有效实施产业政策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建设，发挥综合竞争优势，是我国成功处理贸易战问题并走上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举措。

这些关键历史事件和经验必将丰富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6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党的十九大将“创新”表述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并提出在基础研究、重大科技项目、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等方面，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

 

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基本遵循“ 引进—学习—吸收—模仿—创新”的路径，目前，在向“自主创新”完成一跃时，要谨防发达国家撤去技术进步的梯子。“领导者”与“追赶者”的博弈在历史上已经反复上演。〔1〕

 

2017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从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优先的理念出发，发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战。

 

美国一方面要封杀中兴等科技类公司，严格、全面禁止高新技术领域的对华出口，另一方面对中国提出了极为苛刻的征税方案，其核心目标就是遏制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与崛起，阻止“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实施，试图对中国重点发展的十大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全面封杀。

 

美国一直认为，中国潜在的科技创新能力和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势头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一旦中国在高科技产业上超过美国，就会动摇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及其所主宰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格局，于是从贸易、金融、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寻衅滋事，彻底跌入到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兴大国必然要挑战守成大国，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挑战）。

 

毋庸置疑，多年来中国政府从国家战略层面规划了提升基础科学、先进制造业、颠覆性技术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战略、对策和实现路径。中国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飞速进步，动摇了美国产业竞争优势，引起美国的警惕。遏制中国核心技术的进步和正在崛起的高技术产业，这才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真正原因。

 

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2〕这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战略性思维，对应对美国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中美贸易争端的战略制高点：

核心信息技术

 

毋庸讳言，信息技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具有极强的渗透功能和强大的辐射作用，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与重要引擎，对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至关重要，因此也被认为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加大了对信息技术的投入，20多年来信息技术产业获得长足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社会经济信息化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特别是随着国际大公司将越来越多的技术职能外包给中国境内的公司，包括制造、组装甚至研发，中国公司逐渐融入到全球信息技术产业的价值链。〔3〕

 

但由于我国起步比美国晚了近30年，总体水平差距明显，国外公司在技术转移方面对中国公司并未按照公平的原则进行，因此，相应的技术合作对中国通讯信息技术行业的溢出效应并不强，中国公司既没有掌握国外核心信息技术，也没有形成自身的核心创新与竞争能力。

 

据 《 2016全球通信技术报告 》 显示，中国在该行业的整体能力位列全球59位，落后于众多发展中国家。〔4〕从技术细分角度看，集成电路的设计和制造、软件和IT服务、通信分别承担着信息的计算、加工处理和传输功能，是最重要的核心技术，因而，也成为各国竞争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高地。而目前限制中国通讯和信息技术行业发展的短板是半导体产业的落后。〔5〕

 

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市场规模急剧扩大，从1996年的1320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4122亿美元。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SIA）的统计，按照半导体企业总部所在地分类，目前美国公司占到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其次为韩国、日本，中国市场份额仅为5%。

 

中国在半导体产业的比较优势依然是组装和测试，发达国家的公司承担大部分的制造和设计工作〔6〕，而后者是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核心部分，可替代程度较低。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消费市场，但自给率仅为10%，90%依赖进口，而且进口的基本上都是高端芯片。中国半导体每年的进口金额超过2000亿美元，是石油天然气进口额的两倍多。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在核心集成电路如服务器MPU、个人电脑MPU、FPGA、DSP等关键领域，中国还无法实现芯片自给，必须高价从美国进口，对国外的依存度较高，这相当于被扼住了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命门。国产CPU总体水平仍然落后国际主流技术3—5年，计算架构仍依赖于国际X86、ARM、MIPS、Power几大架构的授权。存储器基本完全依赖进口。而且，在制造工艺、产业组织方式上中国的差距更大。〔7〕此次中兴事件，正是由于中兴在高端光通信芯片、路由器芯片等方面仍然依赖美国博通等供应商，以致于在谈判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导致特朗普政府竟然可以肆无忌惮索要天价。

 

在软件与服务领域，中国的三大运营商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在2017年研发投入上位居全球前十位，尚能与亚马逊、谷歌、Facebook一争高下，但在研发能力及投入强度方面（研发投入与公司收入比）远不如美国同行（参见图1）。在云计算领域，中国阿里云虽然发展很快，但目前的体量仅为美国亚马逊可在云中提供高度可靠、可扩展、低成本的基础设施平台（AWS）的1/10。美国目前在全球云计算服务领域处于绝对垄断地位。

