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强： “西化派”思想误导使我国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兆头

点击：作者：何干强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18-07-25 09: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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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们坚信，只要真正做到遵循马克思对宏观经济运动提出问题的方法和创造性地运用好马克思创立的研究宏观经济运动的科学方法，就一定能标本兼治，不仅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的底线，纠正宏观经济存在结构性失衡，而且能促进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地科学发展，使国民经济走上可持续科学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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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宏观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失衡，经济学界存在两种对立的问题观。

　　一种认为，失衡的原因是由于存在“资源配置”和“激励”两大“突出问题”，主张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机制”来解决；其理论来源是新自由主义，具有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欺骗性和辩护性，其解决问题的方法用于指导实践具有极大危害性。

　　另一种认为，失衡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严重削弱和中央政府计划调节的作用被严重弱化；其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揭示的宏观经济运动科学原理中，包含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一般科学方法。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就不仅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纠正宏观经济存在的结构性失衡，而且能促进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地科学发展，使国民经济走上可持续科学发展的道路。

　　就上述两种对立的问题观，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南京财经大学教授何干强。

　　采（采访者简称采，下同）：何老师您好！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存在重大结构性失衡。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据我所知，我国经济学界对结构性失衡这一问题发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认识并不一致。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何（被采访者简称何，下同）：您提出了很重要的论题。党中央领导同志早在1999年，就提出，“目前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根本的是结构不合理，结构调整缓慢”；2005年又指出，“盲目投资导致产能过剩的不良后果正在显现”，“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相当艰巨”；2010年国务院领导同志撰文指出，我们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是也要看到，我们的发展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长期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显现”。2012年党的十八大要求，“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党的十九大要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说明，我国宏观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由来已久。

　　采：确实如此。那么，经济学界存在哪些不同认识？

　　何：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是，总起来看，可以归结为两种对立的问题观：一种认为，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的弊病未得到纠正，“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到位；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对立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应当是民营经济（实质是私有制经济），只有推行私有化“改制”，大力削减国有经济，彻底否定计划经济，才能真正把国民经济“转型”为“现代市场经济”，把“现代市场机制”建立起来，解决宏观经济运行失衡问题。

　　另一种则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被严重削弱和中央政府计划调节的作用被严重弱化；要标本兼治地解决问题，就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和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利用好市场供求信息，把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

　　采：您可否从经济理论上深入谈谈两种认识的分歧？

　　何：这两种宏观经济问题观的对立，从理论来源看，实质上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简称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简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立。这样说，绝不是给不同的经济观点乱扣“姓社姓资”的“大帽子”，而是因为，现代世界仍然是阶级社会，客观上存在着不同阶级的矛盾。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然并存着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就必然存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不能不在经济观念上表现出来。因此，我们不应当回避和掩盖上述宏观经济问题观在阶级立场上的对立性质，而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它们深入辨析，这将有利于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科学地解决好宏观经济的严重结构性失衡问题。

　　一、“西化派”提出的“突出问题”及其理论来源

　　采：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分析当前宏观经济问题有何代表性观点？

　　何：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我和不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把一些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尤其是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分析经济问题的学者简称为“西化派”。面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严重结构性失衡，“西化派”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这就是代表性的观点。这里不妨引述一段话：“计划经济遇到两大突出问题：一是资源配置问题，二是激励问题。前者问题是因为计划经济中的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决定，而是由计划者决定，由此造成巨大的资源配置扭曲。后者问题是由于在公有制和政府主导经济下的‘大锅饭’和‘软预算约束’等原因造成的激励扭曲，表现在个人、企业、政府没有增加效率的积极性。”为此，他们认为，只有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才能解决资源配置扭曲和激励扭曲这“两大突出问题”，从而解决宏观经济运动的失衡。其实，这不是什么新思想，而是照搬了西方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科斯、德姆塞茨等人的理论观点而提出的。

　　采：可否具体地谈谈这些理论来源？

　　何：好的。先看“资源配置问题”的理论来源。西方经济学对“资源配置”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研究商品和服务如何通过经济运行，实现有效的分配，满足人类的需要”；另一种是“资源配置理论”是研究社会资源有效分配的。

　　后一种解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属于社会再生产范畴。米塞斯1920年春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提出“唯有市场定价方式不仅适用于制成品，而且适用于所有中间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条件下，经济地使用可资获得的资源，才是可能的”；“人们根本就不可能设想出任何其他的能够以一种与竞争市场定价过程相同的方式把所有相关的事实都考虑在内的过程”。简言之，他认为，“竞争市场定价方式”是实现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唯一方式。

　　哈耶克认为，米塞斯的这个观点“最成功地”阐明了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这对“共产主义统治者行动的理论教条”，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彻底的批判”。

