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年前，反应比较快的中国人忽然醒悟：呦，“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敢情是说咱自己呀？！三十年前，粮票副食本好像还有，但基本用不上了。不过中国跟西方的差距还相当大，出国不是狂潮也是大潮，有出差滞留不归的（好像那会儿刚刚不算“叛国”），有拿其他国家当跳板的，也有拿中国男留学生或美国老头当跳板的，甚至还有倾家荡产跟着蛇头漂洋过海的，风波之险应该不下于今天的中东难民。

二十年前，我这个总慢时代半拍的人，好像也快用上手机了。十年前，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给中国当了三十年向导的西方一个跟头坐在了地上，而中国崛起的足迹则被梦幻般的焰火写上北京奥运的夜空。今天，中国不但资本走向了世界，军舰也快开到“泰西”或“远西”了。

近代以来悠悠万事，中国人的核心焦虑却是如何在一个叫作“现代”的世界里活得下来、混得下去。应该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近代基本任务到今天已经完成了。完成了，就要开经验总结会。这件工作至关重要，做好了，中国将来或可少走弯路；做不好，中国一跟头栽哪儿也很难说。总结经验自有四方的高明，笔者只就中国经验的总结提几个似应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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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崛起不是失物招领处

总结成功经验，需要求真精神。求真就是把事实放第一位，把自己那一套暂时放一边，是怎么回事，就说怎么回事。

有很多人原来囿于所宣誓的主义、所注册的视角，不相信中国正在崛起，非觉得中国正在崩溃；不相信中国能进入世界的中心当店老板，非认为中国只能在边缘继续做店小二。这个垃圾股似的中国，他们当然不愿染指。

这几年，当中国崛起的事实已到了瞎子都觉得刺眼的地步，他们只好180度转弯。转弯没错，但他们转得有问题。他们由原来的视而不见，转成了现在的不但看见了，还红着眼圈往家抱，非说中国崛起是践行了自己主义的产物，不信可以做DNA亲子鉴定。这样的态度，180度之后和之前同样不值得信任。

不过，态度不值得信任并不意味着结论不值得参考，这类从自己出发的观点，固然有不到之处，但往往也有独到之处。

2、错综复杂，别简单归因

人类社会的特点就是主客混杂、因果纠缠、变化多端、边界模糊。但很多人理解这样的社会，使用的却是中学的形式逻辑，做点干净明快的比较、对照、排除，看着很雄辩、很漂亮，其实很可笑。

从前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学者们一直在推测他的死因，叶嘉莹先生在她的专著里列数了十几种可能，条分缕析，娓娓道来。一个人尚且如此，中国崛起这么一个由无数活人死鬼、内因外因参与的巨大社会历史存在，由几个“首席专家”带帮博士生硕士生今年上马、明年结项，那不是儿戏么？

当然，也别弄成不可知论了。自由市场、举国体制、中性政府、低人权、地方政府办经济、腐败润滑剂、毛泽东时代非计划经济因素、运气等等，学者们迄今已网罗了不少，都还言之有据。但还有更多近因远因等待搜索，这还没算上它们之间复杂微妙的各种关联。

对此，有志于总结中国经验的学者应该知己知彼，去图书馆的时候不妨进藏书库转转，转一圈出来，多点沧海一粟的自卑、少点舍我其谁的自信，不一定是坏处。

3、没有一劳永逸的“成功素”

人类社会的一个有趣现象，就是塞翁失马，一时一地，利不长，弊不永。好多东西，特点而已，与一定的时、空、社会环境结合是优点，换个环境可能就成缺点了。

因此，如果我们打算从所谓中国经验、道路、模式或故事中提取某种“成功素”，注射到中国的未来，让成功天长地久，那会是一种危险的想法。这不符合人类社会因形就势、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运行方式，这是把七情六欲、主观能动的人类简化为工厂、实验室里的无机物了。

举个例子，现在很多论者都注意到中国人竞争性强，从陈胜开始就这个不服那个不忿。应该说，这种民族或文化性格，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动员助力不小，哪儿用“顶层”苦苦“设计”啊，给个眼色，亿万人就你追我赶马拉松了几十年。

这是优点么？在一定的阶段，当然是。但过了万马奔腾的阶段，弄得社会关系火星四溅、家门以外都跟敌占区似的，你还能说它是优点么，起码不那么是了吧？

刚看一篇报道，一个高中生，成绩长期屈居班级第二，最近将第一名乱刀捅死，这种事情我不知道进士、举人、秀才的历史上有没有过类似的先例。都到这地步了，我们的文化战略（如果我们真有的话）不该对中国文化中的“争心”有所节制，把“最棒”“First”“高端”“顶级”这样的时代号子调低一点音量么？没有绝对的利弊，也没有永久的成败。

4、说经验也要说教训

理论学术面对的是人世而不是股市，所以不能太势利，“见胜迹则纷纷来聚，见败迹则纷纷逃亡”。倒是应该多少养成点反潮流的习惯，对“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保持警惕。

中国的成就固然辉煌，但代价也很惨重。有些代价属于学费，会随着时间淡化，逐渐冲销。有些则像肿瘤，跟你的发展和成就长在了一起，会愈演愈烈，如果再讳疾忌医，就有可能危及中国的未来。因此，谈经验也要谈教训，而且要结合起来谈——只是我们以往 “三七开”、“瑕不掩瑜”分开谈惯了，可能还真不会结合着谈。

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发展让几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这个成就的确值得骄傲。但同时发生的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相对贫困也一样骇人听闻，豪右们动辄身家数亿、数十亿、甚至数百亿，这些财富的获得，有些的确跟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或交易方式有关，但更多则跟古老的抢劫、偷盗和诈骗没啥区别。尽管针对老少边穷地区的“精准脱贫”正有力有序地进行，但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目前整体上还预见不到大的改观，一般民众被剥夺、被羞辱的失望、挫败感会与日俱增。

再如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叠加1949年以来的举国体制，已被不少学者锁定为中国成功的根本保证。这个说法固然有相当的道理，但也别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权力集中在加强了国家能力的同时，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等权力社会的弊端史不绝书。放乱收死，循环往复，一直找不到一个较好的平衡办法。而且，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科技进步，如今的公民日新日进，早不是往日的臣民，也不是几十年前的“全民皆兵”了。那么，脱胎于两千年皇朝体制以及三十年准战争体制的社会管理体系，需要继承些什么，需要克服些什么，需要融汇些什么，哪些可以顺水推舟、略作变通，哪些需要刮骨疗毒、甚至脱胎换骨，都需要学者思想者本着对民族、对未来负责的态度，进行独立的思考和诚实的表达。

(本文原载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刊》2018年4期，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