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起的改革开放，是从开放中国的国内生产系统，使之服从于市场机制的法则——同时，对全球贸易开放——开始的。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框架内，随之而来的，是资本投资的自由化：外资被引进中国，后来，中国的投资也走出了国门。

但直到现在，中国都还没有融入国际货币与金融系统：中国的银行，都是受中国政权控制、从根本上说属于中国的银行，人民币的汇率，也是由央行也即政府决定的。在促进GDP增长，并因此而打开了一个“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这个赶超的结果，将是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的可能远景的意义上说，这个系统是成功的。

现在，中国正在思考深化改革开放的下一个步骤，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就是“开放资本项目”，这意味着：一，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与中国的公营或私营银行竞争；二，取消人民币的固定汇率，允许自由的国际市场起作用，生成可变的、浮动的汇率。

同时，中国也在批评当前的全球化系统，它认为这个系统方方面面都服从于大国，特别是美国的“霸权”。这个看法的言下之意是，全球化的经济层面，也和在真实世界中运作的政治的、和地缘战略的权力有关。这个联系，的确也辨认出一个经常为经济学教授所忽视的重要现实。中国为“另一种模式的全球化”——“非霸权的”全球化——而斗争。

因此，我们应该仔细地考察加入全球金融化的提议，并回答以下这组问题：

这一举动会促进中国的增长吗？

还是说，它将是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障碍？

人民币的浮动汇率，会给中国成为能够与其他金融大国，特别是美国及其美元竞争的、真正的全球金融大国，带来更多的机遇吗？

总之，相信西方大国会容忍中国成为强大的世界经济体，并接受中国成为大金融操纵者“俱乐部”的一员，是明智的吗？

还是说，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地缘战略，将计划采取行动，来确保中国的追赶计划以失败告终？并且它们会为这个目的使用一切的手段，无论是经济的、金融的、还是最终军事的手段。

邓小平说，要实事求是。这正是传统的专业“经济学家”——所有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在美国接受训练和洗脑的中国“专家”——做不到的。

传统经济学家发展出各种建立在一个完全是想象出来的、与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系统毫无共同之处的世界的基础之上的，关于他们所谓的“自由而透明的竞争”（包括全球金融市场中的竞争）的“理论”。他们假设：数百万“个体”在市场中活动；这些个体都是“理性的”——共享对市场中的运动的“理性预期”；他们得益于帮助他们理性决策的、正确透明的信息。

这些假设没有一个反映了真实的世界：统治当代资本主义的，是一小撮体量巨大的垄断寡头（金融垄断），它们控制了商品和主要的服务的生产、银行、保险公司等等；还使那些看起来独立的行动者（农场主，中小规模的企业）从属于分包商的地位，并因而使它们生产的剩余，转化为不断增长的垄断租。

同时，传统经济学家忽视了把金融交易的目标，和美国及追随它的盟友（欧洲和日本）发展出来的地缘战略的目标关联在一起的密切联系。这些关联反映了这个“三巨头的集体帝国主义”的全球政治战略，其目标，是通过使用一切手段——“经济的”，更具体地说，金融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来维持这个集体对全球的排他性的控制。当代事件的历史，和对这些事件的分析，说明了这些行为。

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模式，允许它为外国的投资制订条件（关于和中国的公私资本共享产权、转让技术、转让利润，等等）。如果中国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系统的话，那么，外国的资本就不会再容忍这样的条件了。

“市场浮动汇率”系统会使经济增长变得“稳定”吗？

可变汇率，作为一个体系，在1973年为取代由美国单边决定相对稳定的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建立起来的，三巨头（欧洲和日本）的伙伴们接受了这个体系，并把它推行到几乎所有南方国家。

五十年后，这一实践的后果是什么呢？

首先，新体系并没有带来稳定性，甚至从相对的角度，参照主要货币（美元、日元、英镑、马克、欧元）的汇率来看，也没有。相反，我们见证了巨大的波动（比如说，在几个月内，美元对欧元的汇率从1.5倍跌到三分之二）。这样的波动，并没有反映出相关国家的竞争力的变化（在生产力不平等增长的支配下，竞争力水平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它们是投机性的金融投资的开放市场带来的结果：而使后者成为必然的，又是利润剩余的持续增长（这些剩余，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系统下，又不可能拿去重新投资、扩大生产系统）。

其次，就主要货币（美元、英镑、日元、欧元），和几乎所有南方国家的货币之间的汇率而言，新体系也带来了持续的贬值。这样的结果，是金融垄断资本在南方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实际资产（工厂、矿藏、森林、土地、银行、保险等等）的手段。因此，它没有促进增长，反而加强了掠夺。

在这方面，让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印度已经从一个有限控制其资本项目的系统，变成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的结果。