　　科斯则研究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成本（包括企业成本、市场交易成本和政府管制成本）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0，那么，在私人企业之间发生利益损害事件时，产权的重新界定，即无论由哪一方来承担损害责任成本，都不会影响社会资源（总产值）配置的最大化，这是因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总成本并未改变，改变的只是由谁来承担而已；而如果市场交易成本大于0，那么，产权在不同企业之间的初始界定，就会对资源配置效率发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减少政府管制”，只有“由市场和企业来解决问题”，才能减少总成本，给社会资源效率带来 “更好的结果”。

　　米塞斯、哈耶克、科斯等人的共同点是，强调只有私有制的市场定价方式或市场机制，才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采：那么，“激励问题”的理论来源呢？

　　何：“激励问题”主要来自哈耶克、德姆塞茨的“激励理论”。哈耶克认为，“激励制度”应当建立在他提出的所谓“真个人主义秩序”上，这种秩序能“激励人们根据自己的选择和依从那些决定着其日常行为的动机而尽可能地为满足所有其他人的需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而“私有财产制度在这方面确实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激励”舆。

　　哈耶克设想的激励机制“秩序”，其实是重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关于人人有“利己心”的市场秩序。斯密认为，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分工中，每个个人“只盘算自己的利益”，却“使他能比在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斯密提出“市场秩序”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在反封建制度上起过进步的作用。而哈耶克提出“真个人主义秩序”，则是为了坚决反对人类社会已经诞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把社会主义制度与法西斯专制制度相提并论，并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称之为“通向奴役之路”。显然，哈耶克提出的这种“秩序”，起的是开历史倒车的作用。

　　德姆塞茨则研究了在所有权有一组（一束）权利、实行控制权和管理权分权的条件下，如何激励管理者。他认为，“私有化就意味着，资源的控制者（‘所有者’）要比‘国家’所有制下的控制者（官僚）更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因此，如果不实实在在地建立私人所有权，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分权体制”；只有“依赖私人所有权”，“才能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德姆塞茨提出，必须给国有经济中的管理者私人财产所有权，即国有资产必须私有化，管理者才能得到激励。

　　中国“西化派”显然照搬了哈耶克和德姆塞茨的“激励理论”。当然，也有自己的补充，即加进了前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提出的经济管理中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并把激励从作用于私人，扩大到作用于政府、企业。他们搬用德姆塞茨的主张，主张对公有制企业的管理者实施“股权激励”，实质是让管理者拥有“私人产权”，由此拥有“剩余索取权”。其实，这种索取权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权，因而这种“私人产权”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

　　可见，“西化派”提出的“资源配置问题”和“激励问题”及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法，都来自敌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是资产阶级的。对这种问题观，有必要深入分析。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资源配置问题”是不科学的

　　采：您提到“问题观”，如何理解这个概念？

　　何：我把人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观念，简称为“问题观”。人们提出的问题有科学问题和不科学问题之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我认为，这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理。

　　根据这个原理，如果人们提出的问题能够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矛盾，那么问题本身就蕴含着解决矛盾的方法，所提出的问题就是真实的，因而是科学的。而只要提出的问题是科学的，人们就可以发现问题中即客观事物的矛盾中蕴含的内部联系，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通过实践，发挥主观能动性，遵循事物本身运动规律的客观要求，解决问题，推进事物向前发展。

　　如果人们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事物客观现实的内在矛盾，而是事物的表面现象或假象性质的矛盾，甚至只是主观臆造的矛盾，那就不能弄清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或本来面目，也就不可能科学地解决问题，反而会提出无效的、错误的方法，阻碍事物的前进。按照这样的认识，我认为，“资源配置问题”和“激励问题”这两大问题属于不科学的提问。

　　采：为何您说“资源配置问题”是不科学的问题？

　　何：从经济思想史的有关资料看，当年，米塞斯在提出这个问题不久，就受到过泰勒、兰格、迪金森等经济学家的质疑和批判。今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更可以看清楚，米塞斯、哈耶克、科斯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对“资源配置问题”的阐释，只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和流通运动的表层现象，具有主观性、表面性和欺骗性。

　　他们以拜物教的观念来看待社会资源配置，因而具有主观性、表面性。因为他们关注的是生产要素的物的形态及其相互关系，而根本不理解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本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劳动（包括死劳动和活劳动）在社会再生产各产业部门的分配。他们像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不懂得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有用劳动和抽象人类劳动）这个基本观点；更不明白这是理解市场经济的枢纽。

　　正因为如此，他们缺乏科学的宏观经济结构概念，认识不到在社会再生产中，社会总产品的每个部分，都必须进行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在全社会的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部类的生产要素相互之间，以及这两大部类内部的各产业部门的生产要素之间，都必须形成一定比例关系，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和市场流通持续运行。实际上，这些体现社会劳动在各部门分配的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才是宏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实质。