 

在系统软件领域，当前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基本上被微软公司研发的Windows垄断，手机移动操作系统则被苹果公司开发的IOS与谷歌公司旗下的Android两家寡头瓜分。数据库系统更是甲骨文独占鳌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这些基础软件与底层系统的关键领域，我们偌大的中国目前仍是空白。

 

尽管上述落后现状令人沮丧，但是在某些领域，中国企业已经取得成功，特别是中国在该领域的政府资金投入和赶超战略，以及技术路径的转换引起了技术领先者的担忧。

 

在通讯领域，中国华为的销售额尽管已经成为全球通信行业第一，但随着通信行业的运行业已逼近香农定理和摩尔定律的极限，华为过去跟着别人跑的高速度发展必将逐渐减缓。要保证长期竞争力与领导力，华为必须在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管理体制和创新环境等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同时，我们必须关注到世界通讯信息产业的根本性变革。《 2016全球通信技术报告 》 敏锐地指出世界顶级的通信技术公司从2005年之后专利申请数量在逐年下降，这并不能简单地解读为这些公司创新能力在减弱，相反，更多证据表明该行业的技术创新模式在悄然生变。数字化使得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得越来越短，这也意味着产品研发的风险程度在提高，因此，企业必须通过延长专利保护期限，进行长期战略性投资，使得每一项研发投入都可以有效地服务于企业的连续性创新和可持续发展。〔8〕同样在2018年KPMG发布的 《 半导体行业前瞻报告 》 也观察到了研发投入的战略性改变。〔9〕这一观察显然对于中国目前热衷于专利申请和相应的评估机制有一定的启发和警示。

 

二、解读中美贸易争端的理论依据：

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规律

 

如何解读中美贸易争端，关系着应对的战略取向和政策选择。我们认为，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规律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的新阐释，也是准确解读中美贸易争端的钥匙。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规律是国民经济中不同产业间由于技术进步的差异所导致的经济效率和效益增长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引起的经济利益在不同产业间调整的规律。正是由于不同产业部门在技术进步速度、生产组织形式以及生产效率等方面有所差别。产业间的经济效率和效益的差异反映在价格上就形成价格“剪刀差”。低端产业进入的技术壁垒低，导致价格供给弹性大、需求弹性小。相反，高端产业进入壁垒高，供给弹性小、需求弹性大。特别是在当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如“摩尔定理”所揭示的那样，微电子产业的CPU处理能力每18个月甚至更少的时间就会增加一倍，而集成度和成本却等比例地递减。这样，高端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走高，低端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走低。正如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揭示的那样，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低端产业的资本不断地流入到高端产业，从而推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不断发展，并通过高低端产品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引发资本和财富的分配向高新技术产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倾斜，从而导致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

 

应当指出，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 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也会造成产业或地区间的贫富分化。在当今的网络信息和人工智能时代，高低端产业间技术进步的差异更加明显，两者之间经济效率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高端产业不断获得“超额利润”，低端产业的利益则被逐渐“蚕食”，形成“强者恒强，弱者通吃”的竞争格局。

 

从国际经济竞争的视角看，发达国家绝不会把高端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保持高端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是发达国家不断抬高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高端技术产品价格的利剑。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尽快自主创新，开发和掌握高端技术，推进本国的产业高端化，构筑高端技术和产品生态系统，长时间处于技术和产业落后的状态，就必然会沦落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和“信息殖民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提升。从总体上看，中国的三次产业比重趋向高端，产业结构开始向深加工、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方向演进，表现出良好的结构升级特征。然而，由于宏观经济的异动和经济增长的短期需要，中国的经济结构去低端化进展缓慢、ICT等战略性高科技产业弱化、主导产业技术升级缓慢、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依然突出。根据“比较优势”学说，只要美国放松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就会从根本上削减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但长期以来，美国宁可保持几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也丝毫不放松对中国高技术出口的管制。而且，美国严格限制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的领域并不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领域，而是“中国制造2025”中规划发展的十大高端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严格限制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2011年公布的 《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商品清单 》 一共涉及的十类产品恰好与“中国制造2025”规划发展的重点领域相对应（参见表2）。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301调查结果所建议的对来自中国加征25%的关税的1300余种商品大多数同样瞄准的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

