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宁：戳穿特朗普贸易战的六大谎言，为何中国学者多成为谎言传播者？

点击：作者：于中宁来源：察网发布时间:2018-08-19 08: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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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朗普贸易战的整套逻辑，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遗憾的是，中国经济学家、中国的政治学家、中国的法律学家和其他一些中国文科知识分子成了特朗普谎言的传播者，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美国战略利益的代言者。因此在任何有价值的关于中美经济博弈的分析之前，必须首先来戳穿这些谎言。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谢伊在世贸组织会议上发言说，“如果中国经济规模较小，中国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贸易和投资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就不会对中国的贸易伙伴和世贸组织本身造成严重影响，但中国的经济规模并不小，在过去17年里，中国经济和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作用快速上升，中国目前已是世贸组织最大的贸易方之一。”

谢伊大使的这段话可以做两个解读。

首先，美国过去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太小，而且美国也不认为中国能够快速发展成一个庞大经济体，美国根本不在乎。因此中国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经济，美国不但没有进行阻拦，而且很多时间都给予赞赏，因为中国毕竟是按照美国的指引，引入了市场经济。美国认为，这事实上是他们的一个成功，一个胜利。

其次，中国发展经济的方式，即政府加市场的方式，是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根本原因。完全出乎美国政府和美国精英阶层的意料。这个方式，挑战了美国这个经济教父所宣传的主张，而按照美国经济教父主张的完全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发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能跟中国相比。这就使得美国处于两难中，如果美国要和中国进行经济竞争，美国就要采取中国的方式，或者美国就要采取某种方式掐断中国的发展。

事实上，特朗普两个方面都在用，一方面它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例如，加税，补贴，安全审核等等，另一方面，他在无法仿效中国的方面，例如，由于美国政府大量的债务和大量的军事支出，使得美国政府无法像中国政府那样，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他就采取强硬手段，阻止中国这样做。

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2025计划如此上心？因为高科技、农业、能源、金融业和军事是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五大优势所在，而高科技处于核心的地位，如果中国在这个方面赶上来，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优势就会大大减小甚至消失。

由于中国庞大的市场容量，比美国，欧洲，日本加在一起，还要多好几亿人口。另一方面，中国农村还有6亿人口，加上小城镇就有8亿。如果经济在完成向高科技进军的同时，完成产业的重新布局，并通过智能生产，部分解决老龄化问题，那么中国就会在产业方面，形成高中低、东中西的梯次匹配，中国市场会变得非常完善，它自己就是一个世界，外部世界对它的影响会非常小。中国将成为世界巨无霸，美国非常恐惧这样的前景。

在世界历史上，高中低比较优势同时具备的国家，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但是，由于美国的劳动力数量和市场容量，由于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性力量，美国逐步放弃了中低端生产，使美国的比较优势有了较大缺口。

由于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美国可以以极低的成本获得原料和中低端制造业的产品，只要这个地位能够持续下去，美国就完全没有必要保留中低端产业。美国这种对美元的路径依赖，使美国已经成了一个原本并不依赖贸易变成了较多依赖贸易的国家。虽然特朗普信誓旦旦的说要将制造业回归美国，但这是美国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现在已经接近充分就业，他哪里来的劳动力去安置那些产业呢？

特朗普贸易战的整套逻辑，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遗憾的是，中国经济学家、中国的政治学家、中国的法律学家和其他一些中国文科知识分子成了特朗普谎言的传播者，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美国战略利益的代言者。因此在任何有价值的关于中美经济博弈的分析之前，必须首先来戳穿这些谎言。

谎言一、中国有大量顺差，说明中国占了便宜。

关于贸易逆差，本来是非常简单的问题。贸易就是交易，交易是讨价还价之后的你情我愿。交易的主动权掌握在买家手里，买家不愿意买，卖家除非很强势，否则卖不出去。买家之所以愿意买，因为他认为商品物美价廉。