　　只有弄清了生产领域的这种比例关系，同时弄清它们与非生产领域的资源消耗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与全社会货币流通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做到从全社会大局出发，合理计划调节人力和物力，才能避免宏观经济出现结构性的失衡，从而避免市场供求失衡，促使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和运行。见物而不见人，只见资源物质形态而不见资源包含的社会劳动本质内容，这正是主观性、表面性的表现。

　　采：用拜物教的观念看待市场经济现象，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通病。请您继续分析。

　　何：所谓“竞争市场定价方式”可以使全社会的资源实现最优配置，这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并不懂得宏观经济运动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质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运动，其中包含商品生产社会一般的社会生产和市场流通的内在联系：社会生产是内在本质，市场流通是外部现象；社会生产是市场流通的始发性原因，市场流通是社会生产推动和发展的结果；社会生产对市场流通起决定作用，而市场流通对社会生产起反作用，只是在某种条件下，才起决定作用”。

　　离开本质就不能科学解释现象，颠倒因果关系就不能科学阐释事物的运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所谓市场自由竞争和市场定价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显然只是着眼于宏观经济形态的市场流通这个表层，颠倒了社会生产和市场流通之间决定和被决定这种辩证关系。

　　他们所谓的“市场机制”实质是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现象形态。这是因为，他们所谓的“市场机制”，是私有制为基础的，指的是对商品价格波动起作用的市场供求调节，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表层的市场流通现象。但是，他们并不明白资本主义市场流通的本质内容。

　　须知，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同剩余价值规律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有着特殊的价格表现形式。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市场竞争价格，不仅由价值规律决定，按商品中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市场价值进行竞争，而且要由剩余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决定，表现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相互之间要为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而竞争，从而表现为追求平均利润的竞争。

　　因此，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形成的市场价格本质上已是包含平均利润的生产价格，体现的已是资本家阶级平等地剥削雇佣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的阶级关系。而资本家阶级相互间表现出的那种简单市场流通的市场平等交易关系，则成为对这种剥削关系的掩盖形式。显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弄不清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共性、联系和区别，肤浅地把资本流通等同于简单商品流通了。

　　采：是的，马克思揭示的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共性、联系和区别，十分重要。这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是看不到的。

　　何：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把市场定价方式鼓吹为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非常具有欺骗性。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关系能有效配置经济资源的观点，连简单商品流通的科学含义也没有弄清楚，不懂得简单商品流通与物、物直接交换的根本区别，不懂商品流通本身的内在矛盾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成为现实性。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市场流通总是通过周期性危机，才实现供求关系暂时平衡的。既然这种市场流通会发生危机，也就不能把这种市场流通的定价方式对社会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的分配作用，视为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值得提出的是，他们在论述市场定价方式时，完全撇开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关系决定的收入分配关系导致的两极分化，以及由私有制决定的生产自发性和社会分工无序性对市场供求关系失衡的决定作用。同时，他们把资本家阶级与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也等同于市场一般流通关系。这是对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致命性弊病的掩盖。人们不免要问：既然私有制市场定价方式能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那么为何从1825年爆发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直到如今，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从未停止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呢？

　　采：您说的有道理。

　　何：商品供给过剩或不足，这在商品生产社会是难以避免的，而在私有制基础上，这势必导致经济危机。马克思深刻揭示的一个典型现象是，固定资本在生产中，必然发生实物形态的使用和价值消耗的分离，这通常会导致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发生固定资本商品的市场过剩或不足。

　　马克思指出：“寿命已经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里是指在消费资料生产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像人一样，超过平均死亡率），那在下一年就一定会很小。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消费资料年生产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辅助材料的数量不会因此减少；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

　　这种社会的控制，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才具备条件。这是因为，公有制经济基础可以保证单个公有制企业利益与全社会整体利益具有一致性，因而社会经济调控中心只要能够合理计划调节，就可以使这一时期的相对生产过剩用于补救下一时期因同一原因必然发生的相对生产不足，从而把这种过剩变为利益。

　　但是，私有制社会却无法实施这样的控制。因为对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来说，市场上任何商品的过剩，都意味着有生产者的商品卖不出去；市场上发生任何生产资料商品的不足，都意味着有生产者买不到再生产需要的生产资料。这两种情况积累到一定程度，都会导致社会再生产难以持续而发生危机。因此，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才有条件使社会再生产适应固定资本补偿规律，避免发生危机。

　　当然，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的公有制经济，是指建立了完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还不是全社会的公有制。但是只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能够强大到对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就有条件对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实施一定调节，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机的发生。这告诉我们，唯有建立公有制经济基础，进行社会控制，才能真正实现没有危机的社会资源配置。