中国2015年的GDP，按购买力平价来算，是全球GDP的百分之十八；按现值美元来算，是全球GDP的百分之十六（这个差别很小）。

 

印度的GDP按购买力来算，是全球GDP的百分之八；按美元来算，则不到全球GDP的百分之二。

这个差别是巨大的，它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战略——抹杀数百万印度生产者的竞争力，把他们贬低到分包商的地位，以便他们生产的剩余转化为西方垄断资本的租——取得了成功。

中国向一个可变的“市场”汇率系统发展，会带来完全相似的结果：数百万充满竞争力的中国生产者会被消灭；赶超的梦想也会因此而破灭。而这，确切来说，正是西方垄断金融资本的目标。

那种认为中国只要对这个整合的全球市场采取“聪明的”政策，就能避免这样的结果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

难道印度人就愚蠢吗？那么，为什么印度的领导人要接受这样的买卖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印度国内）一小撮与外国金融资本联营的次属公司，从他们的合谋中，牟取了巨大的财富。这一实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买办阶级，当年联合英国金融资本创建著名的汇丰银行（这个银行原本是为了给鸦片战争提供资金而建立的！）的，就是这个阶级。

据说，可变汇率能降低交易成本，并因此而有利于出口的增长。这是错误的：决定出口量的，是另外一些更加重要的因素（产品的性质和产量）。而且，为什么中国要持续追求这个目标——即，以高于其GDP增长速度的速率，扩大它的出口——呢？这个选择是荒谬的：相反，中国应该更加优先考虑它的国内市场，以降低其脆弱程度，实现更好的福利，纠正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可变汇率加大了国内经济政策的选择限度吗？没有，相反，它限制了那个限度，因为在可变汇率下，国家政策就只能从大国允许的那些选择里选了。欧洲的案例为这样的限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欧盟的框架下，其成员国的腾挪限度大大缩小了。

关于增加中国的资本出口，以取代中国的剩余全部投向美国的债券：只要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通过军事干涉的威胁，来保护它的资产，那么，它就不能避免在国外购买实际资产（公司、矿藏、耕地）的脆弱性。加入全球金融系统并不能降低这种脆弱性。

多亏了对资本项目的控制，中国才没有受害于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亚洲的其他融入了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国家，则饱受那次危机的摧残。外国金融资本把危机的代价转嫁到了那些国家，使它们的货币贬值，这样，在印尼的外国银行就可以以极低的价格购买林地（后来变成了棕榈油生产基地）、矿藏等等。

在不远的、可见的未来，还会发生类似的，由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如果，在这个时候，中国真的走向现在提出的那种新开放的话，那么，在危机中，它的财富将遭到巨大的破坏和掠夺。

我相信，美国为首的三巨头无意招募新成员，反而会尽一切努力来维持它们对这个地球的全部控制。相信它们会接受中国的赶超计划，是非常幼稚的。

在这方面，俄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了，它争取被承认为这个专属俱乐部中的一员的权利，是如何为其他所有成员所拒绝的。叶利钦放弃了他手中所有的资源，简单地完全恢复了资本主义。但就算是这样，俄国还是被拒绝加入“欧洲”和北约的权利。

西方的战略目标是，把俄国贬低为原材料的提供商，并且，有可能的话，把它残余的工业，也压到分包商的水平。

针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已经是可见的了。北朝鲜和伊朗已经被美国、欧洲、以色列、日本选择为最终军事干涉的目标；达赖喇嘛和维吾尔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得到了这些势力的支持，而它们为的是从那些地方开始，分裂中国。

与此同时，经济制裁又如何呢？

美国给了自己超常的特权：否认国际法的合法性，以及，把美国法律的优先性摆到国际法之上的特权。因此，当它决定制裁一个国家（现在是伊朗）的时候，它同时迫使世界各国也来执行这些制裁；否则，美国就会把惩罚扩大到它的同伙身上（包括欧洲）。欧洲会接受（即在美国的威胁下参与制裁）吗？我的回答是，会的，尽管这些制裁给欧洲的公司和银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是，只要中国与金融全球化保持距离，针对它的制裁，就其有效性而言，就仍然是有限的。例子是：当一家在信息科学领域运作的美国公司退出，中国就会立刻引进一家和它竞争的英国公司来取代它。如果美国对中国的一些出口商品进行制裁的话，那么，中国就会报之以类似的制裁。如果允许外国银行进入国门的话，那么，中国就会失去这个巨大的优势。

结 论

没必要急着加入全球化的金融系统，这个系统，只是华盛顿维持美元排他特权的保障而已。而且，当前的整个全球化模式，都已经陷入危机了，这就为系统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机会。留在外面，可以为替代性的独立的区域系统的可能建构打开空间，而后者，又将为一种替代性的非霸权的全球化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