这是第一个层次：美国的商家和消费者掌握着中美贸易的主动权，他们不愿意买，没人能强迫他们买。

第二个层次是，钱从哪里来？

按照正常的自由贸易理论，美国要卖出同样价值的东西，用赚来的钱买同样价值的别的东西。由于美国产业升级，留下了高端制造业，放弃了低端制造业，按照比较优势，如果充分出售高端产品，美国的经济会一直处于出超也就是大量贸易顺差状态，因为高端商品的附加值高得多。但是美国绝大多数高端产品都不愿意卖，原因在政治，而不在经济。

那么美国没有挣来钱，为什么还有钱来买那么多的东西呢？道理也很简单，第一，钱是美国政府印的，花一美分的成本就可以印一张面值一百美元的钞票，买一百美元的货物，天下还有比这更值得交易吗？

由于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元是由世界经济担保的，虽然美国年年超发美元，并通过美元来剪世界经济的羊毛，但在世界经济的这个大池子中，美国超发的钱并不很显著，美元贬值相对可接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谈。

下面的图表说明了，在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前，美国一直是高关税，美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出超的；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后，美国一直保持低关税，对外贸易转为入超。因为美元已经成了无成本剪世界经济羊毛的基本手段，美国已经不需要通过高关税和国际贸易盈余来积攒自己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它可以无成本随便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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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美元是如何获得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这个说来话长。最主要的原因是世界大战和冷战。

在近现代，欧洲主要工业国在经济上追上中东和远东大国的时间并不长，只有数十年的时间，两次大战彻底摧毁了欧洲主要工业国的经济，远离战争的美国，吸纳了欧洲的资本、人才和技术，经济和军事都快速发展起来，欧洲国家要靠美国的救济和保护，对美国只能唯命是从。冷战所制造的“铁幕恐惧”，又进一步把欧洲国家和他们的殖民地紧紧与美国绑在一起。美国用美元剪世界经济的羊毛，还有人敢说不吗？

第二，美国也知道，超发太多也不是好事，所以它通过发行美国国债，把包括中国的钱借过来，一百美元的成本只有两三美元，最低的时候不到一美元。只要美国保持着霸权地位，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就不用归还本金，因为美元的利息虽然低，但是这些国家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

但是现在中国想出了一个一带一路的主意。一带一路是什么？剥去一带一路外面的政治外衣，从经济上说，它就是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和劳力输出。假如这个投资的利润高于美国国债，那么美国借的钱就会慢慢的流走，美国就只能靠印钞票。长期下去美元的储备地位就会被动摇。

中国积攒起来的外汇无法在国内花，中国如果通过输出资本，在国外用外汇购买中国国内的产能和劳力，就如同把这些钱花在了国内，还不会引起国内的超发和通胀。中国只要把这些外汇挣回来，收益即使比美国国债低都是值得的，甚至稍有亏损很可能也是值得的，因为由于金融危机，美元贬值，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和手里的美元都已大幅贬值，损失巨大。

关于一带一路的问题我将另文专讲。

美国占了这么大便宜，为什么非要打这一仗呢？第一，因为这个便宜不可持续，第二，因为美国内部的一些复杂因素，使得美国的目标比较混乱。详细的分析将在本系列的其他文章中展开。

谎言二、美国是自由经济，政府对市场不加干预。中国要和美国贸易，就要取消对市场的干预。中国2025计划是政府主导的，将威胁美国利益。

说美国是自由经济，政府对市场不加干预，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这个谎言不但骗了世界，骗了中国，而且也骗了美国人自己。你随便问一个美国人，美国是不是自由经济，都会毫不犹豫的回答你说是。但是，如果你上联邦政府各部门的网站，你上州政府市政府的网站，你在美国旅游收集各地的小报，你在低收入人群聚居地生活，你在美国驻华使馆借阅由美国国务院编辑，美国经济专家撰写的美国经济介绍，你就会发现，所谓的自由经济纯属扯淡。