　　采：您说到，固定资本运动在社会再生产中引起的市场商品过剩，是商品生产社会的一般现象，马克思揭示的这种宏观经济现象，人们似乎不太了解。看来，对市场的商品过剩，还要区分正常的和不正常的。我的理解对吗？

　　何：是这样。这告诉我们，认识市场经济现象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我认为“西化派”搬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的“资源配置问题”及其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市场机制和市场定价方式，都是不科学的。这又是与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仅用资本家的私人交易者的眼光看待市场关系的表层联系在一起的。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激励问题”也是不科学的

　　采：那么，为何您说“激励问题”也是不科学的问题呢？

　　何：激励的一般含义是指某种外因对人的行为产生的鼓励、推进和鞭策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西化派”认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必然发生“激励扭曲”，导致对个人没有激励的“大锅饭”，导致使个人、企业和政府都没有增加效率积极性的“软约束”。可以看出，他们谈的是经济领域的激励，指的是经济利益的激励。这种观点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主观性和欺骗性。

　　采：请具体说说。

　　何：好的。“西化”派提出的对个人经济利益的“激励问题”与宏观经济运行并无直接关系。从简单的数学逻辑看，通过激励提高个别的效率，这无疑可以提高由个别构成的整体的效率；但是从辩证逻辑来看，个别运动的效率究竟能否提高整体运动的效率，还得看个别运动的方向与整体运动的方向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个别效率就会对整体效率产生负面作用。

　　遵照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提高宏观经济运行的效率，首先不是靠对人的激励（“西化派”所说的对企业、政府的激励，也仍然是对当事人的激励），而是靠社会再生产的各生产部门和企业相互之间形成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补偿的比例关系；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谈得上提高宏观经济效率。看看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动存在的危机寅萧条寅复苏寅繁荣寅危机……这种一般周期现象吧！假如说繁荣是市场自由竞争和“市场定价秩序”对个人的激励有效率的表现，那么为何紧接着繁荣的，总是危机呢？难道危机也是宏观经济有效率的表现吗？

　　实际上，市场竞争和市场定价方式对人和企业的外部压力和激励，都是对个别、局部而言的；在市场经济中，对个别、局部产生的效率，并不等于宏观、整体有效。不能无视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市场竞争和市场定价方式在对某些个别和某些局部产生效率的同时，还会对另一些个别和另一些局部产生亏本、破产等副作用。马克思曾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利己“经济人”假设，指出“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实现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的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后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这也是对私有制市场经济绝对有效的否定和深刻批判。

　　采：您的意思是，对个人激励产生的个人经济效率，有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负效率，是这样吗？

　　何：是这样。所谓市场的“真个人主义秩序”能以经济利益激励个人提高效率，这种说法是抽象的、片面的。实际上，人类社会并不存在哈耶克提出的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这种市场秩序。

　　唯物史观认为，“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玄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人不能够脱离社会关系而孤立存在，任何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都有自己的历史特征；个人的经济利益总是来自他所处的一定的分配关系，而这种分配关系又是由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而能够对个人形成激励的经济利益，只能由这种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劳动创造出来。因此，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对人的“激励”，本质上是由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决定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超越具体历史条件对人人都有激励作用的抽象的“激励机制”。

　　抽象地谈市场激励对劳动人民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所谓“市场激励”，实质是经济利益的激励。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机制中，市场主体是资本家阶级，激励资本家的是利润占有的最大化，而雇佣工人是根本得不到这种激励的。非但如此，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马克思根据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深刻指出，“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可见，资本家阶级获得利润或剩余价值这种“效率”的提高，对于雇佣工人来说，恰恰是受剥削程度的加深，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

　　尤其不能忘记马克思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一般商品流通领域的平等关系掩盖了生产领域的资本家同雇佣工人的不平等关系。所以，抽象地谈市场激励具有极大欺骗性。

　　“西化派”用计划经济存在所谓“软预算约束”来否定公有制经济的合理性，鼓吹通过私有化的“改制”，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干预”，建立市场“激励奖惩机制”。这实质上是要建立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只会“激励”私营企业主通过竞争，追求利润最大化，只会加重社会生产的自发性和无序性。这种市场“激励”其实是促成经济危机的因素。

　　采：的确，对资本家的激励，对工人来说，意味着受剥削的程度加深；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固然能优胜劣汰，增加外部压力，迫使他们提高效率，但是这种自发竞争同时会促成经济危机。请您继续分析。

　　何：“西化派”说，公有制经济对管理者缺乏效率激励，这是私有制维护者的主观臆断。他们认为，公有制只有私有化，让管理者拥有私人资本及其带来的利益，使他们有管理风险和责任后果的抵押品，才能对管理者建立起激励机制；否则，企业管理就只存在“软预算约束”，不可能有效率。这种观点无非是用狭隘的私有观念理解公有制的企业管理者，具有私有制永恒论的强烈辩护性。

