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大卫·科兹 主要研究领域是比较经济体制、宏观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91—1996年，科兹潜心研究苏联解体问题，与弗雷德·威尔合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引起了很大反响。科兹目前主要集中于当代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制度研究、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批判和社会主义计划等领域。

在反对者看来，国有企业只是旧体质的不幸残留物。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们认为国有企业天生低效，而只有私营企业才能在社会中起重要作用。因为所有企业唯有被所有者经营管理才会有效，他们更具有不断增加企业价值的积极性。相反，国有企业属于国家所有，管理人员没有动力将企业管好。因此，主张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国有企业私有化。

然而，这些理论和观点存在致命弱点：现代经济体系中，除了个体户以外，大部分企业不止一个拥有者。可以说，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都面临着大企业运转效率问题。在现代西方大中型企业中，普遍采取职业经理人制度，执行股东决策。然而，多数企业往往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行事，而忽视企业社会责任。西方的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同样面临这一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也会如此。

不过，这一问题可以通过约束管理者行为得以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着大量管理有效的国有企业。如加拿大的国有铁路企业，就以其高效率而著称。即使在美国，一些国有企业也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美国发电行业中，约占25%的电力企业由所在联邦、州，或者是地方政府所有。学者研究这些发电企业发现，国有发电企业成本明显更低。原因在于他们不需要向股东支付高额利润，不需要如私营企业一样支付高级管理人员高薪。

在我看来，一方面，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确实存在诸多需要改革的问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同样具备大量潜在优势。

首先，相对于私营企业只考虑股东利益而言，国有企业考量的利益对象范围更为广泛。国有企业不仅会考虑消费者利益、员工利益，还包括企业所在社区老百姓利益。

其次，国有企业通常为员工提供更为人性化的保障体系。以良好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赢得员工对于企业的忠诚，从而高效工作。这不仅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也有利于缩小贫富分化。

第三，国有企业有责任考虑其行为的外部性，防止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如空气、水污染，或是过度包装造成的浪费问题。然而，对于私营企业而言，他们不得不以污染环境为代价追求更高利润。

第四，国有企业往往会向员工提供更为体面的工资。在一项关于比较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薪酬福利问题的研究中，提到了“生存工资”概念，其含义指员工工资不会特别高，却能让员工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这项研究表明：中国国有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比生存工资要高出1/3，而国内同类民营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平均比生存工资低1/3。然而，当私企支付给员工工资低于生存工资时，意味着社会必须进行补贴，这有损公正。

第五，国有企业可以为员工提供更多保障，而私营企业难以实现。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希望进入社会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即便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如果明天可能面临失业风险，这种状态显然不佳。私营企业往往要求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流动性，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解雇工人。而国有企业往往给员工提供保障，工作稳定性更高。

第六，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性。经常有媒体报道，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方面比较落后，但现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国家大型创新工程往往具有高风险性，失败几率很高，即便是大型私营企业，也不愿意承担这一风险。对于大型私营企业而言，只有当技术被证明确实能够成功时，他们才会选择使用。然而，国有企业却承担着真正的创新工作。资本主义国家真正的创新来自于由国家资助的非营利性机构，比如大学、垄断性国有企业。

举个例子，目前已经广泛使用的数字交换机，最早由贝尔实验室成功研发。贝尔实验室隶属于美国AT&T公司，当时是政府严密管制的垄断企业。贝尔实验室更类似于国有企业，无需面临竞争也不用担心利润问题。正是在这一情况下，贝尔实验室完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曾经说过，太过领先的技术并不能为企业带来回报，也就是说他绝不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是，对于占据战略性地位的国有企业而言，则完全能够组织起来从事重大领域创新。

第七，国有企业进行的多为反周期性投资。对于私营企业而言，销售额下滑往往意味减少投资，这将加剧经济下滑趋势，甚至导致危机。国有企业则具有长远眼光，当经济下滑时增加投资，从而减小经济波动。

第八，国有企业不存在工人剥削问题。马克思提出，私营企业即便对整个社会发展有好处，但不可避免地会剥削其工人。如果要建立一个消除剥削的社会主义体制，必须要依靠国有企业实现。

那么，如何最大限度释放国企改革红利？最新出台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区分两类不同的国有企业：一类是商业性企业，通过商业行为赚取利润；另一类属于公益性，需要政府进行补贴。然而，具体实施细则可能更为复杂，应注意避免走入改革误区。

第一，对于商业类国有企业而言，究竟是追求短期回报还是实现长远盈利。自1980年以来，大量原来关注长远利润的美国企业，开始逐渐关注短期利润，导致其出现具有非生产性的短期行为，如将企业利润用于购企业股份，并非用于投资，或是利用企业收入进行投机性行为。国有企业应该被要求追求长远利润而不是短期利润，但前提是需要政府为决策者制定着眼于长远利益的激励机制。

第二，工人工资如何确定。私营企业往往会支付工人尽可能低的工资，但国有企业不应该这么做。低工资会使得工人感觉到不公平，从而影响其工作效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考虑工人生活。国有企业应该建立完善的薪酬体系，以吸引人才。

第三，这类国有企业需要剥离一些社会职能，如养老金问题。但是在我看来，如果国有企业如果能够提供幼儿园、健身房等福利，十分有益。

第四，商业类国企追求利润，并不意味着其可以无限制地扩张。可以通过创新产品或者工艺流程等方式，获得利润。或许这类企业可能通过减少工人工资、增加工作量，或是通过降低工作安全保障等方式增加利润，在我看来，这些行为并不可取。

本次国企改革强调如何提高国有企业员工效率。有观点认为，一旦企业给予工人全面的工作保障，员工就会失去工作动力，我认为这只是神话而非事实，即便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存在大量企业案例。其中，IBM就是典型的给予员工高福利待遇的企业，同时工作表现也非常好。日本企业通过为员工提供终身岗位，从而使其更高效工作。

那么，薪酬激励该如何与工作效率相结合？有人提到员工持股。应该说，当员工持有企业股份时，工作会相对努力。但研究表明，仅仅让员工持有企业股份，并不能解决问题。原因在于，对普通员工而言，工资是其主要收入来源而非股票分红。在我看来，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是鼓励工人更多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中去。如果说工人们不是简单受指挥，而是有更多机会提出意见和建议，将助于增强其主人翁意识。事实上，鼓励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价值相一致。

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目前，始终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搞私有化，主张将国有企业卖掉，这些人事实上是主张中国放弃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基于正确的，有事实支撑的经济理论，必须要考虑到不同国有企业类型。没有任何事实足以证明：要使得一个经济发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要让私营企业变得更强大，让国有企业和政府变得更弱小。那些简单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支撑下的观点，将带来经济的下滑。

此外，特别要值得注意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当中要防止某些利益集团，仅仅从自己集团利益出发进行决策。如一些私人投资者想低价购买公共投资所形成的国有企业。如果是公众来继续投资，公众应该享有其投资带来的红利。同时，应时刻记住国企改革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够持续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主要力量。

（记者王倩倩根据大卫·科兹教授在10月14日中央企业媒体联盟读书会上的演讲整理；来源：昆仑策网，转自“国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