我们在美国，一开始住在曼哈顿，由于汽车噪音太大，搬到新泽西，住在Hoboken和 New Port，这里是白人和亚裔人居住区，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实际上并不知道美国的下层阶级是怎样生活的。还是由于汽车噪音的问题，我们又搬到了Union City，这里有一个公寓坐落在断崖上，很有可能是大纽约地区唯一能够躲开噪音的地方。这里是西语裔人的聚居区，非裔人也就是黑人的聚居区在泽西城，那里是不敢去的地方。

我们发现在这里的超市里，邻居们买东西都用一种券，打听后才知道这是食品券，专门发给低收入阶层的，我们上美国农业部的网站查，才知道，根据法律规定，美国政府每年要发1200亿美元的食品券，由农业部实施。现在特朗普政府要减少这项补贴。

在曼哈顿住时，由于想换房，在一个高层公寓了解到，一二层租金很便宜，是低收入住房，必须符合条件才能租住。当时我们以为是某个地产商发善心的个别行为，并没有在意。搬到新泽西后才发现，周围有许多低收入住房，有高层带电梯的，也有低层不带电梯的，和我们租住条件相仿的单元，租金只有我们的1/5。

我们上市政府和州政府的网站查才发现，高层公寓的低层辟为低收入住房，是政府的规定。纽约市政府还对所有租金进行管治。新泽西的低收入住房区，公共设施非常完备，离我们楼几百米的地方有八个大网球场，完全不收费，此外还有橄榄球场。低收入公寓周边都有儿童游乐设施。

在美国大公司工作，医疗保险是管配偶和21岁以下子女的；美国70岁以上老人的医疗由国家全管。美国有专门针对富人的税收，例如遗产税、资本利得税，以及专门的社会保险税，这些中国都没有。

我们先后去过美国50个州的49个州，每到一个县我们都找来当地的小报看，因为巴菲特把这些小报称为“利润桥梁”。在这些小报上，我们看到了许多当地的小企业局和小企业中心帮助地方企业发展的故事。

后来我们查联邦政府的网站才发现，美国联邦政府设有专门的小企业局，小企业局有三项主要任务，一是通过与地方政府和地方大学联合举办的小企业中心，为小企业提供一对一的咨询；二是通过审核后，小企业局担负融资的80%担保，要求银行成立小企业中心，银行担负20%担保提供融资；三是联邦立法规定，联邦采购的25%要从小企业中来。

除了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对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更大，因为地方政府都设有专项基金。

美国经济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卫星时刻”，指的是，1957年苏联的载人卫星上天，极大的刺激了美国，美国政府搞了一个庞大的阿波罗计划，组织全产业链的各个方面，政府投资带动私人投资，这是美国获得大面积创新成果的一个时期。

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L. RAFAEL REIF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的挑战就是美国的机会》的文章，这已经是美国第三个著名大学校长的文章，内容几乎是一样的，就是认为贸易战不能保护美国的科技领先，要重新点燃美国的“卫星时刻”。校长们的意思就是，美国政府应该像中国政府一样重新担负起创新的领导力，进行大规模投资。如果美国像校长们所希望的那样去做，我不认为中国有在几十年内赶上美国的希望。现在这个希望正摆在中国面前。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院长Geoffrey Garrett讲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他说：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都会使用到政府资源进行对创新的投入，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推动增长。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在这边有一点双重标准，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互联网。互联网最初是美国出于国防目的由当时美国国防部所支持而进行的项目，这不就是政府主导的项目吗？当时美国政府也是支持这种创新结果的。但美国现在说中国政府支持创新是不公平的，这不是双重标准吗？
美国联邦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很大程度都是投入到国防当中。而我们提到，美国研发的情况总体处在一个下降趋势，当政府参与到研发投资的时候，往往是投资到国防科技。而在中国，我们看到根据中国GDP相应比例，其实中国政府对研发的支出是美国的两倍，而这点将会带来中国未来更多的创新。”