　　实际上，社会主义公有制既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一切私有制的革命，也就同时是对私有制观念的革命。用私有制观念是无法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对人的激励机制的。

　　在公有制经济中，管理者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管理权的人格化，他受到与私有制根本不同的利益关系和行为规范约束。公有企业的管理者绝不是资本家，而是与各行业从事复杂劳动的专门家相类似的管理专家，其个人劳动是企业自主联合劳动的组成部分，其个人利益与联合劳动者的共同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对企业家的激励，应当遵循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不能以资本家的收入为参照。

　　须知，主张用私人资本作为公有制企业管理者的“风险和责任后果的抵押品”，这只会破坏工人阶级企业家和一般劳动者的平等生产关系，只会起到化公为私的破坏作用。当然，在市场经济和公私企业并存的现实条件下，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公有制的企业家制定一定的收入激励政策，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应当把对他们的激励与对资本家的“激励”等量齐观。

　　公有制企业家的个人经济利益，不应当再和私人资本挂钩，对他们的激励，属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只要把他们的按劳分配收入、职位、名誉以至失职处分等，与个人的责任后果联系起来，就可以对他们形成激励和责任压力。那种否定公有制企业可以建立和完善风险责任后果承担机制的论调，实质是要根本反对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

　　采：您谈到管理者是一定生产关系中管理权的人格化。这也就是说，不能抽象地谈对管理者的激励，首先要分清管理者处在什么历史性质的生产关系中。

　　何：您理解得对。我认为，“西化派”抓住社会主义公有制具体制度的不完善问题，否定公有制的宏观经济效率优势，是混淆视听。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人类历史上产生时间不长，具体经济管理体制不成熟实属正常，这绝不能成为否定公有制的理由。

　　不可否认，在经济体制改革前，公有制企业中确有“干部能上不能下、职工能进不能出、工资能高不能低”的现象，宏观经济管理也确有高度集中、过于行政化的缺陷，这确实有损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效率，对此，当时人们曾用“铁饭碗”“大锅饭”和“体制僵化”来比喻或描述（这里不讨论这些比喻是否都妥当）。

　　但是，经过40年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并建立起来，现实公有制经济中这些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怎能再继续以此为由，用缺乏激励来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呢？其实，这是一种巧妙的混淆视听，很难说不是为了把私有化“改制”造成的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归罪于公有制。须知，《资本论》揭示出，分工协作劳动比许多单个人分散的劳动机械相加，可以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率”。

　　劳动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即生产社会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管理分工越来越细，计划性越来越强；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得不出于维护资本家阶级整体利益，实施某种程度的宏观经济调控，这些都证明生产力趋向社会化发展，是客观趋势；然而，只要私有制基础没有改变，就无法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公有制正是适应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而产生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宏观经济效率优势是缺乏根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3年至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不变价计算增加了122倍，年均增长8.2%，平均每9年翻一番；其中1979—2013年年平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年均增长只有2.9%。我国高速增长持续的实践和增长的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的四小龙”。这些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显著的宏观经济效率优势。

　　由上可见，“西化派”提出的所谓“资源配置问题”和“激励问题”两大“突出问题”，都不是科学问题。他们无非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编造理由，为私有化“改制”服务，借以达到消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

　　四、唯物史观对宏观经济运动提出的科学问题

　　采：那么，面对中国宏观经济发生的严重结构性失衡，怎样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才是科学的呢？

　　何：唯物史观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面对客观现实提出不科学的问题，通常是由人头脑中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改造”而成的；而提出科学问题及其解决方法，这只能运用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才能做到。

　　而在做具体分析时，还必须“由一般到特殊”，用已知的“一般真理”指导认识特殊现象。这体现在宏观经济分析上，就是要善于应用马克思揭示的宏观经济运动科学原理中包含的宏观经济一般的科学原理和方法，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采：能否谈谈马克思的宏观经济“问题观”。

　　何：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其一，研究宏观经济运动应正确把握社会再生产的出发点，提出问题。

　　如前所述，社会生产对市场流通起决定作用，因此，首先需要弄清，物质生产领域的社会再生产运动怎样才能持续或连续进行。这只能从社会生产的总产品（通常是年总产品）出发。因为在商品生产社会中，构成宏观经济的所有商品生产者，要能卖出生产出来的商品，都要依赖社会总产品中的某个部分卖掉后所转化的货币来购买；而在生产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也都要通过购买社会总产品中的某种生产资料来继续投入。

