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官方媒体上刊发的纪念文章中,某些文章中的表述存在问题,例如:“‘文化大G命’结束时,中国陷入经济和民生的严重困局。”“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贫如洗”,等等。在《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出版后,还这样表述,就很不应该了。如果是党史工作者,更不应该。
这些年来,有些党史学者在讲党史的时候,忽视了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种现象,必须引起高度注意。特别是写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文章的时候。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史的学习研究。他特别强调,“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这无疑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历史连续性,才能更好地看清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内在演进的逻辑。人为将历史割断,不仅会忽视历史本身的连续性,还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2010年7月,习近平提出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的任务,并在编写工作启动后亲自审定编写工作方案,作出长篇重要批示,给予重要指导。《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专门有一章《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在1949年至1976年间,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在工业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中还特别提到了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的“两弹一星”、还有着眼农业长远发展的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和培养推广良种,等等。从1953年到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9%,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人口增加了将近4亿,但人均粮食由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也翻了一番。教育方面,大学在校生从11.7万发展到56.5万,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由于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普及,全国人口死亡率从1949年的千分之20下降到1976年的千分之7.25。人均寿命由1949年的35岁到1975年的63.8岁......,“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抒写了无数改天换地的壮丽诗篇,展现了十分可贵的团结奋斗的精神面貌。”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官方媒体上刊发的纪念文章中,某些文章中的表述存在问题,例如:“‘文化大G命’结束时,中国陷入经济和民生的严重困局。”“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贫如洗”,等等。
这种表述是完全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的表述。如果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说,或许还有情可原。但《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出版后,还这样表述,就很不应该了。如果是党史工作者,更不应该。不过,作为内部的学术讨论的课题内容,那则是另外一回事。
关于“文G”时期的经济,《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写道:
“综合起来看,在‘文化大G命’这十年中,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比1965年增长了133.54%。其中工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181.7%,平均每年增长9.9%;农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51.2%,平均每年增长3.8%。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G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G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收入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在审阅时亲自删掉了“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这句话(刘艳 王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历史地位》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630/c83867-27231067.html)。党史专家解读这句属于“过头话”。外国研究邓小平的专家也持相同的看法。例如英国的理查德.伊文思的《邓小平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4)就认为“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同样还要指出的是,在最初起草的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也有过“濒临崩溃”。经过讨论,最后还是删掉了。
关于当时的缺衣少食问题,如果脱离了历史背景,就很容易产生“碎片化”的观点。比如粮食,实际上到1976年的粮食产量,“比1949年的产量高一倍还多。但一个不乐观的因素是,中国的人口也增加得很快,粮食产量的增长被新增的人口抵消了。”(谢春涛主编《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新世界出版社 2011年3月 第84页)。吃饭穿衣问题的基本解决,一是1970年代初开始引进的《四三方案》逐步到位,生产了大量的化肥和化纤。“引进设备陆续投产后,我国人均纺织品年消费量从1965 年19 尺,1978 年提高到25 尺,1982 年进一步提高到32 尺。使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能够取消了20 多年凭布票和棉花票供应的现象。通过引进化肥技术设备,我国年产尿素 1593 万吨,肥效接近小化肥的三倍,可增产稻谷 6500 万—8000 万吨,占2000 年全国粮食产量的 1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解决了吃饭问题,引进化肥项目功不可没。”(方茂:《华国锋与对外开放》)二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当然,改革开放的农业改革更是功不可没。
在这里,还有必要参考一下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主流学者的看法。已故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中的“新秩序问题”一章中写道:“然而,尽管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经历,还是有了了不起的成就。例如,中国的经济就比印度的经济出色得多。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均每年6%或7% ,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印度增长率的二倍或三倍,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不足10亿美元,同时还拿出大约70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家。”顺便补充一下,与新中国成立时处于同一发展水平起步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即使拿最直观的人均收入作比较,1978年中国约为210美元,印度为190美元。(《‘实干中国’给‘空谈印度’上了一课》,《新印度快报》2013年11月10日。)这对于那些喜欢拿中国当年人均收入或者人均GDP说事的专家学者,应该有所启示。
在诸多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章中,还有不少表述相当不科学不严谨的文章,脱离了党中央权威说史的轨道,笔者就不一一列举。
概括地说,这类文章,犯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时一些文章同样的毛病:“一些作者出于好心,要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绩,常常拿改革开放以前物质条件的贫穷作为反衬,有点像‘忆苦思甜’的样子。但它‘忆’的是新中国早年的‘苦’,看不到像老舍《龙须沟》等作品中描写的新中国的‘甜’。这种对比方法抛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不作具体分析,很难说是科学的态度。有如一个原来贫困的家庭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终于逐步富裕起来,子弟们能不能因为今天的富足而嘲笑父兄当年的‘寒酸相’?那能说是‘实事求是’吗?全国党史工作会议批评‘党史领域在学风上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并且郑重地指出‘近年来,社会上存在一些偏离党史主题和主线的问题’,可能也包括前面所说那些现象在内。”这段话来自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2011年1月1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金冲及还写道:“2010年7月份,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而不是由有关部门来召开这样的会议,足见中央进一步把党史工作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此次会议是习近平主持的——笔者注)。
笔者在此希望,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担当教书育人重任的党史工作者,在讲党史的时候,请务必注意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候,切忌搞“忆苦思甜”的教育!
(作者系独立学者,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来源:“察网研究”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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