美国一国的军费投入，相当于所有其他200多个国家的军费投入，相当于中国的四倍多。美国是通过它的军费开支来支撑、带动科研的，如果把美国军费开支中基础研究和尖端技术研究的费用算进去，美国政府对科技的投入比中国要大得多，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个数额到底有多少。

美国对金融业监管的严格是中国远远不能比的，由于我老婆在华尔街工作，我的账号同时被公司和SEC监管，我在股市投资指数基金都不被公司允许，美国的经济学教授和财经记者不能在股市进行投资，因为这会使他们写的文章失去公允性。看看中国的那些金融从业人员、经济学教授和财经记者，有几个人是不依靠他们的信息来源，进行大肆资本市场炒作的。

还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实例。我们恐怕需要专门写一篇长文来叙述怎样看美国。正是在美国的亲身体验和实地研究，使我们产生了对经济学理论的彻底怀疑。

我们在美国做投资，办公司，交税收，打官司，我们自己在美国属于1%的阶层，但我们住在低收入阶层区；我们与美国的政界人物、大公司高管和经济学家有广泛的来往；我们也在美国进行广泛的旅行，了解各个地方的经济情况。

我们在美国亲身经历的对美国经济实际的了解、研究和分析，使我们抛弃了原来所学的经济学教条，我们认识到美国对经济管理的深入性和全面性非常值得中国学习，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写了大量文章。同时我们也知道，美国的经济管理由于受到经济学教条的影响，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美国从1900年到现在，经历了20次经济衰退和两次大的经济危机，平均每5、6年就要经历一次，显然美国经济这种进两步退一步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

相比之下，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的衰退，更不用说是经济危机了。虽然目前中国经济危机四伏，有一些由长官意志决定的糊涂政策，在带领中国走向经济危机。正因为如此，认真的概括总结和学习美国一百多年的经验和中国自己40年的经验，是一个刻不容缓，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的问题。

中国人关于如何发展经济的看法不仅仅来源于经济学教条，也来源于如下的一个三段论推理：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所以美国的发展模式是对的，由于美国自称自己的发展模式是自由经济，所以中国也应该采纳自由经济模式。

但是事实上美国并不是自由经济。这个判断不但是我在美国的亲身体会和研究的结果，也是美国最著名也被美国人最认可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下的，而且在他去世之前再次重申了这个判断。弗里德曼主张自由经济，认为美国的经济现实完全不符合他的主张。

我们在《中国是怎样落入权贵资本主义陷阱的》（在我的微信号中此文的标题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出路何在？》）一文中指出：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将以下的这些经济政策都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医疗保障，职工健康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产业和弱势群体的补贴制度，小企业扶助制度，教育补贴，低收入住房等公共政策，产业监管，为保障上述政策而实施的累进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稅，以及专门的社会保险税，工会集体谈判权等，以及重要资源和公共产品的国有化等等。

总体上说，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包括了保障制度，保护制度，补贴制度，扶助制度，监管及准入制度，倾斜性税收制度，弱势群体社会化及国有企业制度这8大方面。这些政府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半社会主义的股份制规模化大企业实施的企业福利制度，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部分的核心。

这些政策的核心，是由政府通过税收剥夺富人用以补贴穷人和公众，也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其主要哲学诉求是“公平”，这正是自17世纪英国革命中的“掘地派”以来历代社会主义派别的主要政策诉求，也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主要政策诉求，美国民主党在大萧条之后也转向了这种政策，弗里德曼称其为社会主义政策并没有错。

弗里德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也就是我们立为模板的那种经济状态，都实行了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因此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他甚至认为世界从来没有实现过自由经济，欧美只有19世纪末一小段时间接近自由经济，而那段时间被欧美知识界称为“强盗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的8大政策仅是现代经济结构中社会主义因素的组成之一，如果加上全部政府开支和股份制社会化规模化企业创造的产值，以及或多（欧洲）或少（美国）的国有企业，那么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已经占据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半以上。显然，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被准确地定义为“资本主义”了。