　　因此，马克思指出：“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生产上消费掉的资本，就它的价值来说，怎样由年产品得到补偿？这种补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这里，包含的一般规律是，在商品生产社会中，从事社会生产的无数企业进行投入产出，只有使它们所生产的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包括生产资料商品和消费资料商品），都能够从社会总产品的卖和买中，得到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社会再生产从而宏观经济运动才能够持续进行。其中，社会再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如何得到补偿，这是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

　　简言之，对于宏观经济持续运动提出一般的最直接的科学问题是：社会总产品怎样能使社会再生产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和个人消费资料都得到补偿？

　　采：这个问题深入到物质生产领域，的确是宏观经济运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何：其二，研究宏观经济的市场机制应当弄清市场供求关系与社会生产的内在联系，提出问题。唯物史观认为，市场机制是市场供求与社会生产相互作用的运动过程；市场供求的调节作用本质上是市场流通对社会生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归根到底不能离开社会生产的始发性决定作用。

　　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离开社会生产谈市场供求作用的肤浅看法，深刻指出：“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构成这种基础的两大基本因素：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对社会总收入的分配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市场的总购买力及其结构。

　　资本主义经济的剩余价值规律决定了：社会的“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即剩余价值率）越高，全社会资本家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在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产品（全社会新创造的价值）中占的比重就越多，也就是在“社会的总收入”中占的比重就越大，雇佣劳动者阶级的收入在其中占的比重就越小。

　　这又决定了剥削阶级收入形成的市场需求，包括资本家阶级为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需求和剥削阶级追求奢侈生活的消费需求，占市场需求的很大部分；雇佣劳动者阶级的收入只能占市场需求（有购买力的需求）的很小部分。而资本家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无限增长的扩大再生产，则形成不断扩大的市场供给。这种市场供给扩大的无限性和工人阶级对市场消费需求的有限性，势必造成全社会市场供求关系的矛盾，并由此必然导致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生经济危机。

　　二是物质生产领域各部门之间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它包括生产资料生产部类[Ⅰc+v+m]和消费资料生产部类[Ⅱc+v+m]两大部类的生产要素之间，以及各部类内部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些相互关系既对市场需求，又对市场供给起重要作用。

　　可见，上述全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两大基本因素，决定了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形成市场价格的实际状态。而在这两大基本因素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对市场供求关系起着更主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它不但决定产品中新创造价值v+m的分配，而且由于生产资料所有者是掌握生产中投入产出决定权的，因而必然对社会再生产的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状况，起决定性作用。这两大基本因素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决定作用，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要决定作用，在商品生产社会普遍存在。

　　可见，认识宏观经济的市场机制，应当提出的科学问题是，决定市场供求关系起调节作用的基础是什么？

　　采：这的确是个科学问题。现在，不少人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往往只从市场供求关系本身谈市场调节作用，却想不到还有生产领域更深层的因素在决定着市场供求作用。请您继续谈。

　　何：其三，研究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应当根据货币流回规律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问题。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流通是全社会商品流通的中介；货币资本是“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结合着货币流回规律进行的。“当再生产（无论是简单的、还是规模扩大的）正常进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必须流回到它的起点（无论这些货币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借来的）。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在商品生产社会具有一般性。它是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对生产有反作用这一基本原理的体现。

　　在市场经济形态中，只有社会生产各部门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形成一定比例关系，全社会商品相互间能够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货币流通才能顺畅无阻；如果货币流通不畅，就反映出社会再生产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存在失衡问题。因此，货币流回规律成为观察、判断社会产业结构比例关系是否平衡的晴雨表。

　　一旦商品生产社会形成比较发达的银行信用制度，中央银行成为全社会银行体系的货币（包括资本的货币形态）发行和流回中心，那么全社会的货币都会以中央银行作为起点或终点。企业的货币和货币资本如果从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银行系统取出，在宏观经济运行比较畅通的条件下，企业资本在流通过程结束后，就会遵循货币流回规律返回企业，又会存入这样的银行系统。

　　据此，在一定时期，当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银行系统发生的贷出的货币或货币资本普遍不能按期流回时，这就势必意味着社会再生产各部门生产要素的比例关系出现了不平衡。由此可见，货币流回规律实质是社会再生产正常实现的表现形式。一旦社会再生产不能正常实现，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银行系统就会出现货币不能如期流回的危机。

　　因此，面对可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出科学的问题就应当是：社会生产领域发生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失衡了吗？

　　采：关于货币流回规律和社会再生产的关系，理论界似乎议论不多。看来，弄清这种关系对于防范宏观经济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十分重要。

　　何：是的，只有弄清这种关系，才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形而上学的宏观经济治理方法。从马克思在揭示宏观经济运动一般规律过程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的科学问题来看，这与“西化派”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的问题，是有根本区别的。这每一方面的问题，都有助于人们的认识从经济现象深入到经济本质，从市场流通深入到生产领域，追问宏观经济运动的内在联系是什么。