 

三、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动力：

自主创新战略与产业政策

 

为了寻找发动贸易战的借口，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无端指责中国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扰乱了国际市场秩序、损害了市场公平，理由是市场经济不应该有产业政策。这种价值观的对立多被解释为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主导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冲突。然而，“对立论”显然至少忽视了两个重要的事实：其一，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也并没有放弃产业政策这一手段；其二，发展中的中国正在积极探索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产业政策应该作为其在新型社会技术条件下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策略。我们认为，实施积极有为的产业政策并促进自主创新战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

 

1、产业政策无用论之争

 

其实美国是借助产业政策谋求重点科技领域快速突破的典型，例如在信息技术领域。〔10〕

 

美国从独立建国到现在，政府的各类产业政策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并对其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先进制造、互联网、半导体芯片、国防军工和其他基础研究等领域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对美国成长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11〕

 

苹果公司的智能手机IPhone被形容为典型的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果实，然而Mazzucato通过分析 IPhone背后所依赖的核心技术，例如，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GPS）、触屏技术、自然语言交互服务Siri等，指出很多都是美国政府数十年的战略性产业支持的结晶。

 

以触屏技术为例，早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公司就开始进行了大量的投入，然而最终用在IPhone的技术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支持下的两位科学家Wayne Westerman和John Elias共同成功开发的。而Siri项目在2010年被苹果公司并购之前，是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RAPA）从2000年开始资助的一个军事项目。〔12〕

 

而美国的产业政策又是如何在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下“隐藏”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Block指出“隐藏的发展型国家” 或者企业家型国家（entrepreneurial state）的奥秘不在于政府采用挑选赢家式的政策，而在于政府以社会增进型方式（society-enhancing）助推了产业发展和创新蓬勃所必须的社会网络或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13〕

 

封凯栋等通过梳理美国战后诸多产业政策体系形成和执行的历史，指出美国的创新政策体系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美国立法机构的立法以及由联邦政府各部门依法制定的管理办法；该做法成功地将政府这个敏感的角色置于公众和大多数学者的视野之外。相反，在中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从纲领到法律、法规，到部门规章逐层展开，并且依赖于国务院层面发展政策手段的体系。因此，中美的产业政策差别形式远大于内容。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公众对于产业政策的感受。美国的产业政策介入行为嵌入于多环节、多部门网络化协作的体系之中，一般民众难以将对这些行为的认识串接起来以形成“政府持续且直接介入”的概念。〔14〕这是一个行政技巧。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积极有为是一个基本的制度性特征，产业政策无需做美国式的技术性的隐藏，而且应该被不断丰富和发展，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然而，这个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就会成为不同经济体制和价值观碰撞时的焦点，这也不难理解在贸易谈判和处理争端时，产业政策通常会被拿出来当作讨价还价的铺垫。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济政策能否推动经济发展，要靠事实来证明。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产业政策在众多的发达国家都发挥过重要作用。讨论产业政策要避免极端化，核心的问题不是是否实施，而是如何科学合理精准地设计和实施产业政策，以及讨论在什么条件下产业政策可以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生发展的条件下，产业政策的设计要考虑到所涉及的微观个体的独特性。

 

2、客观科学认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阶段性

 

“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真的市场经济”的论调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逻辑上的无稽之谈。

 

事实上，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美国学者Naughton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成就与完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尚存距离，例如，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和环境保护的投入不足。〔15〕其实，中国政府对这些缺陷有清晰的认识，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上升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

 

Naughton同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过程，政治的公开透明和对大众的关切负责需要不断优化治理体系。中国并没有如“华盛顿共识”所期盼的那样完全放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是创立了人类历史不曾有过的“中国模式”，做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即使是在西方世界，市场经济也有不同的模式。既有美英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又有德法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还有日韩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模式。美国把自己的经济模式作为“市场经济”的标准，一旦哪个国家不肯就范，就是“非市场经济”。这充分反映了美国“唯我独尊”的霸凌心态，而非科学公正地对待和理解中国开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发展。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强大的体制优势。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成熟的“中国模式”越发彰显着强大的竞争优势。

