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诸多经济学杂志的风格看，基于数据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时尚，使中国经济学研究陷入到一种数据依赖的陷阱之中。数据成为了研究者的鸦片，须臾不能离开。而且所使用的数据量越大，研究就仿佛越伟大。

老实说，吸食鸦片者还知道鸦片吸食不能过量。而单个研究对数据的使用已经动辄上万，甚至有上百万条数据了。莫言、张艺谋、李咏等人导演了当代文学、影视、娱乐节目的风格，并基于此创建了自己的盈利模式。由此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当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风格和模式究竟是由什么人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动机和方法论创建的？

而在国外，基于数据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最多被视为一种二流研究成果，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思想性。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显然不能依靠不可能是世界一流水平的它们。

学术是服务于政治的。越伟大的政治抱负就越需要伟大的学术来支撑。在我印象中，许多国家的图书馆最初就是由于这个国家的统帅对知识的需要而产生的。毛泽东在年轻时就已读了许多著述。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图书一直伴随着毛泽东。而在他逝世时，他自己的藏书就足以构成一个小型图书馆了。

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在毛泽东的藏书中，似乎很少数据年鉴和处理数据的数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毛泽东似乎没有发现，他需要积累大量的数据，他需要去掌握处理数据的现代数学知识。这绝不是说，因为毛泽东懂得计算机，不懂得数理统计，不懂得计量经济学，所以低估了这些东西的价值。实际上，毛泽东深深懂得数学的重要性。也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时代，中国数学、计算机、芯片等有了长足的发展。对此，如华罗庚等人是深知其中三味的。

毛泽东之所以本人没有去积累大量的数据，没有去掌握处理数据的现代数学知识，是因为他深知数据是工具，既可以这样用，也可以那样用，数据本身也是可以被少数人操纵的。无论对怎样的数据，都应该如政治经济学看待物一样，不是仅仅把它看作物，而是要从中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把厂房、机器、设备不是仅仅看作物，而是看作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资本，看作是反映阶级关系有无以及状况如何的资本。而为了了解隐藏于数据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基于正确立场做深入细致的分析。这就是毛泽东所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本意。

有许多人掌握了许多数据，说起数据来头头是道，但其实并没有从治国理政的根本上去把握数据，而是基于私人企业利润、基于表面的GDP增长率去把握数据，结果就失去了对数据的掌握，而是被数据掌握了。这样的人如果影响了治国理政的方向，就必然把中国带向歧途，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出现重大的顿挫。这样人做工作不能说不勤勉，但并不真正具有指导治国理政的能力。从学术的角度看，可以说，大跃进中失误的形成就是由于这样的机制在起作用。而究竟如何看待这个失误及其后果也涉及到对数据的使用。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2018年10月31日召开会议。会议认为，“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然而，会议也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1]

究竟如何看待这些定性表述所隐含的数据呢？这是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很显然，一些人希望他们所主张的私有化进一步在中国实现。如果把中国仅存的大型央企都给私有化了，则不仅他们已经获得的巨额财富得以保全，而且可以在进一步的私有化中进一步得到巨大的好处。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如苏联后期的那些权贵阶层一样在苏联解体后掌握这个国家的巨大财富。而至于那样一来中国的GDP会如何跌落、人民会如何悲惨、民族复兴无望，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很显然，这是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姓社姓资的斗争。中国社会即使不争论姓社姓资，这个斗争是客观存在的。

俄罗斯科学院国际经济和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兼莫斯科大学教授布坚科是苏联后期一位非常著名的体制改革比较研究专家，[2]研究领域与中国的吴敬琏教授颇有相似之处。中国期刊网收录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翻译的布坚科的文章有近20篇之多。在一篇文章中，布坚科认为，苏联社会迅速发展的客观需求(条件)与苏联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降之间的矛盾业已产生并日益尖锐。[3]布坚科因此认同戈尔巴乔夫1984年12月在全苏科学-实践会议的报告中的如下认定：