政府需要对经济进行广泛的管控，原因在于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现代经济的根本特点就是它的规模性。

首先，单个企业的规模已经大到超过一些中型国家，赋予了这些企业管理者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能量。由于企业的特殊性质，所有企业都实行集中式管理，管理者本质上就是企业的独裁者。这些企业类似西方中世纪的领地，这些管理者类似西方中世纪的领主，他们所具有的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对公众和国家利益构成了潜在威胁，唯一能与他们的权力抗衡的就是国家权力。而这种强大分权力的存在正是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基本原因。

其次，现代经济具有强烈的关联性、系统性和共融性，现代金融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一个小的信用危机，可能通过金融的传导性，引起整体性危机。现代经济风险的规模性需要国家权力干预市场信用的建立，监督市场信用的运行。

第三，现代规模经济的不平衡性，使得中小企业的生存更困难。大企业由于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生产率高，使用的劳动力相对较少，这就使得中小企业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而这也使得中小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公共产品的效应，政府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就要对小企业进行扶助和补贴。

第四，现代社会更讲究人权、人性，迫使经济也需要重视人权、人性，经济的社会性这一发展，大大扩展了公共产品这一概念。在古典经济中，公共产品主要是指公共设施等，而在现代经济中，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例如食、住、行、医、教、养，以及就业、安全等等，都已经被政府纳入公共产品的范畴，国家需要进行公平的调配，以满足人权人性的需要。

从根本上说，自由经济不是人性经济，而现代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或者说是社会资本主义的现代经济才是人性经济，尽管它还存在许多问题。

正是由于现代规模经济的这些特点，美国在规模经济开始出现时，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就开始了在进步主义——也就是人性主义——名号下的对经济的干预，通过100多年的不断完善，探索了一条政府对经济实施管理的完整模式，它和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说的自由经济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实际上现代经济比的，就是哪个国家的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更高明，中国由于受到自由经济理论的影响，既没有系统的学习也没有系统的探索现代经济管理的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模式，在这方面中国比美国还差得远，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系统的学习美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调整。

既然美国国内实行的并非自由经济，为什么美国还到处宣扬自由经济呢？因为在美元获得储备地位后，自由经济就是美元经济，美国政府通过印发美元，可以无成本的获得世界的资源和资产，因为美元并不是由美国经济保证的，而是由世界经济保证的。

根据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首席全球策略师Ruchir Sharma的数据，自1980年以来，美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大致保持在66%左右。美元现在占全球资本流量的75%，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60%还高。以美元为主要“锚货币”的国家所占比例已经从1950年的30%和1980年的50%上升到了如今的60%。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70%左右。

事实上，所谓的自由贸易体系就是美元体系，中国通过自由贸易已经被捆绑进美元体系内。由于在双项目下结汇量非常大，人民币的发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离开了经济基本面，美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的锚货币。

中国要想摆脱受制于人，真正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摆脱这个美元体系，或者说是自由贸易体系，一个是改造这个体系，在我看来，这两条路都需要认真的考虑，而不是只有一条。

货币互换和人民币国际化是改造这个体系的一个办法，但是这个路程恐怕会比较长。这是因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路径依赖性非常强，从历史看，经济规模和储备货币地位并不对等，美国的经济规模在19世纪末已经超过英国，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元才取代英镑成为储备货币，在这里面，战争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以美英的互换函数来看，即使在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之后，如果没有战争的推波助澜，人民币的储备地位要超过美国恐怕需要100年。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没有替代性大国的情况下要想摆脱美元体系是没有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经济纵深太小，比较优势理论就是针对这些国家的。但是中国——从长期看还有印度——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农村还有6亿人，加上小城镇还有8亿人，加上四五线城市还有10亿人，这些人的基本需求远没有得到满足，只要中国实行公平发展，让这10亿人有能力产生需求，就足以覆盖中国现有的所有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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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号称有3亿中产阶级，尽管我并不认同这个数字，即使按照这个数字，中国还有10亿人等待上升为中产阶级，这个过程将产生多么大的需求，它可能将成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国有14亿人，比所有发达国家人口加在一起，还多四五亿人。中国自己就是世界，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在中国国内就能实现。

