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并非国家治理的唯一目标，它从来被置于稳固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两大前提之下，因此，有着高于经济发展的“人为计划性”和别于他国的中国特色。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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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到底是什么，这一直是容易引发争论的、让人无不焦虑的话题。

早在1948年，青年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用“冲击——反应”模式解释中国的现代化之旅，在他看来，“西方是中国近代转型的推动者，是西方规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面对这一冲击，中国作出的回应是在逐渐引进引起“永久性变化”的要素的同时，背弃传统的“周期性变化”模式，走上现代化道路。

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当费正清编完厚厚十五卷《剑桥中国史》之后，他却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新史》中他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尽管受到西方的影响，但是，主要仍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不过，直到去世，费正清仍然没有解释清楚，中国变革的内在动力与西方制度创新之间的互融与冲突关系。

就如同在文化思想界发生的情景一样，关于本轮经济改革的制度对标体以及它的动力源，从改革的第一天起就出现了分歧，一度竟表现得十分激烈。直到进入第四十个年头的今天，这一悬疑的课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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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中，曾用“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来形容中国的本轮经济变革运动，“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当他在2008年写下这段文字的，也许已经预见到接下来的十年，中国改革的独特性仍将让人在好奇中忐忑不安。

从四十年的历史来俯瞰，科斯的判断也许只对了一半。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并非国家治理的唯一目标，它从来被置于稳固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两大前提之下，因此，有着高于经济发展的“人为计划性”和别于他国的中国特色。对这一现状的漠视，造成了很多中外学院派学者的长期误判。

2015年9月，曾因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而名声大噪的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他的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他修正了十多年前的“历史终结论”，提出一个国家的成功发展离不开三块基石：国家能力、法治与民主责任制。在他看来，中国与美国分别处于这一政治秩序的两端，中国拥有强大的政府，能够有效快速地落实各种民生政策，但它需要在法治和民主上继续努力，而美国虽有法治和民主，但由于制衡体系过于庞杂繁复，“制衡效率太高”，导致联邦政府的施政能力低下。

福山的现实主义修正，对解读中国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一开始，看到中国的城乡变化，很多经济学家都吓出了一身冷汗，现象的复杂性难以用既有的理论予以解释，因为它们暗示着诸多“意外”的协调一致。最后，人们终于克服了这个问题，办法是回到人的欲望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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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本部企业史所描述的无数细节，我们可以发现，在缺乏长期性顶层设计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变革的动力来自四个方面：

制度创新

四十年以来，恢复及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与作用，一直是中国治理者在持续探索的方向，其间的稚嫩、反复及彷徨，构成了改革的所有戏剧性。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国有资本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这也成为制度创新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容忍非均衡

中国改革的非均衡特征和“灰度治理”，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独特秘笈，它既包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给予外资集团的超国民待遇，甚至还有对环境破坏的长期容忍、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剥夺，以及民营企业家对现行法律的突破。

规模效应

庞大的人口规模为中国的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红利，这使得每一个产业的进入者都有机会以粗放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核心竞争力。“巨国效应”及规模所可能形成的势能，无论是产能、消费力还是资本能力，往往会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和模式突变。

技术破壁

相对于制度创新的反复性，技术的不可逆性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准入性壁垒，从而重构产业范式，并倒逼体制内改革。这一特征在改革的前三十年并不突出，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很多产业的原有基础设施遭到毁灭的破坏，带来了竞争格局的焕然一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技术的破壁能力将在更多的领域中持续发酵。

中国的整体国家能力的形成，带有鲜明的集权体制特征和代价性，同时也呈现出基层组织创新和人民创造历史的热情。从费正清到罗纳德·科斯，以及所有现世的中外学者，都试图破解“中国之谜”，这个任务仍有巨大的解释空间。

关于改革开放的四个动力，在12月30日灵山梵宫的“吴晓波年终秀”上，吴老师将给出更详尽的阐述。

除此之外，吴老师还会在主题演讲中说一说更多的过去40年的故事，我们还请来四位神秘大咖，从人、技术、资本和宏观经济四个方面解读，2018年之后的我们，会怎样生活。