 

面对美国的贸易挑战，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经济为主体、混合所有制、私有制等多种经济成分在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让市场调节机制在资源优化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警惕和防止市场调节在公共品提供、自然垄断、关键高科技产业和信息不对称等领域的失灵；必须旗帜鲜明地发挥政府在社会经济健康运行及长远发展的主导作用和保障作用，制定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与产业政策，掌控国民经济命脉，有效提供公共品，增强和保障社会福利，维护国家利益。

 

在当下，更要发挥“集中财力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在20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开创阶段，重大科技突破依靠的是这一优势，今天我们推进自主创新，实现科技创新跨越也要依靠这一法宝。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我们就能在尊重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攻克核心信息技术高地，打赢这场贸易战，坚定地推动自主创新战略。决不能因暂时的困难而畏首畏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产生怀疑。?

 

3、中美贸易之争的本质

是制度和体制之争

 

毋庸讳言，中美贸易之争，在本质上就是制度之争，是经济体制之争，是“华盛顿共识”和“中国模式”之争。 

 

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的说辞，分明就是美国“不能容忍”中国的经济体制优势，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让中国从积贫积弱、落后的农业大国快速发展成为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让“美国优先”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

 

当然，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以及由此派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模式”，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新，尽管许多问题还需继续探索，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完善。所以，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要深化国企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更好地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我们还要以开放促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中国模式”进一步转型升级，并在这一进程中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四、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钥匙：

发挥“综合竞争优势”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决定了我国“综合竞争优势”的存在。

 

“综合竞争优势”既不同于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也不同于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优势”，更不同于迈克尔波特提出的“竞争优势”。

 

笔者提出的“综合竞争优势”是指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自主技术创新为主线，以国家利益为导向，以人力资源培育和要素禀赋为支撑，以有效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为保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综合竞争优势。它所追求的目标包括：在国际方面，追求合理、和谐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家利益；在国内方面，追求贸易平衡发展、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三大目标，在综合平衡中稳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我们认为，“综合竞争优势”论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探索，是规划新时代自主创新战略，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理论依据，其内容会随着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

 

1、改革开放是强化我国的

综合竞争优势的强大动力

 

中国近4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是通过不断地改革开放实现的。开放的国际贸易格局与国际间产业协调是构建综合竞争优势的基本政策框架，没有深刻的国际产业融合，中国的综合竞争优势就丧失了其基本根基。

 

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和国家的战略性产业要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合作和互利的条件下，要适度保护和支持有潜力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针对中等技术资本、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加工组装产品要实行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鼓励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贸易政策与相关环保、税收政策的协调；妥善处理贸易摩擦，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依据国际规则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技术升级

 

。通过充分利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努力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以国际贸易带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逐渐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

 

开展绿色营销，提高服务贸易出口比重，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优化海关、质检的监管和服务。

 

充分发挥市场和经济杠杆对中国外贸发展的调节作用，扩大内需并改善消费结构，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保证人民币平稳升值和汇率稳定。防止外国金融投机资本利用中国资本账户管制上的合法渠道，对人民币汇率和房地产的双重投机。要完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提升外汇管理能力，按国际游戏规则专业运作，加强公司治理。实行组合型投资策略，构建国家综合投资优势。合理利用外资，重点鼓励外商投资于研发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节能环保产业。政府要从促进技术扩散和提高吸收能力两方面，进行政策设计。

 

改革开放的另一关键领域是练好内功，即深化对内改革。当前形势下，中国政府需要积极回应微观主体的改革诉求，优化体制机制，促进新一轮自上而下的改革进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坚持自主创新性战略，促进连续性创新能力的形成，逐渐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核心品牌，实现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利用好中国工业产业体系完整的优势，构筑中国企业的创新网络结构，抵御国际贸易摩擦的冲击。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2、制定有效产业政策提高产业竞争力

是构建综合竞争优势的基本手段

 

政府要在产业的选择过程发挥引导作用。2006年实施自主创新战略以来，中国先后制定了多批次多层面的重点支持发展产业战略和发展规划，并且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定期发布产业投资及供求信息，引导社会资金、资源投资于重点产业发展，现在很多企业在一些领域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并且在很多关键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然而，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某些技术领域的领先并不能代表企业在整个产业甚至某个产品上具备创新能力。因此，要构建综合竞争优势，促进自主创新，要注意产业政策的长期性、战略性，并使其与其它配套政策相协调。

