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紧张关系升级之际，美国社会中的精英开始重新反思过去的对华贸易政策，他们在问自己，是谁再次跟丢了中国？

有媒体报导说，川普（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转变是急需的纠正还是灾难性的逆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看待将中国吸纳入世这一最初决定。

美国科技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主席阿特金森（Rob Atkinson）日前在《国家评论》上撰文说：“谁跟丢了中国？”（Who Lost China?）

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机构陷入激烈争论，“谁跟丢了中国？”

“现在我们听到一场新的辩论‘谁第二次跟丢了中国？’”他说，中国正朝着全球技术领先地位迈进，并在经济和军事上日益挑战美国，那么谁应当对这件事负责？

阿特金森认为，从历届美国政府和华盛顿的贸易经济机构、到中国本身，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美高级谈判代表：我非常失望

2000年，克林顿政府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结束对中国的年度审查程序，助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次年12月11日，中国就正式入世。

当时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中国高级谈判代表的卡西迪（Robert B. Cassidy）今年已73岁，他仍被这个问题困扰着：当初美国帮助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否错了？

“当你退休时，你会想自己取得了很多成就。”他告诉《纽约时报》说，“但是我没日没夜地工作，获得了怎样的结果？”

他说，他的工作只帮到了大企业，而不是普通工人。“我非常失望。”

18年后，克林顿宣扬的中国入世对美国“百利无一害”的情景非但没有出现，更是在短时间内养肥了新对手。

当时克林顿政府的美国官员们认为，他们跟中国官员进行了艰难的讨价还价，迫使北京同意削减关税、允许外国投资中国工业，并给予外国银行更多的自由经商权利，甚至让北京同意，如果在12年时间内确认因进口中国商品激增对美国造成伤害，美国可对中国采取特殊保障措施。最后这条是克林顿政府认为的“保命绳”。

中国开出的交换条件是，“只要”美国放弃一年一度决定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伙伴关系的法律程序，改为永久性最惠国待遇。

但是在中国入世18年后，既没有达到当初倡导其入世时的乐观预期，更没有在政治和市场上变得更开放。克林顿政府当初万无一失的买卖为何失败？

中国最惠国待遇之殇

任何一个国家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需要和所有成员国达成协议，但最重要的是与美国这个世界上的主导经济体达成协议。而获得美国对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的承认是最关键的一环。

永久最惠国待遇是指《1974年美国贸易法》中的《杰逊−凡尼修正案》规定。该规定拒绝授予限制移民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最惠国待遇，但规定了总统有权每年对某一特定国家放弃适用《杰逊−凡尼修正案》，同时保留说，这种放弃可以被国会的联合决议推翻。

也就是说，每年美国总统都必须遵循这一规定，考虑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放弃适用《杰逊−凡尼修正案》。但从1989年之后，国会每年都就是否要推翻总统的放弃适用决定发生激烈辩论，但没有哪一次推翻过。

情况一直到2000年前，克林顿在中国入世问题上发表过多次的乐观演说。

《纽约时报》周五（7月27日）报导说，克林顿关于中国入世的理想主义言论，当时被华盛顿的大多数精英接受，但有一位贸易律师对此持怀疑态度。

更在几年前，这位律师就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发出警告，如果允许中国加入WTO，重商主义的中国将成为一个“主导”贸易国，那时候，“几乎没有哪个（美国）制造业工作是安全的”。

这位律师就是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川普政府的现任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

有意思的是，川普（特朗普）本人在2000年曾调侃说要竞选总统，并著书《美国：值得我们拥有》（The American We Deserve），书中说中国是美国的“最大长期挑战”。

他还说，会任命自己的美国贸易代表，并取得更好的谈判交易。

纽时的文章还说，对2001年中国入世的评估决定了当今对华贸易激辩中的川普政府立场。

根据川普总统的年度贸易议程报告，针对中国的贸易举措是川普政府贸易议题的一部分，同时包括更广泛地纠正美国长期贸易政策以及对国际贸易机构WTO进行改革。

18年前的两大入世警言成真

第一，18年后回头看，当时警告美国会流失大量制造业工作机会是对的。在克林顿政府2000年同意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美国国内的劳工、环境和人权组织联盟都表示反对。

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斯科特（Robert Scott）曾在2000年预测，如果允许中国入世，美国制造业将丢失近百万的工作岗位给中国竞争对手。