　　五、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

　　采：以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当下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的结构性失衡？

　　何：这需要弄清宏观经济发生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在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动的内在联系中，包含着商品生产社会宏观经济形态的一般结构及其内部联系。正确把握这些联系，对于弄清宏观经济发生重大结构性失衡的真实含义及其失衡的主要原因，从而解决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研究《资本论》可以知道，这种一般结构可以归纳为五个层面：（1）商品流通（包括商品流通一般、货币流通一般）；（2）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或生产关系；（3）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各生产部门生产要素的比例关系或社会分工关系；（4）社会总资本一般的结构关系，即总量上的“货币资本形态”“商品资本形态”和“生产资本形态”之间的结构关系；（5）社会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包括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五个经济层面的运动在相互之间、在各层面内部的构成部分之间，都存在辩证关系；它们的运动综合起来，就形成整个宏观经济运动。因此，说到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应当理解为上述五个层面之间和每个层面内部之间的结构失衡。而遵循唯物辩证法进一步思考，可以明白，在这些层面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或生产关系层面。

　　采：为什么这么说？

　　何：只要摒弃西方经济学的拜物教观念，弄清在这些经济层面的运动中起能动性作用的是人，而不是物，就容易理解这个道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在商品流通层面，商品—货币、货币—商品这种交换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社会劳动关系，是由人来推动的；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分工两个层面看，它们都是物质生产领域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从社会总资本三种资本形态的结构关系看，在资本物质形态的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显然是各种资本所有者之间以及各类资本内部包含的社会关系，也都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起能动作用的，只能是人。因此，这五个经济层面的本质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即人与人的关系和人起能动作用的形态。

　　唯物史观揭示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必然处在一定历史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之中。所以，在上述宏观经济形态一般结构的五个经济层面中，体现人与人相互关系的生产关系这个层面，是起决定性的能动作用的。而人们在生产关系中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又决定了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占控制地位的，也就是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乃是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们构成的阶级，即统治阶级。由此，我们可以深入领会马克思指出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乃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隐藏着的基础”。简言之，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在宏观经济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层面。

　　采：您引述的马克思关于“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是否指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

　　何：从原著的上下行文来看，应当这样理解。应用上述原理来研究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动，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存在对抗性固有矛盾，从而造成其他经济层面发生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因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共产党宣言》概括的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

　　用上述基本观点来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宏观经济运动，就可以认识到，决定国民经济的社会性质以及宏观运行状态的，必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并使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壮大到足以成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程度，就有条件避免出现资本主义那样的宏观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乃至危机的后果；即使因经济管理出现工作失误而发生宏观经济结构失衡，也便于较快地纠正。

　　这是因为，其一，公有制占主体，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这就能够使私营经济成分造成的剥削性分配关系，只在社会有限的范围内存在。这就有条件避免全社会产生收入两极分化，保证市场有购买力的需求与生产的供给基本实现同步增长。

　　其二，公有制经济基础使全社会有条件形成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的经济发展目标。由此出发，国家就能够遵循价值规律、社会扩大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等客观经济规律，根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从生产和流通两方面的结合上，从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结构和价值结构两方面，制定具有预测性的宏观经济发展计划，进行科学的计划调节。努力做到从国情实际出发，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坚持经济发展速度以产业结构平衡为前提，并把按比例地发展经济，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其三，只要国有经济壮大到能起主导作用的程度，中央政府的计划调节中心就能把它作为“抓手”，主动地调节国民经济运行。一方面，可以通过控制和调整好国有经济本身的整体结构和收入分配关系，带动城乡集体经济，控制社会收入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可根据国有经济的市场流通状况，及时掌握和利用市场供求信息，防止计划工作的主观性，调节生产领域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同时，国有经济科技先进、资本雄厚、具有市场竞争优势，这也有利于中央政府控制私有制经济成分的生产自发性。

　　由于上述有利因素，就能够避免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出现大的失衡，从而把商品流通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控制在不转化为现实性的范围内，并有条件促进国民经济运行在可持续的轨道上。然而，如果公有制经济基础遭到削弱，私有制经济超过一定限度，中央政府计划调节的作用被严重弱化，宏观经济就有可能发生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并势必由此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采：按照您的分析逻辑，是否说，我国一段时期以来宏观经济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主要原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请您具体谈谈。

　　何：是的。一段时间以来，在国内外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冲击下，某些人把党中央在1984年就提出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束之高阁，有一些担任要职的领导干部甚至把“私有化”改制，作为改革的“攻关”方向。这就导致了我国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成分不断加大，公有制主体地位被严重削弱。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在全国第二、三产业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实收资本总额中，2004年末，国有资本占48.1%，集体资本占7.9%，个人资本占28.0%，港澳台资本占7.3%，外国资本占8.7%。2008年末，国家资本占33.4%，集体资本占3.0%，法人资本占25.5%，个人资本占22.9%，港澳台资本占6.1%，外商资本占9.1%。