 

扶植战略性产业和确立新的主导产业结构是形成综合竞争优势的基础。我们必须选择一些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成长力强、发展前景广阔的产业作为战略产业，信息产业、生物工程、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都可作为战略性产业，应以国家力量大力扶植。高技术具有在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部门使用范围广、渗透性强的特点。为此，我们要将高技术产业确立为主导产业，加强“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促进企业间竞争是产业政策与构建综合竞争能力衔接的纽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社会主义是根本，市场经济是手段。不能因市场经济放弃社会主义，更不能因为社会主义限制了市场作用的发挥。企业是实现自主创新的主体，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更是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稳定和发展的主体。中国要积极探索将企业的经济目标与社会功能统一结合，鼓励企业探索开放式创新投资模式，建立企业持续创新激励机制，培育企业核心技术、核心经营管理能力，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及核心商品，提高我国企业经营规模效益及国际竞争能力，使企业逐步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主体。

 

3、基础性的制度安排

是构建综合竞争力的保障

 

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科技创新成就通常被解释为西式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结果，而落后的创新能力则被与非西式民主自由体制划上等号。其实不然。田方萌认为政治体制不是问题的核心，创新能力较低的国家很大程度上由于其缺乏公民自由，妨碍了思想和信息的产生与交流。只要一个国家能够保障基于普遍主义的竞争机制和学术自由，它是否采取西方民主的选举制度对科技发展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16〕因此，中国尽管没有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但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成绩斐然，主要是由于科学自由交流基本得到了保证。

 

国家在促进创新友好型的制度建设时要严格尊重制度变迁的内生性特征，使得制度变迁在极大程度上满足多数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17〕中国独特的行政决策机制和中央地方关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18〕，政府积极主导制度变迁是构建综合竞争优势的动力。各级政府凭借其宏观经济管理权力和制度安排方面的职能，对经济转轨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行宏观调控，对市场进行适度干预，达到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紧密与有机结合，防范经济风险。通过制度创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造内生比较优势，从而提高综合竞争能力。

 

制度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赖的。制度间的系统性结构关系处理是建立和完善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维度。〔19〕各类制度行为主体在制度生成、构建以及利用制度解决问题时，通常都与多个制度产生联系，这就会使得制度形成独特的网络结构特征。

 

在构造创新政策时，政府及相关公共部门在公共资源配置、制度建设、规制、推促方面，无论是在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都应有积极的介入。同时，各层级的政府机构，以协会、联盟、合作伙伴等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相互协作，形成创新网络。只有创新网络结构稳健，才能保证知识和信息在不同创新主体间进行扩散和相互学习。〔20〕只有充分地考虑到具体制度间的联系，以及创新主体对于政策的理解和认知，才能成功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政策系统。〔21〕

 

加快市场取向改革，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一问题应该向西方发达经济体学习市场经济建设的经验，积极吸收其有益的成分，特别是基本软环境建设的理解和理念。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构筑有利于发展的微观基础；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继续整体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建立健全良好的金融体系为构建综合竞争能力提供资金支持，加大金融体系对内对外开放，加快产业资本市场的培育，支撑持续产业投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积极构建产品开发平台，帮助企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技术与产品创新。〔22〕

 

五、结论及启示

 

我们应该将中美贸易争端的发生与2008年金融危机、欧元危机、英国脱欧、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以及近期的逆全球化等现象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中美贸易之争，在本质上就是制度之争，是经济体制之争，是“华盛顿共识”和“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探索无疑会对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水平、道路、发展价值观等方面产生冲击，甚至是动摇。因此，美国挑起贸易战名为平衡贸易逆差，实则试图遏制中国发展。贸易战的主战场在高端技术产业，贸易战的本质是制度之争、道路之争、模式之争。我们要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还要有理论自信。这个理论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案和结晶，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突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当前发生的中美贸易争端等关键性历史事件和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论”“对外开放论”等提供更加丰富生动的内容。

 