关于苏联的最大经济问题就在于，（斯大林所确定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的现状和人们的实践活动’，因此‘使不变的本质的生产关系成了远离现实的、抽象的、僵化的模式’”。[4]

而苏共27大特别强调“集体所有制‘远未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和更好地满足人民需求方面发挥自己的潜能’”，进而还做出如下论断：

“对于知识的实际增长来说，烦琐哲学、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从来都是一种束缚。它们使思想僵化，竖起一堵死墙割断科学与生活，阻碍科学的发展”。

很显然，苏共27大这样的遮遮掩掩的表述实际上就是在把列宁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判断说成是“烦琐哲学、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了。而这样一来，布坚科做出的“搬掉这一障碍物，乃是全体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的号召实际上就是希望全体社会科学工作者推翻列宁、斯大林理论，废除社会主义制度了。这也再次印证了布坚科这样的人物在苏联的改革开放（也即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起到了怎样的重要作用。

这样的人多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的资源配置就被转变为资本主义的俄罗斯的资源配置了。这还需要大量数据来说明吗？而把经济学研究引导到无数据不学术无计量不学术的轨道上，到底是科学还是非科学呢？

中国经济增长率早在1998年就因出现第一次内需不足而有下降趋势了。只不过被当时的扩大内需所抵消了。2008年又一次的内需不足被4万亿抵消了。可以说，在现实中，施加了诸多改革措施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经济增长率下降是一个家常便饭。而根据马克思《资本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率下降就更是必然规律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并没有导致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完全崩溃。

类比地看，社会主义国家也无需被增长率下降的诸多相关数据（如用电量、失业率等）所吓坏。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担心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个答案不需要什么数据去说明。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率下降将导致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而其失业率的增加将导致全社会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则因为在理论上能够保证全社会的家庭在经济下行时能够维持生活，而社会主义的企业也不会因为暂时的利润率降低而破产。这不需要用什么数据去说明。因为这是两种制度的本体论定义所决定的。

所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处理经济下行的根本之策在于真正地践行社会主义的原则（多一些国有企业），而不是（寄希望用更多地所谓民营经济来）稳增长。

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强大的需求，因为它要求这个社会向所有家庭提供平等性的经济保障，也就是需求。而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就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保障所有家庭都能充分地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去，才能保障不会有少数家庭凭借任何资源（如李咏等人凭借其央视主持人身份）获得远远超过其他家庭获得巨额收入，从而使得中国不会有弱势群体家庭。而这样一来，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就保障了所有家庭都能满足基本的需要。尽管这种基本需要在不同家庭之间还会存在差别，但它不会造成经济下行威胁社会安全的后果。这也是无需数据就能说明的。

当中国所谓民营企业越来越多，所谓民营企业家占得的私人利润越来越多，最广大人民就越来越多地排除在所谓的市场经济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总需求不可能匹配中国的总供给。如果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中国的所谓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越来越大，中国社会就只能是越来越危险。这也是不用什么数据就能说明的。如果我们不用数据就能说明道理，为什么还要搞一个曲线呢？

许多靠数据吃饭的人实际上是没有理论思维的！而没有理论思维的人，就会陷入到数据的丛林不能自拔。而其实，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作为世界第一流的思想家，早已经在众多的数据分析基础上登上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凌绝之顶！

1978年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许多数据的本体早已经在1949-1976年出现了。新的数据的出现并没有让理论的科学性发生根本的变化，更没有颠覆，而只是多了一些表现而已！许多新表现出来的数据不过是冗余的数据而已。

让中国的国家治理少依赖一些所谓数据，多依赖一些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吧！让中国全社会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信任更近一层吧！如果中国的治国理政在数据与逻辑的辩证法运用中达到了最高境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不可阻挡的。

注 释：

[1]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1031/c1024-30374631.html。

[2]布坚科：《中国的经验与俄国的教训》，《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3]布坚科、沃多皮亚诺娃：《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哲学译从》，1987年第4期。

[4]布坚科、沃多皮亚诺娃：《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哲学译从》，1987年第4期。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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