　　此后，国家统计局没有再公布按企业实收资本统计的所有制结构，但是公布了2013年末全国第二、第三产业中九个行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91.5%）的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按各种经济成分从业人员人数加权平均的占比计算表明，公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只占7.5%；如果把“股份制和其他企业”中的一半算成公有资本控股（实际上可能不到一半），公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也只占25.5%。

　　不难看出，21世纪以来，在我国第二、三产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比重在不断地减少，近年已经跌破了宪法规定的主体地位的底线。与此相联系，全社会收入分配关系呈现出不良态势。

　　国家统计局披露，反映收入差距的全国基尼系数在2012年以前，已连续10多年超出国际安全警戒线的0.4，在0.47以上；经过努力，近年来尽管全国基尼系数有所下降，2015年和2016年也仍分别为0.462和0.465。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计划调节和管理职能也存在明显减弱的情况，这可用两个实例来说明：一是国家统计局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公布了2004年末全国第二、三产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比重，此后没有再公布这种能够准确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状况的数据，这显然不利于国家胸中有数地及时调节所有制结构。二是2017年12月30日，党中央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反映出国有资产管理和治理方面存在必须弥补的薄弱环节。

　　正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严重削弱变化和中央政府计划调节和管理职能的减弱，致使在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成分滋长。这就势必导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已在相当大程度上起不良作用余。因此，我国宏观经济发生由来已久的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并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兆头，就不奇怪了。

　　采：您用实际数据分析了宏观经济发生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那么，应当如何解决问题呢？

　　何：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弄清了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科学解决问题的基本办法也就形成了。简言之，就是必须尽快壮大国有经济，振兴城乡集体经济，恢复和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同时加强中央政府计划调节，并采取多方面的配套措施。当然，具体解决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不可能那么简单，尤其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涉及社会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调整，这里必然伴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经济成分的矛盾和斗争，并相应地伴随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计划地解决。

　　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工作的指导

　　采：从您的上述分析来看，面对现实中宏观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失衡，确实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问题观。

　　何：我认为，更应当认清这种问题观的对立，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对立。有必要指出，正是“西化派”提出的两个“突出问题”，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这实际上是一些政府管理部门在改革实践中搞私有化“改制”的主要原因。而如果按照“西化派”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继续做下去，那么，必然是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瓦解，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就不只是发生一次经济危机的问题，而是会产生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被颠覆的后果。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您认为当下应当采取何种措施？

　　何：当前，要从根本上消解宏观经济存在的重大结构性失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最重要的就是要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党是领导一切”的重要精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际经济工作中的指导地位，这包括在经济工作中抛弃“西化派”的问题观，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问题观。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他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他针对宏观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着重提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并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运动规律。比如，马克思提出，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两大部类必须保持一定比例关系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这些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扭转目前存在的照搬西方经济学指导实际经济工作的不良倾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采：您把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地位结合起来，这很重要，很有针对性。

　　何：众所周知，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工作中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确实存在“边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照搬西方经济学的严重倾向。这实质上是对党的领导的严重削弱。因为党的领导是以科学指导思想为前提的，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种认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照搬实质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所谓“现代市场经济学”，放任私有化“改制”的倾向，无疑是放弃党对实际经济工作的领导，是与党中央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我认为，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认清“西化派”问题观的反社会主义制度实质。初看起来，“西化派”似乎很重视“市场化改革”，其实他们是把公有制与市场调节根本对立起来，是用私有制市场经济观来反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里特别要强调，市场流通关系对社会生产能起分配生产要素的反作用，但绝不是万能的。

　　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兼顾地对社会生产力合理布局和总量平衡；防止市场竞争产生垄断；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收入公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组织民族经济内部的大协作，提高民族经济国际竞争力等，这些都不能指望市场自发的作用。

　　为此，必须重申党中央早在1984年就提出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在发挥商品生产、市场流通积极作用的同时，坚决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坚持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计划调节，高度警惕在“西化派”的误导下，走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误区。

　　我们坚信，只要真正做到遵循马克思对宏观经济运动提出问题的方法和创造性地运用好马克思创立的研究宏观经济运动的科学方法，就一定能标本兼治，不仅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的底线，纠正宏观经济存在结构性失衡，而且能促进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地科学发展，使国民经济走上可持续科学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3]刘国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4]吴宣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7卷）第4期。

[5]黄范章：《三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计划经济的挑战》，《国外经济学讲座》第1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来源：原载“察网智库”微信公号【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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