面对美国的逆全球化挑战，我们不应轻易放弃既定的改革开放目标，反而应该清醒地分析和理解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清醒认识到坚定自主创新的基本战略不动摇，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构筑综合竞争优势的重要性。

 

在具体的战略问题上，我国应该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促进“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改革和开放事业相互促进，以自由贸易区、试点地区等为载体和平台，通过顶层设计和地方推动加速制度创新；维护国际自由贸易秩序，鼓励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产业国际化程度，实现普惠均衡发展；要积极地遵守和维护国际经济运行规则、保护知识产权；加强和提升国际交流的技能和素质，有效解决国际争端。

 

同时，坚持自主创新，要逐步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的要求，科学地认识和尊重科学技术、产品、产业创新的机制和逻辑，充分尊重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和企业家精神。各级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对微观主体的干预；科技成果转化必须依靠市场力量，技术专利要资本化，不搞行政化，以防行政力量扭曲经济激励结构；合理评估我国科技创新水平、能力和潜力，更加科学和透明地设计和执行产业政策，要避免过度干预，避免引导和积累过剩产能，以防伤害长期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1〕Lee，K.，“Making a Technological Catch-up：Barriers and Opportunities，”Asian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vol. 13，no.2，（2005），pp.97-131.

〔2〕《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建设网络强国，习近平提出新要求》，《人民日报》2018年4月21日，第1版。

〔3〕〔5〕Grimes，S.，Yang，C.，“From Foreign Technology Dependence towards Greater Innovation Autonomy：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 Global Value Chain（GVC），”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vol. 3，no. 1（2018），pp.132-148.

〔4〕〔8〕Baller，Silja，Dutta，S.，Lanvin，B.，The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 2016：Innovating in the Digital Economy，Geneva：World Economic Forum，2016，pp.1-39.

〔6〕SIA，Beyond Borders：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Value Chain，May 2016，https：//www.semiconductors.org/WP-content/uploads/2018/06/SIA-Beyond-Borders-Report-FINAL-June-7.pdf，2018-08-29. 

〔7〕赛迪智库集成电路产业形势分析课题组：《2018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形势展望》，《2018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形势展望系列研究报告》，2018年，第118-132页。

〔9〕KPMG，Semiconductors：Can the Surge Continue. 2018 KPMG Global Semiconductor Industry Outlook，2018-02-07，https：//home.kpmg.com/us/en/home/insights/2018/02/semiconductors-can-the-surge-continue.html，2018-08-29.

〔10〕Keller，Matthew，Block，F.，Do as I Say，or as I Do？US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Policy since the 1980s，in Jesus Felipe（ed），Modern Industrial Policy in Practice：Issues and Country Experience，UK：Edward Elgar，2015，pp. 219-246.

〔11〕周建军：《美国产业政策的经济学：从产业技术政策到产业组织政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7年第1期。

〔12〕Mazzucato，M.，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London：Anthem Press，2013，pp.109-117.

〔13〕Block，Fred，“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the rise of a hidden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Politics and Society，vol. 36，no. 2（2008），pp.169-206.

〔14〕封凯栋、李君然、付震宇：《隐藏的发展型国家藏在哪里？对二战后美国创新政策演进及特征的评述》，《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第6期。

〔15〕Naughton，B.，“Is China Socialis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 31，no. 1（2017），pp.3-24.

〔16〕田方萌：《中国模式与创新绩效——科技“大跃进”的多重成因》，《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第6期。

〔17〕Dai，Shuanping，Taube，M.，China’s Request for Innovation，London：Routledge，2019，Forthcoming.

〔18〕Xu，Chenggang，“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 49，no. 4（2011），pp.1076-1151.

〔19〕Dai，Shuanping，Networks of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Emergence，Social Structure and National Systems of Policies，London：Routledge，2015，pp.96-138.

〔20〕顾昕：《治理嵌入性与创新政策的多样性：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再认识》，《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第6期。

〔21〕Dai，Shuanping，“Innovation and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Policies：A Network Approach，” in? Gr?bner，C，et al（Eds），Policy Implications of Recent Advances in 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London：Routledge，2016，pp.189-204. 

〔22〕路风：《论产品开发平台》，《管理世界》2018年第8期。

 

（作者：代栓平，经济学博士，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麦卡托（Mercator）管理学院与东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纪玉山，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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