在美国同意中国入世后，对华外国投资从2001年的47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十年后的1,240亿美元。放开的投资和进口限制，以及中国庞大的市场前景，大批跨国公司进驻中国，中国快速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对美出口出现飙升。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奥托尔（David Autor）等的一项研究估计，仅1999年至2011年间，受中国商品的竞争影响，美国损失了大约240万个工作岗位，尤其是制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城镇地区受到的冲击最大。

回顾18年前，在美国制造业就业问题上，最早批评者的判断是正确的。

第二，当时美国国会激辩中，警告中国不会因为经济变得更开发自由的警言也成真。

克林顿当时打出的“中国自由愿景”获得很多精英的认同，他曾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会变得更自由。但是18年后，中国表现让人失望。

如果将互联网本身变成控制国家的工具。“这是奥威尔式的。”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兼中国专家科恩（Jerome Cohen）告诉纽时。

中国经济的改革力度有减无增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的力度已经开始减弱。它签署的入世协议中有明确遏制国有企业发展的条款，它当时也许诺只会以商业条款来运营国有企业，但18年来一直没有很好履行这一承诺。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拉迪（Nicholas Lardy）估计，目前中国国有企业仅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约20%。但在过去几年，中国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是私人投资的三倍，国有企业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决策的核心。

他介绍说，中国指望这些公司成为半导体、电动汽车、机器人和其它高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并通过国有银行的补贴和融资为其提供资金。

中国支持龙头企业的举措引起了美国公司的抗议，现在这些公司发现自己正在与一个国家竞赛。例如，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中国的国家投资造成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许多这一行业的外国公司倒闭。

还有，中国至今未完全遵守世贸组织规定，允许外国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而它承诺不会强迫外国公司转让他们的技术，根据7月份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大约五分之一的在华外国公司——主要是航空航天和化学工业，表示他们已经被强迫交出技术，才能在中国做生意。

同时，中国也利用世贸组织机制本身钻空子。纽时的报导说，比如在一个案例中，它阻止了高科技产业所需的稀缺原材料出口，损害外国公司的利益；但当世贸组织通过一系列限制、准备对北京进行裁决时，它就取消障碍，但随后又下令阻止了另一种原材料出口。

哈佛大学的吴教授表示，“核心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履行广泛的（WTO）义务，而是它能否遵从协议的精神。”

美国政治历史学者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曾表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都是欺诈能手，可以创造性地利用举措在WTO和其它国际贸易规则的漏洞中自由穿梭。”

过去美国政府的不作为也是问题所在.

到2005年之后，美国企业干脆停止了向小布什政府申请援用保障措施，因为美国政府在可以用的时间内，拒绝提供这类救济。在奥巴马八年任期内，也只批准了一起数量激增救济案例。

对后任美国政府的不积极作为，就连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巴尔谢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都指责说，她的继任者本可以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让后者履行协议。

一位前小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对此的回答是，“通过提高保护主义壁垒无法实现国家利益。”这位前官员表示，进口增长并不意味着中国行为不当。而奥巴马政府的官员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另一方面，对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导致失业的美国工人，过去17年中，美国政府几乎没有为他们提供再培训计划或给失业职工的社会安全网项目投入资源。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年美中贸易逆差是812亿美元，处于可控阶段；到小布什时期，中国对美国出口出现激增，2008年美中贸易逆差达到2,790亿美元，是双边贸易的第一个历史高点。

到奥巴马时期，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中贸易短期下滑，随后再次出现第二轮猛涨，到2015年美中贸易逆差最高到了3,558亿美元。

现在到了川普上任，从钢铝税到301知识产权调查关税，中美双方的贸易角力在继续。

那位当年强烈质疑允许中国入世的律师、现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本周四（7月26日）出席国会听证时说，解决中共贸易问题需要时日。

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2018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解决我们与中国的问题，靠依赖只有在世界贸易组织提起更多案件，这种想法充其量是天真的，而且最糟糕的是会让政策制定者分散注意力，意识不到挑战的严重性。”它建议说，美国必须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

莱特希泽曾说过，美国应该单枪匹马，以严厉的关税威胁中国，甚至考虑在WTO中持极为激进的立场解决对华贸易赤字。

“我相信有些问题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但大体上看，跟中国的贸易问题将持续多年。”他告诉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