美国的比较优势，是中国通过努力可以赶上的，而中国的比较优势是美国通过努力也无法弥补的。中国2025高科技布局的战略价值正在这里。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如果追赶上来，中国的高中低，东中西梯次匹配就能够形成完善的经济格局，自己就能活得挺好，有了世界能活得更好。同时提供给了世界多样的选择，没有人能够再骑在别的国家头上拉屎了。所以2025的意义，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

中国唯一永远赶不上美国的领域是农业，美国的人均耕地是中国的七倍，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是八倍还多，美国此外还拥有可开垦荒地近20亿亩。农业问题是中国的无解之痛，如果网上沸沸扬扬的藏水入疆的方案能够成行，如果海水稻能够真正实际应用，如果这些据说能增加中国8到10亿亩耕地的方案可行，这才是中国头号的战略大事。

美国说2025战略，危害了美国利益，这要看怎么说。如果说美国利益就是霸权利益，那么，2025确实影响了美国霸权的未来。如果美国的利益是和平发展，那么2025战略不但不会影响美国的利益，反而会促进美国的利益，因为正像美国人教给我们的，竞争会促进双方的利益。从美国对2025战略的敌意看，美国并不真的相信自由竞争论。美国是玩弄双重标准的高手，骗了中国一大堆傻子。

美国精英阶层着急的就是，现在上来了一个二楞子叫特朗普，他并不知道这里面的奥妙，企图把看不见的手——美元对世界经济的操控，变成看得见的手——美国政府对世界经济的操控。特朗普是美国所建立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破坏者，中国需要好好的认真的研究，怎样利用这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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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三、中国偷窃美国技术，逼迫美国企业转让技术。

1949年冷战开始后，西方就在美国的指挥下，成立了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制定了原子能、军品和工业三份详细的禁运清单，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不但自己不愿意卖，也不允许别人卖。实际上西方卖给或者通过合资企业输入给中国的技术，都是西方淘汰了并且认为中国在此基础上也不能有多大作为的老旧技术，尽管有可能个别企业偷偷打破了禁令，但都必将受到了美国政府的严厉惩罚。

美国不但建立了对中国的庞大而严厉的技术防范网，而且由于中国经济对美元的依赖性，美国一旦对中国发出制裁，不但被制裁的企业将遭受重大损失，连带着中国经济也会遭受重大损失。这次的中兴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以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都小心翼翼的对待美国，就怕惹怒了美国。

中国没有美国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那样的情报机构，从国家层面没有人受过那样系统的训练能够从美国严密的防范中偷窃美国技术，更何况即使是技术能够偷窃过来也是毫无用处的。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汽车业。

汽车业的资深专家告诉我，所谓市场换技术，就是中国的一厢情愿。汽车的核心技术，例如发动机，不是你有一套图纸就能掌握的技术，首先，你要有长期的积累，你才能够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要这样。其次，你要参与设计，不但包括产品的设计，而且包括制造设备的设计，你才能够知道其中的节点、奥妙在哪里。然后你还需要参与制造和改进。

中国几乎所有合资厂都设立了自己的发动机制造厂，但是这些制造厂都还是在别人设计的基础上进行制造，质量也远不如别人好。所以，多年来所谓的市场换技术，并没有把真正的核心技术换来，充其量只是换来了一些边缘技术，我们用市场换来的其实是就业，而非技术。

真正搞技术的人都知道，偷来的技术没什么用，充其量就是满足一下好奇心，既然如此还冒那么大的风险去偷什么技术呢？这完全是个得不偿失的买卖。

谎言四、中国没有遵守WTO的规则。

中国有没有遵守WTO的规则，有两件事可以充分说明。一个是WTO怎么说？另一个是美国有没有控告中国？

WTO的规则是以美国为主制定的，充分反映了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利益，这其中也包括了争端解决机制。WTO前总干事拉米明确说中国没有违反WTO规则，这是一个最权威的回答。美国也没有为此将中国告上WTO争端解决机制，这说明美国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所以，结论是很清楚的。

谎言五、中国要打贸易战，中国不愿意做出让步。

据说，注意，仅仅是据说，中国最早曾经想满足特朗普的要求，购买美国2000亿产品，但是双方团队在一起算来算去发现根本不可行，因为除了美国根本不想卖给中国的东西外，美国根本没有那么多东西卖给中国，有的东西，虽然美国有，但是中国想多买也不可能，因为生产不出来。

满打满算，双方团队也就搞出了一个500亿的单子，特朗普不满意，又捏着鼻子增加了200亿，这些东西中国买回来都不知道往哪卖。所以，中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中，释放了最大的诚意。问题在于，美国的真实意图并不在贸易。所以经过多轮谈判后，中国已经明白了美国的真实意图，这个谈判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

关于这个问题，与美国企业界有广泛联系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院长Geoffrey Garrett有一段讲话，我将它照录如下：

怎么看待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华尔街日报》曾经表达了一个观点，特朗普希望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几乎是不可能的。

文章引用了两个例子，第一是计算机的芯片，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美国的电脑芯片大量销售给了日本和韩国，然后进入到中国市场进行产品组装，再将成品计算机出口到美国。在这方面美国可以做的就是进一步输出更多的芯片，这也就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但是这不过是在财务上面做出改变，不会改变实际状况。

第二个例子是波音飞机。中国的航空市场正在实现长足发展，但为什么波音不在中国增加飞机的销售呢？主要是因为它的产能满足不了这个要求，即便特朗普说我们希望波音飞机增加对华出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产能摆在这里。所以要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来改变现状是不现实的。

谣言六、中国误判美国，中国的宣传错误，促使美国围剿中国。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表文章指出：

共和党总统小布什刚上任后，就表现出了对中国的极大敌意。在小布什之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一直希望和中国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然而，美国在对中国的身份定位这个问题上，缺乏两党共识。

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就猛烈抨击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并说中美关系应该定位为一种竞争者的关系。小布什竞选总统时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于2000年1月撰文，声称：“即使有人主张和北京有经济往来，中国仍然是亚太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其军力目前无法和美国抗衡，但是这一状况并不一定会永远如此。我们知道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还有未解决的重大利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一直不满，这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国家’，而是一个想让亚洲的均势发生有利于自己的改变的国家。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中国是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曾经所称的‘战略伙伴’。”9•11之后，小布什曾脱口而出“这场反恐十字军战争是要花时间的”。小布什将反恐战争比作十字军东征就是“文明冲突”思维逻辑。（虽然小布什在之后多次否认美国和伊斯兰存在“文明的冲突”。）

可以相信如果9•11没有发生，以小布什为代表的共和党右翼会把和中国的冲突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领域，也许会减缓甚至冻结和中国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交流。《华盛顿时报》曾发表评论：“如果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没有发生，布什政府很可能会把其注意力集中在(应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对美国的支配地位所构成的威胁上。”没有9•11，中美的贸易战可能在2001年就会发生。

黄亚生对美国的两党问题有一定的偏见，实际上在奥巴马时期，主张对中国进行经济战嚷嚷最厉害的，就是现在的民主党主席舒默。

美国今天对中国的围堵，在美国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并且是两党共识，还有相当的民意基础，原因就在于，这是一场文明的战争，是由中国实力的增强引起的，它与什么宣传之类的事儿毫无关系，想想看，美国的政治家能看中国的宣传片吗？

这种扯淡的事儿也有人信，中国文科知识分子的智商真的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中国在一开始，确实对美国的意图有误判，对于这个误判，中国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律学家等等负有相当大的责任。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

（作者系国家一级导演，93年后转入经济、管理理论研究和投资，著有《现代管理新视野》等；来源：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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